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 那些最美好的年华里，接受了多学科的系统学术训练是必要的【第二届青创奖获奖作者发言特辑之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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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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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最美好的年华里，接受了多学科的系统学术训练是必要的

李涛  | 东北师范大学

本文为由作者在《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的发言修改而成

3月21日，《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在上海社联举行。大会不仅对本次征文进行了回顾评价、对获奖作者给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会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开放的表达与交流平台。诸位青年才俊围绕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发言探讨，不仅体现出获奖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启发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更为深入的探索与争鸣。以下，我们将每天推送一篇获奖作者在现场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学术随笔。一方面作为他们对本次学术征文活动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供读者诸君学习借鉴。愿他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够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并祝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更期待不远的将来，有更多超越他们的青年学人涌现出来。

三等奖《 “惩戒术” 与 “关爱体系” ——中国西部底层乡校

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研究》一文作者

李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国资博士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广西钦州学院兼职教授，任国际学术辑刊《中国农村教育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执行主编。主要从事社会学、教育政治学、农村教育、公共政策研究，在“hommes & migrations”（法国）、《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行政管理》、《探索与争鸣》、《社会科学》等刊文1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等5项，多篇被《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所撰专报获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

我之所以选择从事农村社会学与农村教育的研究，源自于本人的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我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市，在这个中国西部城市中，有非常丰富的底层人物和底层故事：一方面来自于亲眼目睹，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口耳相传。我尽管出生于城镇，是城镇户口，但家族内部仍有一些亲戚还在农村，基于父母工作方便的缘故，我从小也跟随外婆在农村生活。因为外公西北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城市工作，所以每次回乡都会带很多特别洋气的东西，因此从小便在我懵懂的内心深处建构起城乡有别且城优于乡的最早印象。尽管现在回想起来乡村子夜飞舞的萤火虫、充满稻香的泥田、门口的石榴树和竹林下的小溪、充满梦幻想象的蛐蛐叫和满天星，是我至今回忆幼年时最为快乐的记忆，但那时候却一定是倔强的认为城市显然比乡村更美好。

后来稍大一点，就被送回到了父母在城镇的家中接受城镇中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但总记得只要学校一放暑假，就会被父母送到农村亲戚家去住上很长的一段时间。虽然被父母口头称之为去“避暑”，但实质上却是他们背后所说的去“锻炼”，希望我能感知农村生活的艰苦，从而发奋图强好好学习。然而那时候我亲身感知到的乡村世界却并不艰苦，反而处处洋溢着天真无邪的快乐和幸福，记忆中在农村亲戚家的那些时光，亲戚们总是对儿时的我说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好好学习，如果不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就只能到农村当农民”，第二句话是“以后上了大学，当了大官，还认不认我们这些在农村的亲戚呀，还会不会经常回来呢？”，那时的我总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好好学习就不能去农村当农民呢？当农民难道都是不好好学习的吗？为什么我就不认他们呢？亲戚难道不是像父母亲一样的人吗？都是无论怎么也无法割断的吧？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问呢？我为什么不能经常回来呢？农村的风景那么美，还那么好玩，有新鲜的水果可以吃，还有清澈的小河可以摸鱼，最重要的是可以远离父母获得自由，同时还有那么多和我不一样的农村小伙伴们，我总觉得他们真的好幸福，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根本不像我每天下午必须按时回家完成作业之后还要被父母逼迫着去练习毛笔字，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要被逼着阅读古文和散文，还要每天完成一篇作文加背二十个成语和歇后语，还经常被随机抽查以检验是否忘记了。而那些农村的小伙伴们真的很厉害，可以带我去“偷”人家的西瓜，可以去灌满秧水的田里捉青蛙，个个都那么神气，他们真的是我儿时心中真正的英雄，每次和这些小伙伴比较时总觉得自己很不幸，甚至有时候怀疑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所以，每次当我被追问到“还认不认”和“要不要经常回来”一类的问题时，我都在充满诧异的一瞬间之后不假思索的说肯定要认啊，肯定要经常回来啊。

