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民权 | 世界生产体系的剧变与发展中国家的际遇【重识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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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生产体系的剧变与发展中国家的际遇

刘民权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从某种意义上说，供应链和价值链与市场共存。自从人类开始为市场生产以来，某种形式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就已经出现了，但只是在最近几十年，在强大的生产碎片化力量的驱动下，供应链和价值链才达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复杂性和规模。此外，供应链和价值链以前就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运作，但直到跨区域的或全球的生产链（或网络）迅速出现和蔓延，它们才成为当今世界商品和服务生产的一个主要特征。

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的迅速出现和扩大，其动因是生产碎片化（production fragmentation）程度的日益提高和深入，后者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与经济体进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条件。最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取得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例如中国的成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世界性的变化。同样的因素也将影响其他国家与经济体在其今后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将面临的条件和机会。的确，这些国家和经济体目前还未能从上述世界性变化中充分受益。然而，伴随着这些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前景的改善，它们也将面临一些新的冲击和风险。诚然，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以往就遭遇到各种冲击和风险，但今后可能面临冲击和风险将更大。另外，尽管这些潜在的冲击和风险会对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但每个国家都将会感受到它们的重大影响。从真正的意义上说，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关于生产碎片化及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的研究起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许多成果，主要代表人物和机构有Arndt，Fujita，Harvie，APEC等。然而，大部分研究只是描述和分析了具体生产链的兴起、发展及其对相关行业的影响，以及对某些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的影响。而站在全球的角度，把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发展看作一种世界性趋势，分析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今后工业化及经济发展条件和机会的影响，几乎还是空白。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中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仍然与上述全球化趋势无缘，而它们今后的发展际遇则不可能不受其深刻影响。

为此，本文将首先说明世界生产体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根本变化，以至于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机会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然后，着重说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机会目前正在经历哪些关键变化，以及为充分利用好相关条件和机会，这些国家需要在通信运输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本方面做怎样的投资。与此同时，相关条件和机会的改善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遭遇更多冲击和面临更多风险的可能性。

世界生产体系的变化

供应链和价值链最常见的定义是指一个包括组织、人员、技术、活动、信息和资源的系统，涉及从供应商到最终客户的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转移。供应链的重点是将自然资源和零部件转化为某种成品或服务，并交付给最终客户，因此它涵盖了从最初生产到最终交付的整个活动链。但价值链则包括“从概念设计、采购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到生产、营销、分销等方式实现的全部产品增值活动，以及对最终消费者的支持”。描述这两个概念差别之处的另一种说法是：价值链包括某一产品周期中从产品概念设计到最终客户消费所有阶段的价值创造，而供应链则只涉及其中的生产和销售活动。

显然，任何典型的供应链或价值链都会涉及生产。这一部分被称为生产链（或生产网络）。具体而言，生产链指的是一组企业在给定的供应链或价值链内生产给定产品或服务的网络。因此，生产链包含了一家或多家领头企业如何组织安排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网络以生产某一特定最终产品，其中领头企业通常控制某些关键资源和开展某些关键活动，如产品设计、国际品牌、打入最终产品或服务市场，从而保持其对生产网络中其他供应商的关键影响。图1描述了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之间的主要区别。

图1 全球价值/供应/生产链

APEC（2012）

今天，交错密集的覆盖许多产品和服务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生产网络已经形成，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加速。然而，与供应链和价值链相比，这些交错密集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生产网络只不过是最近出现的一个现象，特别是在过去三四十年中出现的一个现象。在这段时间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各种全球、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货物运输和人员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诞生与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交通和其他跨国经营成本。同时，企业竞争的加剧，也给企业开拓新市场和生产基地、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带来了巨大压力。领头企业开始把越来越多的以前由它自己完成的活动转包给其他公司（即“外包”）。领头企业有时也会选择把它们的某些活动从母国迁到其他国家（也即“离岸外包”）。

这些最近的发展被称为“生产碎片化”或“生产分割”，即一个原本完整单一的生产过程被“分割”成许多不同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只生产某个组件或部件，并且由不同的厂商完成，最后组装成以前的由单一流程，由同一家公司，甚至由同一工厂完成的产品。通常，这里所说的“产品”为“最终产品”，但随着生产碎片化程度的提高，也可能只是用于生产某一最终产品的某种组件或部件，而组成这些组件或部件的又是许许多多的子组件或子部件，分别由更多的分包商完成。生产分割的要点是：每个生产阶段（或子阶段）都可以由位于遥远的国家甚至不同大陆内的厂商分包完成。由于这些公司都只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某一节点上参与，因此它们可被看作共同组成了一个生产链或生产网络。

