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 | “波澜”与“河床” ——《天裂》之外是否存在另一种历史叙事可能【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一辑·瞿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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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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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 第一辑·瞿骏

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

开栏语：“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活跃而有创造力的青年群体，是一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学术的进步，同样依赖于青年学人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探索与争鸣》一贯重视扶持青年学者，从本期起，本刊正式推出“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系列专辑。本计划诚邀全国青年学者聚集“一书、一人、一领域”，入选“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的青年学者，本刊将围绕其所申报论著涉及的学术和思想论题，广泛延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在《探索与争鸣》刊物上推出专辑。编辑部希望借此形式，鼓励青年学人提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的观点，将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怀结合，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作出努力。“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一期已于2017年12月4日举办，针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的新著《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话题展开研讨，主题为“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旧路与新径”。现就其内容推出专辑以飨读者，期望广大学者参与讨论。

“波澜”与“河床”

——《天裂》之外是否存在另一种历史叙事可能

沈洁 |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

沈洁副研究员

从甲午到1920年代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下文简称《天裂》)便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做“再历史化”。“再历史化”，很大程度就是去熟悉化。《天裂》一书，很重要的一点突破即在于视野和解释的维度，在一个知识、观念与社会互动的角度中，借鉴社会学及新文化史有关印刷史、阅读史、心态史等理论与方法，在大量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一种复线的历史过程中，讲述晚清民国思想转型时代的各种联动、流动乃至“反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讲述了近代中国知识与思想、观念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生关系。

总体来讲，这本书的研究，首先很细致，许多新史料的开掘，包括日记、年谱、书札、报刊、小说、行路指南在内的大量地方文献的引入，论述充满了细节，历史变得生动。但同时，在主题和立意上又不失宏大。把“传统”复杂化、多元化，把中国的现代转型去熟悉化、去单一西方化，宏富的、细节化的史料，拼贴和揭示出了知识流动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纷繁错综的过程，也展演了制度变迁背后文化权力的争夺与再分配、士人集体心态的转变等情形。这是其意义之一端，也即依思想文化史路径解释中国现代变迁所能极大限度抵达的丰富的“历史现场”，详阅《天裂》想必可以领略。

而我这篇小文，想要就《天裂》提出的一些问题，换一个视角，探讨另一种历史叙事可能。不在思想、文化而在政治变动、经济变动与社会变动的视野里看甲午至国民大革命，那么我们有关辛亥、五四以及现代中国的描述，可能就会与此书有许多不同。转换视角，并非落在“商榷”，而不过想在这个故事之外，再讲一个故事；亦不过想说明，任何一个维度的解释方法均有其长、亦有其短；思想史，可能恰恰因丰富而失于确凿，因灵动而落入空疏。

思想怎样搅动社会

《天裂》一书最主要的一个线索，就是用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来串联中国的现代转型。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天然的逻辑——思想搅动社会。单从这一视角来讲，对于转型与变动的呈现，有其自足逻辑及说服力。但我们还可进一步追问，思想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甚至搅动社会？亦即思想是如何化为“行动”的?

以《天裂》第一章清末的“排满”为例，书中引常乃悳“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到百日，清朝就终于亡了。这就是文化运动与思想革命的真力量的表现”。本书以清末排满为开篇，亦以常氏此语为全书“题眼”，关于言论动员与观念形态的反满，已经有了无数的研究，不再赘述。辛亥年以清帝逊位、帝制终结为收束，排满作为思想前提存在，营造了一种时势。而我想要“接下去”讲的是，在辛亥年，排满又绝不仅仅作为思想革命、文化运动存在，思想与口号终而导引出行动。

“逊”与“让”，是一个“表达与实践”双重迫、喊的结局。

武昌起义后，旗、汉之间的对峙历时虽短，但于推进革命进程，却关系重大。发生在武昌、荆州、江宁、西安等地的杀戮事件，对于上至统治集团的满人亲贵、下至数量巨大的旗兵、旗族，均造成巨大震荡。目睹乳婴亦悉被杀戮的景象，革命党人凌盛仪感叹：“想种族革命，亦不致如是之虐!”仅举几例在华外国人目睹的杀戮事件，亦可证明当日排满行动的严峻。

武昌起义以后，《纽约时报》刊登汉口来电：“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是个恐怖的夜晚。满清官员被一家一家地屠杀，造成了大批死难者。”1911年12月5日汉口租界领事许立德在致英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像迁入新居时习惯要杀一只鸡，用它的血涂在门柱上以保好运一样，进入新的统治时期也必须用满族的血涂抹衙门的门”。12月7日朱尔典致函格雷爵士，提到西安的屠杀：“满族人被斩尽杀绝，满族街区也被焚毁。”

