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昶 | 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历史的脉搏【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一辑·瞿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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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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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 第一辑·瞿骏

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

开栏语：“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活跃而有创造力的青年群体，是一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学术的进步，同样依赖于青年学人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探索与争鸣》一贯重视扶持青年学者，从本期起，本刊正式推出“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系列专辑。本计划诚邀全国青年学者聚集“一书、一人、一领域”，入选“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的青年学者，本刊将围绕其所申报论著涉及的学术和思想论题，广泛延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在《探索与争鸣》刊物上推出专辑。编辑部希望借此形式，鼓励青年学人提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的观点，将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作出努力。“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一期已于2017年12月4日举办，针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的新著《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话题展开研讨，主题为“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现就其内容推出专辑以飨读者，期望广大学者参与讨论。

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历史的脉搏

刘昶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

刘昶教授

清末民初的中国，由于欧风美雨的冲击荡涤，经历了历史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点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里的一个共识。不过细究起来，这一时期的大变局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并且主要见之于通商口岸和通都大邑。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这一时期内地城镇和乡村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以及普通大众的心态、观念、认知和行为方式，就会发现，欧风美雨的影响在这里微乎其微，几千年传承积淀下来的社会江山依旧。

这里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变与不变的两歧和并立，看到了近代中国两个完全不同的面相。近代中国在口岸城市和内地乡村、上层政治和底层社会、精英文化和大众生活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和张力，构成了一个二元分离乃至对立的世界。这种状况似乎也在挑战关于中国近代变革顺序的主流叙事。讲到近代中国的变革，我们从洋务运动开始追溯，形成的主流叙事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但实际上我们这里看到的中国社会总体的变化，无论从变革的先后还是从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来看，其顺序恰恰相反。

于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政治与思想文化史领域和在经济社会史领域，我们面对和处理的是截然不同的现象和话题：一方面是电闪雷鸣、目不暇接的变化和兴革；另一方面则是死水微澜的沉滞和延续（通商口岸的现代部门除外）。这两个领域的反差如此巨大，以致让人怀疑它们讲述的是同时代的故事，而两个领域的研究也通常是各说各话，难得有共同的话题和兴趣，也很少有跨领域的学术对话。瞿骏的新著《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是努力突破上述局面，打通思想文化史与社会史隔阂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瞿著的研究虽然是以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还有政治）为对象，但他不是局限于政治和文化精英的视角来讨论纯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问题，而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历史场景，来讨论清末民初的一些源自全国文化和政治中心的重大思想和政治议题与变动，在社会不同层面特别是在社会基层和边缘的影响。比如，瞿著第一章讨论的就是清末反满排满思潮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叙事中，反满排满思潮一直深受关注，论者多认为其在辛亥时期发挥了巨大的革命动员作用。

瞿骏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和落脚点放在反满排满思潮的源流和当时的思想和意见领袖的相关辩论上，而是着力去探求这一思潮在下层读书人中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排满思潮在晚清的下层读书人中得到的认同并不多，所以对于排满思潮在辛亥革命中的动员作用就必须重新来审视。再比如，关于晚清西学传入所带来的思想文化的变动，瞿著关注的主要是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是如何辐射到文化中心上海以外地处边缘的地方城乡，如何对地方城乡的读书人发生影响，以及这些地方读书人又如何反过来利用从文化中心辐射来的影响，将其转换为地方上新的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来重塑地方的权势结构，并为自己谋求实际的利益。

同样地，对新文化运动，瞿著提醒我们关注运动中的“失语者”；对于新式教育所推广的新式教科书，他提醒我们注意作为一门生意的教科书的出版与发行，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出版社的恶性竞争，如读新书、受新学的成本问题，等等。另外，瞿著对这一时期新式学堂的学生群体，对地方的宪政选举，对辛亥革命都做了非常有意思和有价值的讨论，为我们揭示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政治变动中常为人们忽略的议题和诸多面相。

瞿骏：《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10月

当然，瞿著中的有些讨论，比如地方的宪政选举，还比较简略，值得做更深入的挖掘和拓展，在史料方面也可能需要更多注意地方档案和文献的搜集和运用，来支撑对地方史的讨论。但总体说来，这是一部开风气之作，它提出的问题可能比解答的要多，而且也更有价值。瞿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书写的范本，它没有局限于就思想文化谈思想文化，而是尽可能将思想文化和政治的变动放到地方社会的实际历史场景中，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回答那个时期思想文化和政治变动对基层社会、对普通受众所带来的真实冲击和影响。所以这是一部思想文化的社会史著作，它打破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两个领域之间的隔阂，通过跨领域的探讨和研究推进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整体的认识和了解。

变与不变是历史中永恒存在的两歧。研究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在变中看到不变，在不变中看到变，并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历史的脉搏。不过在中国近代史中变与不变的对比和反差特别强烈和突出。研读中国近代史，我们最常碰到的关键词通常少不了这几个“失衡”、“脱节”、“断裂”，等等，反映的正是变与不变的强烈反差。除了我们在开头提到的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动不居和经济社会领域的蜗行跬步；思想文化精英们不断趋新求变，与时俱进，而底层社会的观念和心态则依然故我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近代中国许多方面的失衡、脱节与断裂。比如，通商口岸和内地城乡之间严重脱节，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瞿著中的上海和江浙地区的小镇之间已经让人有“山中七日世上一年”之叹，而罗志田讨论过的刘大鹏的山西县城与通商口岸之间更是天壤之别。

