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陈江 | 制度与“人事” ——思想文化史研究如何落到实处【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一辑·瞿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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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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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 第一辑·瞿骏

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

开栏语：“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活跃而有创造力的青年群体，是一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学术的进步，同样依赖于青年学人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探索与争鸣》一贯重视扶持青年学者，从本期起，本刊正式推出“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系列专辑。本计划诚邀全国青年学者聚集“一书、一人、一领域”，入选“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的青年学者，本刊将围绕其所申报论著涉及的学术和思想论题，广泛延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在《探索与争鸣》刊物上推出专辑。编辑部希望借此形式，鼓励青年学人提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的观点，将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作出努力。“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一期已于2017年12月4日举办，针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的新著《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话题展开研讨，主题为“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现就其内容推出专辑以飨读者，期望广大学者参与讨论。

制度与“人事”

——思想文化史研究如何落到实处

裘陈江 |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

裘陈江

在陈旭麓《浮想录》一书开头的题词中，收录了1985年他曾经写下的一句话：“思想在飞翔，要善于捕捉。”2017年，在《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以下简称《天下为学说裂》）这本新著中，瞿骏也明确提出了要捕捉转型时代“离地面近一些的思想”，尤其是“当时流行于社会，同时又为当时社会制度所陶冶的思想及其格式”（借用张东荪语）。

这里所谓的“近”，可以理解是眼光向下的视角，也在于落实和深入。正如书中试图解决的辛亥革命“有没有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或者“如何深入人心”等命题，均是作者近十年来持续思考并努力着手的。因此，思想史的“落地”、“落实”显然是作者在书中最想要完成的任务。就该书瞄准的这一任务而言，结合已有的思想史研究，大体有两种研究进路值得参照。概括而言，一是从制度入手，一是从“人事”入手。

制度

1956年，邓广铭提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其中就有“职官”一项。当然本文所要讨论的制度，并非单一的如职官之类的政治制度史，而是将一些制度性的角度作为思想史研究的抓手。

举例来说，如张寿安在《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一文中，曾提出从三个制度性的角度作为切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分别是：清代对于孔庙的改制问题，乾嘉汉学界议立周公、伏生、郑玄为五经博士始末，学术界祀统别立和学统重建，其中关涉的分别是当时学界对于孔门学谱重编的过程、清代学术转型（由“义理先行”的道学向“事求有据”的汉学转型）以及乾嘉学界自立从汉到清的传经之儒的谱系（于官学之外另立学统）等问题。将清初以降的学术思想转型问题，通过三个制度性的议题加以串联和切入，可以说是用制度来研究学术思想史的良好示范（但并不意味着用制度史代替思想史）。

另外，在其研究清代礼制变迁的著作《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中，处理的是“礼经、礼制和礼俗三度空间在历史时间脉络里交互影响的复杂互动，从而为儒学思想史展开以人伦日用经验面向为焦点的另一章”。在这本书中，又“通过制度、实例和历代经解来观察理念转移、价值改变，甚至可能是价值扭曲、理念刊落”。当然张氏的研究，因为关注的是礼学，本多与“典章制度”问题相关，其中包括礼的制度、法的制度，即所谓经验世界的秩序，包括秩序的原则和形式，从制度性的角度入手也是合乎逻辑的。

而再以陈寅恪论儒家思想与制度等的关系为例，陈氏认为：“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

陈氏的这种看法，此后便引出了余英时和王汎森等人对于近代儒学在制度性凭借方面的丧失，导致了清末民初儒学崩溃的种种议论，其着眼点也是落实在制度与思想的关系。在《天下为学说裂》一书中，作者就辛亥革命的转折意义再历史化的问题，如以辛亥革命使得“延绵一千多年的传统思想及伦理纲常的四个重要建制性凭借——科举、法律、礼仪及政权在20世纪初依次倒台”等为佐证，明显受到了上述理路的影响。

在《天下为学说裂》一书的具体研究中，如前文所言，作者关注的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陶冶的思想及其格式”，因此在最后一章讨论清末江浙地区的宪政选举时，便通过制度性的分析和实际操作，揭示宪政民主思想具体实践的过程及其结果。作者的研究反映的是思想与实践的一致性与不一致性，以及民主共和到底是否和如何深入人心，所希望解决的就是清末宪政思潮“落地”的历史。

同时如第六章关注清末中小学废止读经一事的争夺中，作者深入中央教育会的讨论现场，以会议讨论和制度制定作为进路，重现了各方关于废经、废孔的争论纠葛及其在民初的延续，反映了清末民初各方心目中教育与儒家经典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之类似，作者注意到在国民政府时期，以宪法起草委员修宪为契机，新文化的健将蔡元培与胡适布局，借此以提倡白话和普及国语的做法，展现的是其“以能吏为师”，裹挟政府决策的进取心，也是深入思想产生和变易的具体过程之中，以实现思想研究的真正落实。这种进入思想文本制造过程中的具化和深描，使得思想成为似乎可以触摸的东西。

此外，在第七章对于教科书这种“启蒙运动的生意”的研究，则是将思想变迁放入权力网络和资本市场之中加以讨论，这在作者前一本著作《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有关“生意与革命”的论述中已有相似的尝试。

因此，关注制度作为思想史研究进路，一方面可能是笔者性之所近，故提倡借鉴这样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防止如何炳棣所担忧的“如果自青年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写作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这种困局的发生。

“人事”