据由陕西逃至汉口的日本人所谈，西安的情形更加惨酷：“革命军当日下午—时将钟楼门攻破，一拥而入满城，首先抢掠金钱，第二次再抢搜其他物品车马等。至二十三日凡敲门不开者即闯入杀人，二十四日更因哥老会之主张，将十五六岁以上满人男子全部杀死。到处发生火灾，亦有放火自焚者。豪华的满城，一夕之间变为惨淡万分之兵燹场，全部毁灭。总计约六千之满人，仅余少数妇孺，其余四五千人均被残忍的革命军杀死。”

当然，相较于大部分地区满城和平交接，杀戮事件不能说具全局性、典型性。但考虑到，它发生在排满浪潮席卷全国的革命时期，造成的心理威慑无疑是巨大的。更何况，那也正是一个谣言满天飞的年代，这种“危局”、“剿洗”的传言尤其容易愈传愈广、愈传愈甚。由革命党、新军“文明”对待的四川将军玉崑，亦相信了革命军“直入大内将王公诸老尽行杀戮”的谣言，因而“日日惊吓不可待言”。成都满城的光复，便由此惊惧底定。

所以说，“五族共和”虽很快取代“驱除鞑虏”，但政纲和口号之外的行动其实要复杂得多。尽管党人早就宣称，革命宗旨在光复不在报复，杀戮也仅是小范围内，但“剿洗”恐惧却是无边漫衍的。清廷退位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境底下。隆裕太后居于深宫，信息有限，所闻所虑很大程度来自传言。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与内阁大臣联衔密奏，要求太后“顺应民心，宣布共和”，他提醒隆裕：“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1月26日，段祺瑞等人致内阁电，说的也是“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南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1月29日，宗社党首领良弼被炸身死，隆裕早朝时对着三位国务大臣掩面而泣：“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2月1日，隆裕在御前会议上向反对共和的皇亲们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利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

协议“五族共和”由这样一种很不“共和”、性命攸关的局势所造就。也就是说，“共和”陈义之所以能在辛亥年底促成和谈与退位，更大程度上不在它的合法性、正当性，而在于“排满”作为前提及行动存在，只有共和了才能停止被杀戮的恐惧。袁氏“逼宫”，人所尽知；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恐吓清室退位的，不仅仅是袁世凯，还有革命所制造的、满人已经无处容身的时与势。

革命中的排满，是历史的具象，而非“似真亦幻”的思想运动。它非常真实而且直接推动了历史的过程。我们通常将辛亥革命定义为一场政治革命、将“反满”视为晚清的思想运动，但在这一百余天的具体历程中，“种族”议题确凿地以威惧之力迫使旗兵放下武器，迫使皇室最后无言退位。由此，我们便不应仅以思想运动来看待清末排满，思想因革命的催化转换为具体的行动，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并因此构成时势，再由时势推进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搅动社会，进而导引行动，两方合力方能推动历史变迁。

技术、经济与制度变迁

清末新军训练照

晚清到民国的现代转型中，思想与文化变动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本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看到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比如书中讨论到的会议、宣传这些动员方式，从晚清到共和国的类同及延续。从思想史的视野来看，类同和延续是很重要的，但仍然有一个“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帝制到共和转型，观念与思想，是浮现在表层的东西，那么表层底下的基底与纹理呢？

中国的现代转型，最根本的变化，是中国在此过程中开始步入工业化的时代。工业时代真正改变了中国。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经济史领域所讨论的工厂、贸易、资本这些很具体的东西，还在于它与整个民国国体建构之间巨大的关联性。罗志田先生给杜亚泉《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通览》写的导言，批评今天的多数研究者仍沿袭“无学部则教育必衰，无农工商部则实业不振”的思路。他认为把晚清新设各部视为正面的举措来论述是错的。新政期间政府举措过多，才是导致亡清的弊病。

从发掘杜亚泉为代表的民国学术与时政观察的沉稳派、发掘中国思想史上更深刻的历史内容这个角度出发的，这个论断，其论述逻辑并不错。但如果我们从工业化和经济史的、制度史的角度来看，这就构成了思想史研究者很难弥补的一个缺憾。制度不可能如思想那样，从正或反、好或坏处考虑，而应当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制度与改革。以农工商部的设立为例，并非清廷主动、主观要改制，要实施新政；而是因为经济体的发展，工商税已远超农业税的现实处境，凡此等等，必得设立新的管理部门与制度。于是才有了农工商部、度支部的设立。继而，从北洋到南京政府时段的民国，工业化对建构国家体制的影响，更是多方面、多维度的。

上海是非常典型的，从商业都市到现代工业大都市，几个大工业区及工业资本的崛起，对民国政府的塑造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上至时代精神，下至政治体制，可能都需要从经济变动、社会变动等事实处着眼，将思想与“存在”结合才能够把转型讲清楚。

