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 不可复制的乡村建设意义何在——兼与李昌平商榷【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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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复制的乡村建设意义何在

——兼与李昌平商榷

贺雪峰 |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原标题为《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

文中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编者按：2月4日，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乡村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农业迎来变革“新时代”。如何认识新时代城乡关系，化解三农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界关注的重点。《探索与争鸣》长期聚焦乡村问题，特邀多位名家学者，相互争鸣，为中国乡村振兴共享智慧。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九大报告也一再强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实施乡村振兴，必然意味着国家增加对农村的投入。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且不同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条件。择要来说，至少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东中西部的分化，即已经成为沿海城市带组成部分、完成乡村工业化的东部发达农村地区，典型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村，以及仍然主要从事传统大田种植业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农村。二是资源条件差异，典型的是具有区位优势或资源条件的资源型农村和不具有区位优势、也缺少资源的普通农村。三是农民的分层，即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群体和大多数收入有限的一般农户。

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显然不是要进一步加剧全国不同农村地区的分化，也就是说，并不是要进一步锦上添花，而是要重点雪中送碳，优先解决欠发达农村地区和较为贫困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存在的困难。

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中是必然趋势，中西部农村地区不可能再复制沿海农村地区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进城，其中主要是农村有进城能力的农户家庭进城，而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户家庭留守农村，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国家资源，应该用于帮助和支持中西部缺少资源地区留守农村的相对弱势的农民，从而解决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优先考虑谁的乡村振兴和谁的乡村建设的问题。

乡村建设的四种类型

即使只作最为简单和初步的区分，也可以分出四种差异极大的乡村建设，一是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二是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三是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乡愁的乡村建设；四是借城市中产阶级乡愁来赚钱的乡村建设。

（一）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流入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变得萧条起来，之前相对封闭状况下所形成的农村秩序难以维系，尤其是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基本秩序难以内生提供。而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农村仍然会有数以亿计的农民生活于其中，且农民进城失败后还要返回农村。因此，保持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具有重大意义。

正是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持，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通过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资源输入，让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可以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可以生活得好，从而为农村提供保底，将极大地减轻中国城市化的压力，提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保障中华民族顺利实现伟大的复兴。

因为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是在全国几乎所有农业型地区发生的，农村空心化与变得萧条就是当前中国农村最为普遍的现象，因此，国家资源下乡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秩序的保障，就是最为基本的乡村建设。这种乡村建设并非要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甚至不是要达到乡村最好历史时期的建设水平，而是要为无法进城或进城后难以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农民，提供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二）地方政府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建设

这也可以算作一种乡村建设。因为地方政府都有一定的财政能力，而打造若干新农村示范点，通常堪比城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不仅政治上是正确的，而且为电视宣传、为领导参观提供了标本。当前全国几乎所有县市都打造了若干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这些示范村都投入了大量财政资源，在基础设施和农民住房乃至环境方面都进行了大建设，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庄的物质条件普遍远好于周边普通农村，甚至不输于城市。

地方政府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可复制、难以推广。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只是将有限财政资源集中于极少数示范村。一个示范村的打造就意味着其他村庄可用财政资源的绝对减少。由于财政资源打造的示范村只能是“点”，而不可能是“面”，因而难以发挥真正的示范作用，这是当前地方政府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硬伤。

（三）城市中产阶级品位的乡村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小桥流水、绿树成荫、月明风清、生活便利的农村，不仅是农民的向往，更是生活在拥挤城市中产阶级的梦想。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艺术家们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以期实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诗意般的生活。

（四）借中产阶级梦呓来赚钱的乡村建设

由于中国已有庞大的城市人口，城市拥挤、喧嚣、远离自然的生活使得他们产生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需求。一些具有区位和环境优势的农村借此进行乡村建设，正是为了满足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消费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并从中赚取利润。一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大致对应这样一种类型。

三产融合的乡村建设

能靠城市中产阶级对农村生活向往来赚钱的乡村建设，需要具有区位和环境优势，而具有这种优势的农村是不多的。关键在于，虽然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城市市民阶层，但仅靠城市市民阶层到农村的消费来带动农民致富，这样的农村和农民就一定是少数。

具有区位和环境优势的农村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中城市郊区，二是风景名胜地区，两者若能结合就更好了。这样的农村可以通过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消费来赚取收入，甚至因此致富。比如农户可以开办农家乐赚钱，越是能吸引城市人来消费就越是能赚钱。

如前所述，具有区位和环境优势的农村一定不会很多，且因为城市中产阶级农村消费还相对有限，能靠城市中产阶级消费来赚钱致富的农村就更少。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目前真正有能力从城市中产阶级消费中赚钱的不会超过1万个，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特大城市郊区以及沿海发达地区，还有少数风景名胜区，总量不超过全国村庄的2%。