以上所述的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重组，实际上是“世界生产体系”所经历的一次根本性变革。我们可在内涵上把“世界生产体系”定义为：以价值链为单位，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并在地理上分布的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前，对绝大部分价值链来说，与之相关的生产活动大部分是在一国内部（有些是在同一企业内部）展开并完成的。虽然当时针对组件、部件和半成品的贸易也有，但远远没有达到今天的规模。自上世纪80年代起，由于离岸外包的兴起，许多生产活动逐步转为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组织和展开。从外延上说，该概念指具体的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展开的生产网络。

新世界生产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机会

以上所述趋势，对重塑目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机会有着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小企业成为工业化的重要主体；二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机遇的转变。

（一）中小企业成为工业化的重要主体

通过外包产生的生产分割，意味着中小型企业现在可以用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参与全球生产过程。通过离岸外包，这些中小企业不必来自与领头企业相同的国家。相反，它们完全可以来自发展中国家。相比较而言，领头企业更有可能来自发达国家。以前，一家领头公司可能只在其本国边界内的某个地点集中生产和管理整个生产过程，并将其成品跨国销售。通过外包和离岸外包，它现在可以将不同的生产活动（生产最终产品所必需的，或生产某一标准部件所必需的全部生产活动）分散到整个区域乃至全球。以前，一个生产链不但是由一家大公司领导的，而且往往也是由其完成的，所以只包含一线大公司。现在则不同，一个生产链可以不止包含一线大公司，它还可以得到许多层级的中小企业的支持。其中，许多企业可以来自发展中国家，而领头公司则通常是一家运作和控制许多跨国生产活动的跨国公司。

图2提供了全球生产链的一个可能示例。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描述中，各级中小企业的区别在于它们在全球生产链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创造的附加值。终端中小企业供应商是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和提取加工原材料的企业。二线和三线中小型企业使用终端中小企业加工的原材料，并将其转化为最终产品所需的各种组件（或组件的组件）。一线大公司是最后阶段组件被组装以完成最终产品的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下游方向的每个下一级中小企业的规模，通常比其直接的上游合作伙伴的规模更大。

图2  中小企业在全球生产链中所扮演的角色

UNIDO.Integrating SM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Vienna,2001; APEC.SMES' Participation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2013:8.

我们强调中小企业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当整个生产过程被分解成一些相当精细的阶段时，特别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上游或者更上游的话，这些阶段的生产任务很可能在一个中小企业都能完成。第二，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刚刚开始经济发展或工业化进程，或者说仅仅处于其早期阶段的国家，大多数公司很可能是中小企业。第三，考虑到它们的成本优势和通过加入现有区域和全球生产链而达到提升自己目标的强烈愿望，这些公司很可能正是某一生产链中的领头公司所寻求的合作伙伴。

（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机遇的转变

这些新的全球趋势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具有重大影响。由于这些庞大、密集、日益紧密和相互关联的生产网络往往跨越整个区域乃至全球，通过外包和离岸外包（即通过生产分割）而紧追成本优势，渴望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在有成本优势的前提下，可以相对简单地通过融入这些生产网络来实现其工业化目标。无论是通过出口（即主动走向国际市场）还是进口替代（即取代进口品）策略，它们不再需要在技术上掌握和复制生产某一最终产品所需的全部技术和整个生产流程，并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制造商或国家进行竞争。相反，它们现在只需善于生产某些用于最终产品的组件或子组件，也即通过加入相关的区域和全球生产网络，依然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并同时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诚然，它们现在只是在组件或子组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整个产品的基础上这样做。假以时日，它们很可能完全能够在生产全产品基础上进行国际竞争（特别是如果其经济规模足够大的话），或者至少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所在国际生产链的顶峰。显然，这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开辟了全新的技术空间。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这些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的技术门槛因此大大降低。可以预期的是，生产某一最终产品的某一或某些部件所需的技术能力，会大大低于生产整个最终产品（或至少其大部分组部件）所需的技术能力，就像在旧的世界生产体系情况下那样。

第二，这些国家不再需要建立用来生产完整产品所必需的规模足够大的、技术足够先进的工业综合体或生产基地来开展工业化。相反，现在即使是一些具有适当市场地位和技术装备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加入甚至引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如前面强调的那样，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通常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大多为中小企业。与大公司相比，中小企业通常只需要更少的财力和组织管理技能就能够有效地建立和运行起来。因此，它们更有可能在缺乏资源和技能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中涌现。