后来随着我步入中学，课业压力渐趋增大，父母也就不再主动送我去农村待过长的时间，主要怕耽误学业和课外学习时间，因此去农村亲戚家的机会和时间就都少了。而为了能够保持每学期年级前几名的好成绩，在假期中也被父母逼迫着提前对下学期的教材做预习并做永无尽头的奥数题、每天从不间断地进行毛笔书法练习、写永远难以被父母赞誉的作文并将那些上学期写过的作文再一次工工整整的誊抄在用来做历史保留的更精致的笔记本中，慢慢的我就在这种被迫中形成了一种自主学习的习惯，慢慢的我也形成了对这种“学习至上”文化的主体认同，我甚至开始主动的以“学业为重”的理由而拒绝农村亲戚们的邀请而很少再去农村待上一段不短的时间，慢慢的我也习惯了选择待在城镇，或在家中，或宁愿去远方同样是城镇的亲戚家中，即便是在我休闲时间还比较充裕的高中毕业后和大学时光，我也更习惯于坐在电脑前喝喝清茶、查查新闻、看看电影、聊聊天。我甚至对在农村住上一天都感觉到困难，因为没有网络、交通不便，更重要的是我在农村感觉到交流困难，农村亲戚们不停向我谈论的那些生活琐事，实在让我觉得毫无生趣。实在倾听不下去又不好冒然离开时，就只能转移他们对我的聊天话题，问问那些我儿时的农村小伙伴们现在都怎么样了。然而被告知的结果却让我感到苦涩，他们而今不是在当农民，就是在外边打工，或者早早步入婚姻，或者不幸夭折，目前被他们认为最有前途的也不过是一个通过高考进入到一所并不知名的军校读书而毕业后在西藏当军人的农村小伙伴（底层的话语逻辑显然和社会主流不一样，在他们眼中，甚至像北大、清华一类的名牌大学显然都不如军校，因为读名牌大学意味着更高的学费、更长远的不确定预期以及离农村家里人更遥远的可能，军校被他们认为是最有前途的，因为可以不用交学费，还有国家免费发放的军服和伙食，同时毕业后还“包分配”，这种独特的底层逻辑显然是任何一个熟悉了城市精英话语的人所难以想象的），这个小伙伴曾经靠父母卖血而勉强在乡镇高中完成了学业，而现在给他父母邮寄了钱并在那个村落中建起了两间最好的平房，同时还比其他同龄人更容易地找到了更好的婚姻对象（在他们的叙述中，往往把更好的婚姻归类为以下几种：第一，对象是城里人，拥有城镇户口，家里在城镇中有住房和不错的家庭收入；第二，没有负担，对象也是大学生同时有一份在国家正规单位中的稳定工作）。

