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 从学生群体视角重写近代思想文化史【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一辑·瞿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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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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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 第一辑·瞿骏
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
开栏语:“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活跃而有创造力的青年群体,是一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学术的进步,同样依赖于青年学人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探索与争鸣》现正式推出“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系列专辑。本计划诚邀全国青年学者聚集“一书、一人、一领域”,入选“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的青年学者,本刊将围绕其所申报论著涉及的学术和思想论题,广泛延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在《探索与争鸣》刊物上推出专辑。编辑部希望借此形式,鼓励青年学人提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的观点,将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作出努力。“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一期已于2017年12月4日举办,针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的新著《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话题展开研讨,主题为“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现就其内容推出专辑以飨读者,期望广大学者参与讨论。
从学生群体视角重写近代思想文化史
周勇 |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
周勇教授
清末新政以来的系列体制改革措施虽未能将王朝从灭亡命运中拯救出来,却在文化社会层面引发了诸多变革。以改革科举教育体系、发展“新学堂”为例,此举让中国社会目睹了“学生群体”这一新兴阶层的诞生与壮大。这一新兴阶层必然会释放巨大的生命能量,进而在政治、文化等社会各领域的转型进程中刻下痕迹。由此包括思想文化史在内的近代史研究便不应忽视考察学生群体在诸多社会变革事件中的表现及作用。
之所以有上述理论交代,是为了确立一个分析起点,以便可以恰当地解读瞿骏新著《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以下为行文方便,简称《天下为学说裂》)的学术贡献与价值。总的来说,瞿骏这部新著在考察近代思想文化变革时,十分注意从学生群体的“在场”经验入手探索新路,其学术努力不仅可以丰富、深化近代史界既有相关研究,而且具有积极的跨学科启示意义,可以为教育学、社会学尤其教育史学界拓宽视野与议题提供有益参照。
瞿骏:《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10月
近代史研究:教育转向与学生视角
就视角而言,包括思想文化史在内的近代史研究往往不大重视“教育”,或者很少会从教育入手考察近代社会演变。与此同时,教育学界虽然将教育列为学术生产的头号关注,但其宗旨却是改革优化中小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而不会花时间留意近代史学界的议题,或通过研究教育,探讨近代史学界关注的诸种社会变革事件。当然,此为分科学术体制造成的一般学术生产疏离状况。如果从个人层面来看,无论史学界,还是教育学界,都可以看到不少跨界的视角整合努力。
即如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便有诸多学者热衷于从“教育”角度入手,开拓考察近代文化社会变革的新路径,其跨界开拓努力之一可用“教育转向与学生视角”予以概括。上世纪90年代,桑兵教授推出专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革》,将视野转向晚清新教育体制发展,进而从新教育体制培养的规模日益壮大的学生群体入手,为考察清末政治文化演变提供了新进路,学生群体在清末社会变革中的表现与影响随之得以列为议题。同一时期,美国华裔汉学家叶文心同样在尝试从教育视角出发深化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她将注意力放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上,揭示了一师激进学生以及一师所属的地域历史文化在“共产主义”政治兴起中的作用。