孔子曾自道其研究历史的方法：“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也讲：“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这里谈的是事与理的关系，而人是行事的主体，因此在《浙东学术》篇中章氏更是具体阐发“人事”与“义理”的关系，其云：“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而“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因此这种开启门户干戈纷争的弊病，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

因此章氏认为：“后之言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也就是说离开“人事”以谈义理，则史学无从谈起。“人事”这个词在古代合起来可以理解为人的作为，如孟子讲：“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也可理解为世间的事，如杜甫《野望》一诗中所言：“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或者世路人情，如韩愈《题李生壁》：“始相见，吾与之皆未冠，未通人事。”分开来讲，就是历史中的人物和史事。

近代服膺章学诚学说的刘咸炘，则提出了“史学即人事”的说法：“吾党今日为学，所研究（即对象）之范围，即吾国先圣贤哲所研之范围，可以一言概之，曰人事而已……吾前言吾学止一史学（章先生实斋以史包万事），与今人言社会科学所指实同，横为社会，纵则为史，各举一端，不如直名之为人事，《一事论》所谓万物以人为中心也。”

同时若细分加以理解，刘咸炘还有更进一步的发挥。刘氏认为：“所贵乎史者，为明著其政事、风俗、人才之变迁升降也。政事施于上，风俗成于下，而人才为之枢，一代之中，此三者有多端，每一端为一事，即为史识之一义。何时兆之，何时成之，因何而起，因何而止，何人开之，何人变之，非史不详。”因此历史的变迁升降、起承转合，又全在于将人作为枢纽，所以“史固以人事为中心，然人生宇宙间，与万物互相感应，人以心应万物，万物亦感其心，人与人之离合，事与事之交互，尤为显著”。

综合“人事”的关系，察风观势，也即史家的史识所在。这种关系与网络的建立，陈旭麓也曾指出了具体的方法：“写具体人物、具体事件，要放在全局的链条上来考察；写全局性的问题，又要建立在一个个人、一件件事的基础上。”而就刘咸炘的“人事学”而言，实则就是一般历史的泛称，受此启发，则思想史研究又不能脱离一般历史的研究叙述，要建立“在一个个人、一件件事的基础上”，更要建立在“全局的链条”上。

在《天下为学说裂》一书中，如第四章所谈清末上海对江浙读书人的文化辐射，以江浙读书人张棡、徐兆玮等人的私人记录为主体材料，着眼于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物相结合时会表现出非线性、非一致的多歧纷呈状态”，同时注意思想文化被“使用”的具体问题。书中对于其间的人际网络、权力网络和意义网络的勾连，观察思想的流衍和传布，有着十分精彩的论述。

例如当地知识分子通过接受上海文化辐射的因子，使得其在当地社会诸如兴学、慈善、诉讼、税揽等为中心的“权势”层面掌握了竞争力。尤其是在清末新政开展的背景之下，例如科举废除之后，通过新学社群网络谋划上升出路，也使得新学本身更加便利地楔入知识分子的头脑和行动之中。此外，上海文化辐射的威力，甚至成为地方权势争夺利用的舞台和延伸的战场。陶渊明曾写诗自嘲称：“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但不为隐士的个人必定是在尘网之中，通过构建其人际网络而存在。

另外，如书中第五章，作者试图揭示从清末到五四的“文化运动”是如何影响到具体个人的生命情境，又通过所谓“中间人物”如何共同塑造“文化运动”的形态和走势，可以说是将思想史落实在人物的个体生命之中，将思想的影响过程和变化联系加以缕析。同时作者对于凌独见的性格与命运的描写也刻画入微，认为其：“一方面对变幻莫测之新思潮确实具有天生敏锐的把握能力，但也不得不感叹，一个人自以为能顺应时局，从中取利，却往往多被时局操弄，甚至戏耍。”

近年来，还耳食得来几种思想史研究的经验之谈，如杨国强教授提倡精做一个人物的研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人物（但绝不能是太低端的），以之为起点，圈起一个“人事”网络，作为研究的基本盘。王汎森回应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则强调将同时代思想人物论著（数十部文集）熟读横通的基础性工作。或许这类以人物为基础的笨功夫，才是思想史研究的“捷径”。

余论

笔者此处侈谈思想史研究方法，其实恰恰是历代高明史家所不屑为的。故于方法之外，《天下为学说裂》一书的论述中尚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作者浓厚的现实关怀。在第一章末尾，作者由近代大分裂（天下为学说裂），联想到之后中国的文化性认同等问题。而以教科书为分析对象的两章中，在讨论教科书如何影响民初教育转型，以及启蒙的复杂图景的同时，又试图破除已有对于民国教育高度美化的迷思。

作者注意到“讲求民权、遍设学堂之教育着意虽在普及众人，却在实际上封闭了很多人求学上进机会的吊诡历史现象”，这与当下的评价相去甚远。因此，希望“面对纷繁诡奇、人言人殊的民国，或许只有努力走出以教科书为代表的种种迷思，于民国我们方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于今日我们才能有更适宜的选择”。由此均可以看出其浓厚的经世之心和公共关怀。

王汎森在《执拗的低音》一书中提到过一种德国式的历史主义：“‘过去’的意义，是通过史家或行动者对于‘现在’的理解或自我理解而建构出来的。”史家对于当下时代和生活的体悟，往往影响其寻求历史意义的深度和态度，在瞿骏的这本新著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历史主义”的浓厚色彩。当然王氏在其论述中也提醒历史学家，在兼顾史学工作和关心时代的二重意义时，所求的是“存真理以关联呼应现实”，而绝不是成为“时代的啦啦队”。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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