因为具有优势，资本就有进入这些农村投资的愿望，村庄中的农民就有通过乡村建设来获取利益的机会。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市场也有相对完善的配置资源的能力。这些村庄具有区位或环境优势，市场就一定会通过这些机会来赚钱。具体市场如何发现机会、资本如何进入，以及村社集体和农户家庭如何应对，只是一定会发生和迟早会发生的过程。在此需要强调，我们可以规范市场但不要干预市场，要相信市场会自动形成均衡。

当前，国家试图通过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来增加农民收入，甚至通过税收优惠、土地优惠乃至财政资金投入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增加农民收入。这里面就会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具有区位和环境优势的村庄本来就有较一般农村更多的获利机会，政府推动这些村庄一二三产业融合，甚至直接给予额外财政投入，只是锦上添花。而不具备优势地区农村的财政资源，被用于只占村庄极少数的具备优势地区的农村，其实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义的。

第二，政府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市场配置资源效率，造成社会经济效益损失。政府财政投入到不具备条件的村庄搞一二三产业融合，完全无法吸引城市中产阶级来消费，就会浪费资源。政府扶持本来就具有优势村庄搞一二三产业融合，就会造成其他具有比较优势机会村庄失去获利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说，凡是具有通过消费城市中产阶级梦呓来获利的具有区位或环境优势的村庄，政府其实都不应当再进行财政投入。而不具备区位或环境优势的村庄，政府更不应当想当然地以为，可以通过财政投入来让农民赚城市中产阶级的钱。城市中产阶级并不傻。政府财政投入可能引发农户投资却又无法赚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反而遭到受损农户对政府的不满。

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地方政府集中资源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甚至将地方几乎所有机动财力用于示范点建设，这样的示范点即便再好，也因为其难以复制而失去意义。相反，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集中财力打造不可复制的示范点，造成本来应当用于一般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不均。

地方政府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不只是将过多财政资源堆砌在一个点上而难以复制，而且可能引发示范点自身的各种问题。比如，过多资源下乡可能引发村庄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村庄内部缺少自身运作的活力，下乡资源无效使用，以及地方政府行政命令造成示范点建设缺少与村庄内在文化与生活的契合，规划不合理，建筑无品位。结果是好事不好办，好事没办好。

针对当前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集中财力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大都打造得不佳的情况，规划建筑界乃至艺术界和社会各界也介入到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建设中来。其基本路径是由地方政府花钱买服务，让有关机构和个人来协助地方政府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是由李昌平和孙君所主持的中国乡村建设院。

中国乡村建设院打造的一个典型是河南信阳市的郝堂村。通过李昌平团队的打造，郝堂村的乡村建设具有了品质与品位，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李昌平团队的打造，郝堂村具有了对城市人的吸引力，目前每年到郝堂村游览的人数已达数十万人，郝堂村村民因此可以通过诸如农家乐等来获利。李昌平团队打造的郝堂村于是成为对城市人有吸引力、又可以让本村人获利的一个典范。而且，李昌平团队通过引入村庄内置金融将郝堂村组织起来，在获利的同时又有良好的治理。

郝堂村的建设经验就是，地方政府出资进行新农村建设，李昌平团队通过制度设计、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让地方政府所花费的财政资源变成了一个具有活力、品质与品位，能吸引城市人来休闲，又能为本村人提供就业等获利机会的新农村，这样的新农村就比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所堆砌起来的、活力不足、难以持续、缺乏品位的新农村有了天壤之别。

也因此，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在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时，就愿意请李昌平团队来进行打造。地方政府购买服务，李昌平团队获得收入，同时将地方政府花费巨大财力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打造出品位与活力。当然，地方政府也不只是购买李昌平团队的服务，而是向各种规划、建筑、艺术设计团队或个人购买服务，以打造出好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地方政府也养活了若干诸如李昌平一类的乡村建设团队。

不过，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无论个案多么成功，其最大问题都在于难以复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示范点的意义。而李昌平团队通过制度、规划、建筑等设计，让地方政府打造示范点具有了活力、品质和品位，已经达到了一种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的极限。

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村乌托邦

因为对城市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拥挤的环境、远离自然的空间等的不满，城市中产阶级向往农村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环境，希望在农村中有一个亲密熟人社会的关系，并且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他们倾心于农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方式，物质生活不一定很富裕，自由支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闲暇却十分重要。蓝天碧水、鸟语花香、风花雪月，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冷漠，没有城市的雾霾。

