孟飞 | 学者的自我发展绝不可能脱离健康的学术共同体【第二届青创奖获奖作者发言特辑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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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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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自我发展绝不可能脱离健康的学术共同体

孟飞 | 东南大学博士后，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

本文为由作者在《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的发言修改而成

3月21日，《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在上海社联举行。大会不仅对本次征文进行了回顾评价、对获奖作者给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会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开放的表达与交流平台。诸位青年才俊围绕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发言探讨，不仅体现出获奖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启发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更为深入的探索与争鸣。以下，我们将每天推送一篇获奖作者在现场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学术随笔。一方面作为他们对本次学术征文活动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供读者诸君学习借鉴。愿他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够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并祝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更期待不远的将来，有更多超越他们的青年学人涌现出来。

孟飞

提名奖《物的嬗变——南京长江大桥文化史》一文作者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就关心的话题展开深入的交流，针对论坛规定的题目——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学术共同体建设和拙文，我谈一点粗浅的感受，望各位同仁指正。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青年学者，和学者的称号相比我还差的很远，因为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时一定要有指向性，如果你确实把自己当作是学者来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这种自觉。然而，我现在还稍显不自觉，或者说，在处理学者身份的时候，存在某种撕裂的感觉以致不能专注于学问事业。其实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党校老师。我在课堂上面对的大多是各个级别的党政干部，在解说《1844年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资本论》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他们的眼神是游移的，因为他们更关注的是当下的现实问题，是你用什么方法来佐证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现代化道路是正确的，党和国家想让你来提供这样的智力支持，这应是一个党校教员乃至中国学者的自觉。于是，我必须积极调整自己的研究视阈，把聚焦点转移到中国的转型和变化上。

恰巧在2016年的时候《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给广大青年学者提供了极好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站在各自的学科背景下，发现和解释当今中国的转型问题。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我和一些学生探讨南京的物质文化遗存如何在当代发生了意义偏转。有人提到了南京长江大桥，2016年下半年，按照南京市政府的规划，年迈的长江大桥将封桥进行全面整修，以迎接2018年大桥建成通车50周年的日子。南京长江大桥的翻修是存续其通行的交通功能，隐去了地标景观的意识形态蕴涵，无意间抹除了政治遗产的表达，虽然没有拆除装饰符号，但其目的与当初制造社会主义繁荣奇景已相去甚远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它恰当地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展示了物在其物质性之后潜藏的解释潜能是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历久弥新的。无可怀疑，当初的南京长江大桥是通过功能性和政治性的同一来作为“多快好省”进入社会主义的征兆，建筑本身的宏大规模和繁复装饰彰显了权力、知识、建筑的综合，在艰难的政治、经济语境下鼓足精神、集中力量建设大桥，在更大程度上是静态社会的正确秩序化，又延展为在动态的社会跃迁中长期地规训社会的次级团体。不过这个规划现在看来显然失败了，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南京长江大桥遭受的非议甚嚣尘上，它不再是一个完满的形象，它可以被涂改，甚至有人提出炸掉大桥的议案。于是，整个写作计划是通过南京长江大桥这个建筑（或曰精神地标），布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史（人们的精神生活史），重点阐述了南京长江大桥诸解释文本的社会背景和演化过程，南京长江大桥的意义传输和接收形式的产生机制和构造原理以及南京长江大桥各种意义模式的目的和性质，在创造综合中解释这些差异因素如何可能。

通过对南京长江大桥意义变迁的研究，在我看来，我只是用这个写作过程完成了一种尝试，即说明了文化现象和文化研究的“爆炸”无论如何都是当代的：一是社会生活越来越受到符号、象征和媒介的影响；二是人们追求某种精巧的、符合时宜的外观来构建身份认同；三是不平等和公民参与的实践隐含了包纳、排异等等修辞。因此，它们也可以被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私人性和智识性都可以在文化观念和典范中加以解释。

我发现，一个前沿的论文计划要求青年学者更具爆发力地去寻找研究对象，更有创造力地整合现有的学术资源，更富个性地对待跨学科的现实问题。而我认为，个性化的学术研究氛围还没有在青年学人中形成，就像先前我说到的那样，我和许多年轻的研究者一样，没有很好地解决个性化发展和社会化规约的关系。

在学界，我们明显地观察到，有两类文章数量浩大，一类是紧跟重大理论问题和大政方针的文章，不过我们仔细去辨别的话，这些文章大多数是人云亦云的重复论证，非常像《黑客帝国》里的生产方式——母体与子代没有任何区别。而另一种文章的倾向是玄而又玄的理论阐发，晦涩的语言联结了繁杂的国外思想资源，就像新浪潮时期的独立电影，很难让人卒读。

我以为，这两种倾向恰恰表征了个性化和社会化的脱节、断裂。一个人也好，一个学者也好，他的养成是个性化与社会化双向互动的过程，更多的人会承认在中国较多地被社会化所规约。比如以我亲身的例子来说，在我很小的时候跟父母和奶奶生活在一块儿，奶奶身体不好，我父母负责照顾他，当我放学后，我先回到家。奶奶虽然没有上过学、不识一个字，但每天都会跟我说同一句话：你要学会做人啊！就中国人来说做人是很焦虑的事情，你动不动，就是一个“非人”。中国传统文化的挤压让你必须从小到大都保全一个正面的道德体，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又比如小时候，捡到一块钱交给了警察叔叔，在作文结尾处的标准句式是：这是我应该做的。可以看到，中国人更多的是在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伦理的约束之下秉持做人的底线，而在当代又受到了近现代以来苦难历史的重负，还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挤压等等。上述压力，给中国人或者中国学者展现自己的个性，构建了种种障碍。不过当今的中国学者已经有足够的空间和底气去破除这些障碍。特别是年轻人，更应该满怀担当，敢为人先。

我觉得一个学者的自我发展绝不可能脱离健康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是包裹着学者的“母体”，它传输给一个学者必要的给养，比如学术规范和学术价值观念等。另外，在优秀的学术共同体中还能给你充足的方法论和技术路线支持，比如今天《探索与争鸣》举办的青年论坛，我受益良多，收获了老师同学们跨学科的理念和视角。这就是学术共同体的功用，而每个个人又应“做自己”，摆脱人云亦云的做人、作文模式。正如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每一个普遍的概念都以特殊的方式还原到现实，我们不应退缩人后，反而应该勇于争先，做出真正的学问，一方面是对理论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是对当下的深切关照。

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记得前段时间看过一部电影《生化危机：终章》，很多人认为是烂片，陈词滥调的情节设置，但我从中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一个被克隆出来的女人，结果她的人性展现比她的母体更加辉煌、更加灿烂。希望在座的年轻人都有学者的自觉，做出一些既赏心悦目又与中国现实勾连的好文章，谢谢大家。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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