工业化所连带的便是城市化问题。费孝通讲“乡土中国”，这个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为什么会提出“乡土中国”这个概念？就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城市中国。晚清开始，中国渐渐变成了二元社会，城市与乡村的分裂，成为巨大的、最难跨越的一个问题。所有的资本和精英都集中到城市，农村凋敝。这是造成民国史上许多大大小小问题的一个起点。

比如说，在思想史领域，有关于社会史的论战，密切关联的便是当日中国的农村问题；在学术领域，有“眼光向下的革命”；至社会改造领域，出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有乡村建设派，都是因为城市化之后，中国面临切峻的农村问题。这个问题集中到最后怎么解决，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革命。这也就构成了民国史上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革命。城市化、工业化联接起来看，可以看到，资本为中国带来的，不是随财富增加而来的社会稳定，而是革命。从根本上讲，是资本造就了革命。资源不断地向城市集中，造成了整个中国的分裂。这是一个悖论，可能也为思考这段历史提供了更多空间，以及更多的分析路径与可能性。

《天裂》书中花了许多篇幅讨论晚清到五四的启蒙图景、共和观念，讲上海对江浙读书人的辐射，士子们、新青年读到什么、思想如何发生变化。这依然是一个思想与文化为表、经济与社会为里的问题。我所关心的可能更多在于，他们是怎么读到的，换言之，上海为什么可以对江浙造成辐射；观念与思想发生转变的经济、社会、阶级背景是什么？上海之所以在这个“重塑地方”的权势结构中占据高位，取决于印刷资本主义所缔造的一个出版盛世。

白吉尔在她的名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中曾指出，“资本主义既不是市场大量增加的结果，也不在于其整体化的程度，而是将机械化引入一个极其商品化的社会”，机械化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基础。芮哲非研究上海的印刷业，就是在这个起点上展开的，他指出：机械化为中国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业完成商业化、世俗化、民间化并转型为一种非人工的、“由机器带来的产业”之后，印刷资本主义才真正到来。文化进步背后是印刷技术以及物质因素，印刷机器与技术的演变对印刷业有重要影响：《马关条约》之后的10年间，印刷机制造业成功完成了从维修机械到生产机械的跨越。

到1894年为止，尽管石印商在投资额和雇工数量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印刷业和出版业在上海的经济活动中仍只占一小部分。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的统计，除《申报》外，报纸和凸版印刷业的投资额只占轻工业总投资额的10%左右，包括《申报》在内的报纸印刷厂只雇佣了650名工人，另外五六家外资出版社雇佣了220名工人，1894年，从事凸版印刷业的870名工人只占上海中外资轻重工业总人数的1%。

而在随后的1895年、1905年、1911年和1919年，历次政治与教育变革之后，铅印业和其他凸版印刷业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印刷商与出版商为了应对新的市场而装备了大量的新型机器。芮哲非的研究在技术史和产业史的视角中，为当前流行的书籍史研究范式重新定位：“只有关注到上海的工业制造史之后，中国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上海现代书籍史才能被完整地书写。”

书籍不仅是思想的载体，书籍史因思想史的迁折而迁折；它同时也是技术、机器、产业革命与工业化的产物，把这种物质的力量和物质的基础糅进对书籍史、思想史的理解，这样的历史是更切实的，我们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触摸社会变迁的深层脉搏。

“珠光宝气”与“亭台楼阁”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杨国强先生讨论清学的一篇文章里，有一个很厉害的概括，他说，清学，满眼的珠光宝气，却看不见亭台楼阁。我附会一句，思想的、文化的、观念的，现在流行谓为“风”的那些东西，可以差强比附为“珠光宝气”，我们论述、描画它，用来串联历史，使我们对于历史的叙事更细密，具备了温凉与呼吸，历史过程便不易刻板化，而是流动起来了。然而，用什么来串起这些“珠光宝气”，那只能靠“亭台楼阁”，也就是孕育思想和文化的经济与社会。

我做近现代中国的反迷信运动研究，很清楚看到思想层面的强制介入、“反对迷信”甚嚣尘上，可是，激情的批判者根本没有弄清他们意图毁灭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迷信”看似是一个思想层面的东西，但信仰、仪式实则与生活方式紧密联结，在经济结构与实际生活未获根本改变的情形下，“启蒙”好、“现代”也好，都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思想启蒙在民众世界中的根本性缺失：祠神崇拜，礼俗与禁，是作为普通中国人的深层思维习惯并具备实际的功能而存在于生活世界和心灵秩序中的。倘若不能从实际的、经济的根本处改变农人生活，破除迷信只能作为一个口号而存在，而“未完成的现代”对农村旧有社会组织的破坏，使这些新的制度建构实际又变成了一种“新的压迫”。