长久生活在城市中的城里人应该都有一个农村梦，这个农村梦所要补偿的是他们在城市所缺乏的，一般城市人只是利用闲暇到农村去休闲，与大自然有一个接触；一些比较理想的中产阶级已经开始投身到农村寻找乌托邦的事业中，比较典型的是文化学者欧宁等人在皖南进行的碧山建设计划。

城市中产阶级希望到农村休闲，甚至有人直接到农村进行乌托邦式的乡村建设，这些都是无妨的。宁愿收入少一点也要到农村享受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或有能力保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两地生活，这都是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就像选择到名山大川旅游一样，只要你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完成，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在城市的人就一定有更加强烈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生活梦，且城市人有经济能力实现这样一个梦想。所有在城市生活的人都有机会到农村去体验自然，享受生活。

不过，当前中国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中产阶级的乡村生活梦想看起来还有点昂贵，只能由自己支付成本，若他们支付不起成本，也许只能成为他们的梦呓。事实是，国家财政资源还远未充足到要支持城市中产阶级实现乡村梦想的地步。

反过来，由于进城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还有不确定性，进城失败的农民还要返回农村，为了保证农民的返乡权，当前国家采取了限制城市人到农村买农民宅基地盖房的政策。因为国家担心，一旦允许城市人到农村买房，农民卖掉房子和宅基地进城失败后，就失去了返回农村的可能。对到农村买房的城市人来讲，他们在农村买房可能只是为了每年有几周时间到农村看星星、看月亮，而对进城失败的农民来讲，他们却可能是失去最后的退路与基本保障。

为大多数农民进行保底的乡村建设

其实，最为重要的、真正需要重视的、必须作为战略的、唯一正确的乡村建设，我认为是保底式的乡村建设。所谓保底，就是保住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最低底线，维持住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在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农村人财物大量流入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和变得萧条，农村原有的秩序难以保持，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资源转移进入农村，对于维护农村基本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保底的乡村建设与前三种乡村建设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样一种乡村建设并不指望农村比城市更好，而只是要保证还没有能力或不愿进城的数以亿计的农民，仍然可以在农村生活得下去，让进城失败的农民还能够退得回来。留在农村生活的农民，他们的生活预期不如城市中产阶级，但农村生活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有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有熟人社会，有自己的住房，生活在这样的农村其实比城市贫民窟要强得多，漂泊的城市生活远不如身心安顿的农村生活。

因此，保底的乡村建设就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一是必须照顾到绝大部分农村，尤其是一般的普通农村；二是以维持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国家财政支农资源如何下乡就大有讲究。有一种说法是国家资源下乡不能撒胡椒面，不然就看不到资源下乡的效果，主张集中国家有限财政资源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高标准建设新农村。在某种意义上，国家资源下乡还是撒胡椒面好，因为撒胡椒面可以让所有村庄都受益。

当然，如何撒胡椒面是有讲究的，国家资源下乡变成单纯的慈善就没有意义了。国家资源下乡与农民组织能力的提高必须要结合起来：要研究国家资源下乡提高农民组织能力的途径与办法，要充分利用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中既有的组织资源，要充分利用农村“中坚农民”与“负担不重的人”的力量，等等。这方面可以做的文章很多。

以上四种乡村建设，只有保底这样一种乡村建设才是当前国家应当重点支持的乡村建设，才是为绝大多数农民提供保障和福利的乡村建设。其余三种乡村建设不是国家的责任，国家政策更不要将这些乡村建设纳入支持日程上去。这涉及根本的问题，即乡村建设到底是为了谁？为谁的乡村建设才是正义的？

在现阶段，只有为占农村绝大多数人口的普通农民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正义的。当前农业获利空间有限，农村获利空间有限，中国经济增长以及获利机会主要在城市，所以包括农民要获得更多收益，就必须要进城务工经商。农民要想富裕，当前最好的办法是进城去寻找机会；而正是大部农民进城去了，才会留下有限的农业和农村的获利机会，为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增加获利空间。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农村开始空心化和变得萧条，导致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难以维系。而当前阶段仍然有6亿多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且进城2亿多农民工还要依托农村和农业，因为他们的父母或子女还在农村，他们进城失败的话，还要返回农村。

而通过国家资源下乡，以及各种制度设计来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让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仍然能够在农村安居乐业，就使得农民进，可以到城市获利；退，可以回到农村生产生活。城市就业机会多、获利空间大，就有更多农民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城市就业机会减少、获利空间小，就有更多农民留在农村安居。