再后来，我政治学本科毕业后有机会进入到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作为《重庆市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总体实施方案》主要起草人之一和《重庆市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理论分析》执笔人，从事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的专项政策研究和方案设计，作为工作需要开始关注城乡教育，特别是城乡底层教育中的不公平现象，在渐趋深化的田野观察中我被深深的震撼，从而在情感上更亲近农村，也更理解底层。之后，我进入西南政法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主要从事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研究，硕士论文《“符号”帝国中的思想“牛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让·鲍德里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谱系中的一个截面》即是对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消费与符号社会哲学的研究，后来该论文还有幸被遴选为重庆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视角和学术风格让我从价值上进一步亲近与所谓的主流话语相对的“边缘”和“弱者”，从而对所谓的“次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而这种理论逻辑和之前的工作经历进一步使我在博士阶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攻读农村教育学专业，师从于邬志辉教授，将教育政治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展开《底层社会与教育——一个中国西部农业县的教育真相》的博士论文研究，围绕论文研究长达一年多所展开的文献查阅、问卷设计、资料收集、参与观察、田野访谈、数据编码、材料分析等工作场景似乎至今都历历在目。2014年4月，长达28万字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后来荣幸获得了吉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初稿完成后深深的感觉是紧迫需要进一步展开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因此，2014年7月博士毕业后即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师从于李春玲研究员从事社会学的博士后研究，之后近两年时间中不辞奔劳，在四川、广西、重庆、吉林、河北、北京等地展开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完成资料、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完成挂职工作，顺利完成了18万字的出站报告《农村寄宿学校中的中国子代：城镇化进程中的再生产日常机制研究》，于2016年6月完成答辩，期间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底层的孩子们：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阶层再生产机制研究》，顺利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等。诸多研究经历一帧帧如电影一般重新涌上心头，本以为每次研究结束写结语时，都会洋洋洒洒，尽细个中甘苦，定当泪满衣襟，然每次结语之时，却只觉眼角微微苦涩，竟感无语凝噎。努力希望憋出两句，却依然只得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唯念用时光去弥补种种过错，唯念此心至诚，用心而已！感恩所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他们分别是父母、恩师、恋人和朋友！

事实上，作为唯一一位《探索与争鸣》两次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大赛的获奖者（曾在2014年首届大赛中《中国乡村教育发展路向的理论谜题》获得二等奖），作为《探索与争鸣》的老作者和两次大赛的亲历者、见证者，特别感同身受于这几年《探索与争鸣》对青年学者的关注、帮扶和肯定，感动于这种在日益“功利”和“精致”的学术社会中，作为学术平台对青年学者的“敬重”和“守护”。

我始终认为真正优秀的思想作品往往是不经意间邂逅在莺莺燕燕曼妙处不期而至的美好，像水，曲弯而尽，自然流淌。而优秀的学术作品则往往是麦田尽头的日积月累，反复试错下的汗滴禾下，充满坎坷艰辛的丰收历险，如石，水滴石穿，精诚所至。事实上，令人惭愧的是，两次参赛获奖论文《中国乡村教育发展路向的理论谜题》、《“惩戒术”与“关爱体系”——中国西部底层乡校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研究》都既非思想佳作，亦非学术良品，或许也只是课题消费主义时代下被定期刻意制造出来的符号产品，难以逃脱被需要、被生产、被消费、被死亡的注定逻辑，但作为一个研究系列其持续的努力在于：深入中国底层社会之中，尝试在“教育”与“底层社会”之间搭建起“经验与理论”之桥，通过“阶层社会流动”和“再生产”透视微观社区中教育与底层社会的关系，希冀在“观察与解释”的细致探索中，首次从微观视角系统性的揭示中国底层社会与教育之间独特性的理论进路和现实风格。或许正是这种学术道义精神和探索的理想情怀，使《探索与争鸣》不吝给予青年学者更多的包容和厚爱。

底层社会是一个值得学界和政界高度关注的重点公共空间，发生在这个空间中的人和事用清晰而阵痛的事实真相提醒我们：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当下，发展仍然具有城乡、区域、行业、群体等深层意义上的非均衡性，制度和权利依旧具有内在结构与外在关系状态上的非平等性；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在实质公正意义上具有政治合法性现实依据的“差异补偿”性公共政策设计与实践还相当任重道远。生活在底层社会中因发声“无力”、“无效”、“无能”而无法掌控自身阶层命运的底层群体往往考验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良心，学术研究者和政策设计者究竟是用“冷性暴力”的漠视态度、“他者代言”的精英姿态、“越位臆断”的书斋方式，还是用“暖性亲切”的同情态度、“主体理解”的底层姿态、“在场发言”的田野方式，去揭示底层群体内在分化的真实利益诉求、理解底层群体外在复杂的行动逻辑、设计与底层群体深切相关的公共政策，这实质上是对一个国家和社会良心考验的第一步。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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