再比如，欧风美雨冲击下西学在中国迅速建立起知识和文化霸权，而本土的思想文化传统则发生巨大的断裂。如熊十力所说：“清末以来，国人一意自卑，而自毁其固有。六经既视同粪土，而吾民族数千年来，依据经学所建立之一切信条，皆破坏尽净。”以至于废科举兴学堂以后仅仅一代人工夫，许多青年学生已经不知道王阳明是何许人。这种传统的断裂让梁启超格外痛心疾首。当然这时候的梁在年轻人的眼中早已是落伍的古董了。

造成近代中国变动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明显最直接的无疑是挟着船坚炮利而来的西方势力史无前例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论，是无法否定的。但是外来势力的冲击再重要，也只是近代历史的动因之一，它在短时间内迅速对中国造成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即时变化大都是“短时段”的变化（当然也会产生长时段的效应）。与“冲击-反应”论的视角不同，比费正清年轻一代的学者强调要“从中国发现历史”，也即从中国历史本身来寻找其近代变迁的动因。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自明清以来各种变动，特别是经济社会的变动，如人口的持续增长，城镇和商业化的扩张，地方精英和地方意识的抬头，等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这些变动是缓慢的，在几百年的长时段里发生的，并且一直延续到近代。

近代中国变动因此受到来自两个方向推动，一个是来自于本土的长时段演进，另一个是来自外部的短时段的冲击。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方向和方式以及力度各不相同，却又在近代的历史时空里纠缠扭结在一起，并互相博弈，互相影响，共同推动近代中国的演变。近代中国的许多变与不变都根植于这两种力量及其互动，而前面所讨论的脱节、失衡、断裂等实际上都与近代历史演进中短时段与长时段板块的严重脱节有关。

民国时期的教科书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中的变与不变是相对的。绝对不变、亘古不变的东西不是历史研究的范畴和对象。所谓的不变，并非真的一成不变，而是与短时段变化（如战争、政治运动、改朝换代、学术论战等，发生于几天、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之间的事变）相比，这些变化非常缓慢，在短时间内、甚至一两代人的时间里难以观测体察，只有在更长的历史时段里才逐渐清晰显豁。所以变与不变实际上指的是历史上的短时段变化和长时段变化。

研究历史，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历史脉搏，实际上就是要把短时段和长时段历史结合起来考察，把握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影响和张力等等。研究一方时要观照另一方，以另一方为参照。这样我们就可能对历史做出更深入更丰富的认识和解读。近代中国，因为短时段的变化其剧烈超出常态，就更需要我们结合长时段历史来解读和评估同时代的“变与不变”。

回到瞿骏的这本著作来。显然，这本著作通篇要回答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运动（以及政治变革）的实际社会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正是要考察当时思想文化的变多大程度上触动了地方社会、基层生活的不变;而地方社会、基层生活又是如何因应、利用来自文化权力中心的冲击和影响的？瞿骏试图从四个不同的维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即新思想新文化影响的广度、深度、力度和时间跨度。

所谓广度，指的是横向的社会和空间的影响，是这些新思想新文化从思想文化中心辐射到哪些社会群体，达到多大的地理范围，是周边的城镇，乡村，还是更远的内地城乡？所谓深度，指的是这些影响纵向穿透的社会层级和地理等级，比如，从上海北京这样的全国中心席卷或渗透到省城、区域城市，还是县城、乡镇乃至村庄？从全国精英影响到省级精英、地方精英，还是达到普通基层的读书人？力度指的则是冲击影响的强弱，包括这些影响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受众的思想、行为，受众的社会地位，他们掌握的权力和文化资源，乃至受众的地方权势结构的变化等等。而时间跨度，则是考察影响的久暂，是深长久远，还是过眼云烟？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改变研究的视角，挖掘新的史料，使用新的方法。瞿著所采用的视角就是自下而上的视角、受众的视角、边缘的视角和互动的视角。作者站在社会的基层和远离文化中心的边缘乡镇，从新文化受众的角度，来看文化中心的新思想新观念是如何传播过来的，如何对地方读书人发生影响。并且从互动的视角来探讨文化中心和边缘城乡如何相互影响，普通受众又如何在吸收和消化新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利用这些新资源来积累自己的文化资本、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新的研究视角需要挖掘新的史料，这一方面，瞿著下了很大的功夫。它通过许多小人物的日记、笔记、书信、回忆录，和地方小报、通俗读物等等来观察和重建这些新文化的受众群体生活于其中的地方社会及其权力结构，他们的社交网络、文化生活以及精神世界。这就让许多原本非常琐细和”碎片化”的材料在历史的具体场景和拼图中找到了它们应有的位置，并把它们所承载的丰富历史信息传递给了读者。这样的努力非常值得赞赏。

问题是用若干个小人物的个案能否充分说明新文化的影响。这是用个案研究说明普遍现象时我们永远会碰到的方法论困境。个案当然越多越好，样本也是越大越好。但是地方社会和小人物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史料的局限，我们永远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个案来把要证明的对象和要说明的普遍意义做实。因此，如何找到新史料和新方法突破上述的方法论困境，是所有做类似研究的都会碰到的问题，我们期待瞿骏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推进。

瞿骏在书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方法论的概念：“再历史化”。按照我的理解，“再历史化”就是在历史研究中不为已有的观点认知所束缚，以陌生新鲜的眼光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挖掘新的史料，提出新的问题，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瞿著本身就是这种“再历史化”努力的一个成果。这样的研究是一种发掘历史真相、寻求历史意义的真正的思想探险。我想，这是值得所有历史研究者去追求的一种境界。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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