又正是因为通过国家推动保底的乡村建设，农民在农村的生产生活没有破产，农民就不会作为流民流落在城市；反过来倒是，如果城市遇到经济周期导致大量失业，失业的农民工就可以回到家乡暂避。因此，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机，农村都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反过来，如果农村失去了保底的生产生活秩序，他们流落到城市，一旦出现经济周期和农民工的大量失业，这就意味着有大量家庭面临挨饿的危险。而大量流落在城市没有稳定就业的农民群体，一定会在每次危机中成为加剧危机的关键力量和转化危机的根本力量，经济周期可能变成社会骚乱，社会骚乱可能变成政治动荡，等等。看一看当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这一点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乡村的前途与保底建设

中国农村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衰落与萧条，这是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情况。另一个前途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乡村，成为修复城市人在城市受伤的休养地。

从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看，农村的前途整体是衰落和萧条的，因为现在经济机会主要在城市，农民都希望到城市务工经商以获得更多利益，农民也希望能在城市体面安居，享受到城市生活中的繁华便利以及城市文明。农民是没有乡愁的，他们只有城愁，就是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忧虑。

只有农民当进城了却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时，他们才不得不退回农村，农民进城是希望过上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而不是要在城市漂泊流浪。正是农民想进城，在进城，只有进城失败时才返乡，农村也必然变得萧条起来。

现阶段，城市人试图将农村作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空间，从而既获得城市生活的繁荣与便利，又享受到农村生活的宁静与自然，既有城市梦，又有乡村梦，这显然还有点奢侈。若要享受，就必须由自己支付成本。我认为，只有当中国完成了城市化，实现了现代化，才可能让所有人同时实现与大自然更多的亲密接触，甚至让更多的人同时实现城市梦和乡村梦。

从近期来看，由于中国农村一定会变得更加萧条，农村基本秩序也难以仅靠内生力量维系。因此，国家投入资源进行乡村建设，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就十分重要。这样一种保底的乡村建设，应该是当前国家三农工作的重点和重心。

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完成现代化和城市化，将来就可能有一个逆城市化阶段的到来，那时进城农民都有能力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机会，并因此在城市体面安居，国家也就有能力为城市市民提供相对便利的实现“乡愁”的财政能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村生活，也可以走入到寻常城市人家。

当前阶段，中国最大的乡愁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这个过程是艰难曲折的，是九死一生的，是要应对各种国内国际危机的，是一点浪漫都没有的。实现这个乡愁，就要为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的普通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底，从而让中国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现在的危险在于，在乡村建设中存在着一股浓浓的小情调式的乡愁，这种乡愁忘记了当前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具有强烈的个人情绪。而满足小资情调式的乡愁的乡村建设，则有点过于奢侈了。

那么，怎样进行保底的乡村建设？

第一，应当将国家主要财政支农资源用于服务于大多数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的农民，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而不是也不可能让他们在农村致富。以让农民致富为目标的乡村建设都只能是补充性的，是不重要的。

第二，国家资源下乡一定要重点用于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而不能直接补到农户了事。直补到户的大多数国家资源都发挥不了应当发挥的作用。资源下乡必须与调动农村社会内在活力挂起钩来。比如，成都通过村民议事会来使用国家转移而来的资源，将自上而下的资源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在村庄对接，就可以激活村庄组织能力。

第三，一定要充分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组织制度的优势，来适应农村生产力变化的形势，为农民提供最好的服务。例如，正是土地集体所有，有可能使中国农村彻底解决困扰东亚国家和地区（日韩和中国台湾）的土地细碎化的问题。

第四，要注意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推广各种轻简的农业技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辛苦程度，并为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提供条件。在普遍机械化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就不再需要肩挑人扛，就不再是重体力劳动，农村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也干得了，农业生产就如同城市人种花养草一样。

第五，要注重农村文化建设。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尤其是老年人种自家承包地，每年农忙时间也就两三个月。大量农闲时间如何度过，闲暇是否有质量，就涉及农村生活质量的高低。建立老年人协会，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是新农村保底的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六，要善于利用各种制度创新来推动乡村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比如，李昌平提出的村庄内置金融，就是一个相当有效的通过金融手段来提升农民组织能力的办法，值得所有村庄推广。

第七，国家要为农村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如水电路等，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这方面目前做得总体不错。

第八，要善于利用农村社会中既存组织资源进行建设，比如可以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像广东清远利用宗族资源进行的自然村自治；也要注重利用农村一些家庭负担不重但精力好、权威高、有热情的老年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建设村庄，像湖北秭归的幸福村落建设。在农村大量人口进城以后，就给农村留下了一定的从农业和副业中获利的机会，从而在农村产生出了“中坚农民”。这些主要收入来自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农民，就是最好的村干部人选和保持村庄治理秩序的骨干力量。

第九，要利用从村庄中外出的乡贤力量反哺搞建设。

第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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