桑兵、叶文心等人的尝试表明,转向教育,从学生视角切入,的确可以给近代史研究带来新路,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近代社会变革的诸种重要事件。21世纪以来,近代史领域的教育转向与学生视角引入实验仍在继续,更多的学校案例及特定的学生群体因此得以纳入近代史研究领域。如刘力妍考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培育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及关键人物方面的贡献,丛小平从师范学校及师范生的角度梳理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类似从教育及学生角度切入近代社会变革的探索努力还有许多,均能显示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教育转向实验,以及从学生视角切入可能带来的新发现。
此外值得一提的便是新生代学者或70后一代的相关尝试。就此而言,很容易想到王东杰那本被纳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专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该书讨论的是近代史研究的经典议题即“国家统一”进程。以往研究多围绕政治军事等展开,忽视考察“国家统一”在各地、各领域运作时产生的复杂史相,比如地方教育场域中的“国家统一”进程。王东杰以四川大学为例,通过梳理诸多一手文献,有力论证了“国家统一”进程在地方教育界的实际形态至少涉及中央、地方政治军事势力、学术教育界等诸方力量的复杂博弈关系,其中蕴含大量以往研究不大留意的社会及文化问题。
借助教育个案深化“国家统一”进程研究的过程中,王东杰也十分注意从学生群体即“旅外川籍学子”入手,探索更多尚未被挖掘的细节史相。该群体求学于外地,其省籍背景常被国内社会舆论加以歧视,以致敏感者会觉得其所属省份成了“国中的异乡”,并因此不得不一面努力改善故乡省份的政治社会状况,一面留意扭转外省人对于故乡省份的负面印象。这类小人物的痛苦内心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系列社会文化变革实践,无疑也是“国家统一”进程中的基本事实,但它却被近代史学界既有的“国家统一”研究忽视了。
由此也可看出王东杰关注此类学生群体的价值所在,他让小人物曾经有过的生命挣扎登上了“国家统一”进程的历史舞台,证明近代中国的“国家统一”绝非只是政治军事力量的斗争与整合,也不仅仅是摆平中央、地方层面的多重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力量的博弈格局,还涉及如何消除“社会心态”层面的省际冲突,使外地人与本地人一致认为,无论来自何地,他们是政治文化身份平等、使命相同的中国人。
至此已无需再去列举案例来显示近代史研究的教育转向、学生视角及其学术意义,而只需补充一点,类似王东杰的路径开拓及学术深化努力大可以证明,新一代近代史学者增加教育或其他跨学科视角,重视考察包括学生群体在内的普通人物的生活经验,并不会像不少学者担心的那样,使原本主题明确的近代史研究坠入不知所云的“碎片化”陷阱,相反跨学科视角及生活经验叙事的引入,仍是围绕近代史研究的重大主题而展开,进而可以做到以“小”重新见“大”。
新生代学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下功夫找新史料,熟悉晚近流行的社会理论及“新文化史”动向外,或许还得益于巧妙地将个人生活体验及文化社会关切注入近代史研究,近代学生在动荡社会转型进程中曾有过的诸多近似的生活经历及文化社会关切因此得以照亮,进而也能为更新近代思想文化史,践行罗志田教授的呼吁“让更多个体的人出现在史学论文和著作之中”,提供有益借鉴。
从学生群体入手重写近代思想文化史:瞿骏的尝试
如前所述,上世纪90年代的相关学术开拓努力已表明,无论相对全面地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还是特别聚焦于像“共产主义运动”兴起这样的近代中国的重大政治文化变革事件,从教育及学生群体入手,均可以在近代史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上做出新的学术发现与知识贡献,特别是揭示重大社会变革事件所蕴含的但尚未被留意的微观史相及小人物们的生命颤动,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瞿骏新著《天下为学说裂》从学生群体入手考察近代思想文化变迁,同样做到了以“小”重新见“大”,同时也让读者,尤其是有意深化近代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看到,新史学的确可以含蓄表达新一代学人的学术文化兴趣及现实关切。
先来看以“小”重新见“大”。《天下为学说裂》具体考察对象是“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其间涉及的历史事件包括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对于这些大事件激起的种种思潮演变及其复杂内涵,近代史学界已有大量研究,但通过解读相关的学生生活史及教育史文献(许多都未被利用),瞿骏从中发现了大事件中诸多未被书写的微观思想文化运作新史相,从而有利于青年学子开拓近代思想文化史新路径,以求在前辈成果及其议题的基础上,更深入地研究乃至重新认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人们耳熟能详、但实际所知有限的重大历史事件。
比如清末新政及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演变新史相。瞿骏以“共和如何深入人心,深入了哪些人的心”为例,指出对于这一议题,以往从立宪运动、民初共和政治建构、各类报刊宣传、知识分子下层启蒙实践等角度,做了许多研究,但仍有不少重要的共和观念普及或传播机制尚待揭示,它们多隐藏在学生群体所处的教育、商业等领域:包括科举由八股改为策论,学子们必须至少知道共和一类的新知;新学堂兴起后,敏感的书商也参与共和观念传播,发明各类夹带共和观念的时髦教育商品,其中竟还有“帮助学生学习的药品”,像“艾罗补脑汁”、“人造自来血”等,均纷纷自诩为“共和之利器”,有的还在广告中吆喝:“呵呵,共和国民还不要紧注意国产么?”