1930年代的一个社会学家将此概括为陷农人于“旧的挣扎与新的压迫”间。我们讲近代中国的中西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如果从社会史的视角去理解，便是新的制度结构想要植入乡村，它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组织，但因其不完善，又不足以完成替代，于是便产生了许多的社会失调。包括破除迷信在内的，近现代中国的诸多思想运动在民众世界、乡村社会遭遇的种种困境，大多缘于此。在社会的、经济的结构中，体察思想运动的脉络与流变，从“察言观行”到“循名课实”，这样的做法大概更周全。再比如《天裂》一书中着重描绘的新文化运动。

思想层面的新与旧、中与西，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这些思想的渊源、社会基础，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有关“新文化”的经济背景，伍启元写于1933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中，曾将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与现实的社会经济一一对应，进行研究，这为我们回看五四新思潮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视角。

伍启元认为：“十余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完全是受社会变迁的推进：直觉主义代表了封建残余的最后挣扎，实验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理论的展开，辩证法的唯物论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抬头，东方文化论代表了中国幼弱的资本主义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另求出路。”

民国初期农村

他进而分析，直觉主义不过是一种玄学的思想，它很明显是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帝制崩溃，中国的封建势力早已幻灭，因此，这种“反动的思潮”失去了社会的基础，必然“不打而自倒”了。实验主义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基础的一种哲学，它的特征是注重实际的效果，这种“实利主义”完全是美国资产阶级的精神的表现；同时，实验主义是一种改良的主义，不赞同革命的突变，暗示社会应当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渐进改变，而不应以阶级斗争求社会的变革。辩证法的唯物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中心，它是农工革命唯一的哲学根据，这种哲学代表了劳动阶级，它随着社会主义而来临中国。

当日中国的现状是，资本主义在大陆上的发展，因受了无产阶级的猛力攻击和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性，其弱点一天一天地暴露出来。尤其是欧战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受了根本的动摇，资产阶级更不能不另求出路，而有求助于“东方精神文明”的主张。中国幼弱的资本主义因受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三面夹攻，遂亦不能不另求出路，而趋向于本身自有的文化，这就推进了东方文化的论调。

他有一整套的分析，都是关于新的思潮发生必定是社会组织变动的反映，亦即社会的经济构造发生了蜕变。伍启元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脱开了就思想而论思想的窠臼，从更深层的经济与结构变迁的角度解释文化与观念的变动。

他的分析无疑受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的影响，但与1949年以后“资产阶级软弱性”这样的“经典分析”迥然有别。他着眼于何种思想产生于何种阶级，而不是何种思想代表了哪个阶级。新文化运动承续着晚清以降向西方看的潮流，提倡西洋文化，甚至于“全盘西化”口号的提出，一是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二也是体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各种变化。

再比如，“社会主义”这个词汇，不同的人群在使用的时候，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目标，用胡适的话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大家都谈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这需要做区分。

而知识界的社会主义热潮在当日亦并不孤立，不纯粹是一个思想性的东西；将西方视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象征，而将苏俄的社会主义视为自由、正义与人道主义的化身，在1920年代以后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当时的报章杂志上，有许多有关于此的“民意调查”，可以看到，民众对社会主义、俄国、列宁已显示出极大兴趣，对美国、威尔逊却明显不再热衷。这就是一个所谓“一般思想界”以及社会基础、经济背景的问题。

从思想和社会的变动这个点出发，我想到的一个关键词——“再造”。帝制崩塌，共和建立，从辛亥到五四，段祺瑞说“再造共和”，胡适说“再造文明”。可以看到，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构筑的是一个“再造统一”的趋势。再语义转折一次，也就意味着，在寻找一种秩序。所以，“再造”成为很重要的关键词，开始形成民国自身的一种特征，也在各个方面，都有发散、影响与表现。自北洋时代始，文化上，中国开始走向一个融汇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无限可能性的时代。

梁启超、杨度、康有为、章士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么多不同的人众声喧哗，表达截然相反的政治理想，也为我们现在思考那个时代的人所面临的历史处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是真正意义上古今中西的融汇。唐德刚说，晚清民国是中国历史的三峡，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的转型时代。以前通常我们讲民国，从北洋到南京政府，一直到1949年，整个民国就是“打来打去”，各种乱局。

这里面，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一直乱；第二，更重要的，这种“乱”和“变”，是怎么塑造那个时代的，又是怎么塑造那个时代的人的。要之，那个时代的人，直面的问题与我们不同。在这个乱和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沉淀下来的规则、心理、行为的公共信条。这也是“再造”的一个序列。《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做历史研究，一向也是主张于此，从波澜处着手。但本文以具体、细碎的问题所提起的这些维度，想表达的不过是，观澜之外，还要看到河床。把隐蔽在表层的这些基底看清楚，河流的走向、渊源、起落，才能看得更清楚。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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