读来令人喷饭之余,也有力证明清末学生群体所属的教育、商业等都市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确实有许多尚待发现的力量在传播共和,否则便难以进一步弄清共和何以能深入人心、深入谁的心等问题。
再如从边缘学子的角度考察新文化运动。瞿骏将他们称为“失语者”,包括凌独见、施存统等,多来自浙江—师—类有机会频繁接触新文化的学校。他们无法像顾颉刚、傅斯年等北大学生领袖那样,在胡适一系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场域中居于前沿与权威地位,但也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国语、白话文学等新文化运动的分支事业领域大显一番身手,因此从他们的行踪入手,便可能重新勾勒胡适一系建构的新文化运动图景。
依靠细致的史料发掘与多方关照,瞿骏写出了新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新文化运动或许确如寻常所见,是一场高尚辉煌的思想文化变革大事件,也不能因此将其固定于此,至少凌独见们的行踪可以证明它还有世俗悲苦的一面,即凌独见、书商甚至还有胡适本人在逼厄的生存环境中,各自如何利用“国语”、“国语文学史”等新文化,谋求“出人头地”。怎奈凌独见无论多么努力,也未能取得胡适那样的成功。在他们心中,意义重大、风光无限的新文化运动,最终不过是一串由希望到绝望的人生过程,充满了幻灭,以至读者都不忍心过多顺着他们的踪迹,去重新书写新文化运动。
就因为熟悉凌独见等清末学子的人生行踪及体验,《天下为学说裂》对于近代中国诸多重要思想文化事件,总能给出新的解读。言外之意,无论是清末渐次兴起的共和、革命等思想运动,还是五四前后的新思想文化运动,其内涵均非既有的近代史叙事所能穷尽。也因此瞿骏曾在《天下为学说裂》中专门提出“去熟悉化”、“再历史化”等理论反思主张。此类主张虽早已有人言及,但瞿骏有他自己重新进入历史的视角或路径。
本文将其概括为从学生群体入手重写近代思想文化史,或许并不能贴切反映瞿骏看过既有相关论著及新鲜史相之后形成的诸多方法论思考,但《天下为学说裂》的确四处可见学生身影。虽然许多时候学生都是沉默的背景群体,瞿骏未让他们像凌独见那样发声,多是交代胡适、叶圣陶、朱自清等新文化教师曾如何界定他们的心绪与意见,但即便如此,他们也着实影响了各路新文化教师的思想与行动。
总之,对于清末以来的诸多思想文化变革运动,无论广为探讨的共和或革命思想,还是北大桐城派、章太炎派陆续被新派赶走之类以往涉足不多的文化演变事件,瞿骏皆依靠学生生活史研究,给出了引人注目的新解释。这些新解释还不仅仅表现为努力将近代思想文化变革更多的内涵揭示出来,而更是在重新理解近代思想文化变革的内在动力,从中可以看出,清末以来或大或小的激进思想变革,固然是由那些可见的政治、学术、文艺立场分歧或各类地方的历史社会力量交织而成,但许多时候也是因为规模日益庞大的学生群体即使等来“辛亥革命”,也没能找到活路,以至于不得不在后辛亥时期的都市文化、政治空间乃至乡村社会,继续谋求“革命”。
庞大学生群体谋生的及“出人头地”的欲望,由此成为近代思想文化变革及动荡社会转型的基本动力。由此也不难理解罗志田、许纪霖、杨国强等近代史前辈名家对于瞿骏及《天下为学说裂》的积极评价:“聪颖过人”,“使人掩卷思考”“,见微知著”“、非常耐读的厚重之作”,等等。
其次要谈的是新一代学人的学术文化兴趣与现实关切。上世纪80年代,人文学界曾兴起跨越学科藩篱的“文化热”,各路学人纷纷试图以“思想”推动中国社会变革。90年代热度退去,学术生产取代思想发明,但跨学科视野仍被保留。像文学界便有许多人转向以“学术史”为业,有的干脆告别解读重要文学作品的传统文学模式,像伯明翰学派那样,改以当代社会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发展“文化研究”。而在社会学界,则有不少学者钻研起哲学、文学和史学,一番努力下来,生产出许多可视之为政治史、学术史、思想史及艺术史的新论著。
瞿骏作为近代史领域的新生代学人之一,同样表现出浓厚的跨学科学术兴趣。即以《天下为学说裂》为例,就可看出他至少十分留意文学史研究的前沿走向,否则重新考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基础时,怎会刻意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类的文学史流行命题来作为理论先导。
再如他有兴趣考察清末以来纷起的文化商品、广告、教科书等,亦显示他很了解文学界的大众文化研究进展。且这些大众文化至今仍在其所生活的社会中泛滥,考察昔日它们的存在形态及影响,除达成学术贡献目标外,还能间接表达新一代近代史学子的现实关切。
当然,《天下为学说裂》蕴含的现实关切并不止于大众流行文化,但由于篇幅有限,只能再提一点,即同情大历史进程中众多普通文科学子的命运。昔日他们在瞿骏的笔下属于“失语者”,今日呢?对此问题,《天下为学说裂》自然不能直接给出回应,但此类现实关切也是瞿骏尝试重新书写近代思想文化史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
最后想说的是,教育学、教育史、社会学等领域近些年也曾零星出现“学生研究”,瞿骏新著在材料、视角及议题等方面均可提供有益参照。当然,对瞿骏而言,更值得考虑的或许还不是就“学生研究”与这些学科领域展开对话,而是在继续发挥跨学科学术文化兴趣基础上,探索更多元的方式来表达近代史研究与发现,而不是止于撰写论著。就此而言,或许可以向侯孝贤、福柯、戴维斯(Natalie Z.Davis)等中西方前辈学习,尝试小说、话剧、影像等表达方式,以便让历史研究进入更广阔的文化社会空间,扩大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文化社会影响力,使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能为优化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电影、电视剧等)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讲,新一代学人重写近代思想文化史就不能仅满足于史料、视角等学术层面的创新,而还有一段更长的征程需要走。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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