第三，由于旧体系下的国际竞争通常是以生产整个产品的方式进行的，因此许多小国家和经济体实际上没有很大的工业化可能性，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的经济规模不足以支持从原料加工到成品生产所需的整套投资和技术能力。它们也许能够生产某些完整的产品，但这些产品的种类通常很少。当然，这些经济体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些区域性共同市场或经济联盟，但是产生这样的区域性组织所需的国际政治进程一般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常常充满困难。在新的世界生产体系下，因一国经济规模小而造成的问题也会相应减轻。

第四，虽然理论上存在其他可能性，但在实践中，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旧体系下开展工业化的技术门槛一般都很高，因此可能没有任何跨越它们的真正机会。而实际上为了跨越这些门槛，这些国家首先必须开始其工业化进程，因为只有从实践中学习，它们才可能真正跨越这些门槛。在新体系下，它们会有更多从实践中学习的机会。

从上述角度来看，新开放的技术可能性空间在改善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前景方面是革命性的。然而，新的工业化格局在其他方面也呈现革命性。在旧的世界生产体系下，各国通常以封闭的经济体运作，它们的任何工业化努力基本上都将在此基础上进行。由于经济封闭，它们的工业化举措通常面临两个严重的制约因素，即国内储蓄和外汇，两者在发展中国家经常会出现供应不足的现象。这一现象经常被称为“双赤字”。由于在旧的世界生产体系下一国的工业化行动在规模上具有非连续性，这一问题便更加突出。为了达到这些行动所要求的规模和技术门槛，通常需要大量的国内可投资资源和外汇（以用于购买任何必要的外国技术），但有关国家可能完全没有这样多的可投资资金和外汇，最后被迫放弃相关行动。

然而，在改变了的世界生产体系下，一方面，降低了的技术门槛意味着减小了工业化所需的投资资金的规模，即减少了投资资金上的非连续性。另一方面，随着限制国际资本流入的各种壁垒的减少以及这些投资环境的普遍改善，双重赤字——国内储蓄和外汇赤字将因此大大降低。各国仍然可能面临这些赤字，但它们的严重程度将会远低于以往。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外国直接投资（FDI）。这不仅意味着上述双重赤字的减少，而且还可能意味着外国硬技术和软技术的流入（外溢）、本国管理技能的提高和进入外国市场机会的扩大。所有这些要素，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初期或中期，往往都处于极度短缺的状态。此外，外国直接投资通常以大型跨国公司离岸外包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甚至可以直接成为整合东道国企业（通常是中小型企业）的枢纽，使之与现有的区域乃至全球生产网络融为一体。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公司本身可能成为这些网络的核心部分。

新世界生产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面临的挑战

如上所述，由于生产碎片化的日趋深化以及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网络的日益密集化和完整化，新国际生产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开展工业化的技术空间和资金空间大大提升。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突出表现为：一是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改善与人力资本投资，二是生产链脆弱性增加及应对。

（一）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改善与人力资本投资

首先是运输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改善。最近几十年生产碎片化之所以迅速加深，并且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网络迅速扩大，是因为它们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促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其一，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强劲趋势。其二，冷战的结束和东西方分裂的终止。然而，这些因素的影响虽然重要，但它们应该或多或少地对所有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以下的因素则不同，它们与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出现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根本改进有关。事实上，从新的区域和全球生产格局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恰恰是那些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最大投资的国家（例如中国）。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在远距离跨境经营中需要持续的有时甚至是实时的通信。另外，新的区域和全球生产体系也隐含着对货物和人员运输需求的大幅增加。如果没有健全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新地区或全球生产体系下降低成本的希望将无法实现。因此，旨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所面临的新的挑战，从根本上而言是迅速投资于这些基础设施，以有效地支持它们和现有的（以及新的）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网络，也即那些最适合它们国情的生产网络的紧密结合。

在这方面，除了充分使用其本国资源和技术能力外，国际援助将会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重要资金和技术来源。在中国的影响下，尤其是通过其最近发起的亚投行以及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国际援助已开始更多地重视发展中国家相关基础设施的改善。

然而，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还是不可能充分抓住新世界生产体系向它们提供的发展机会。Arthur Lewis在其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论文中，将现代经济发展模型化为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过程，但没有充分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是有效进行这种转移的前提。笔者也曾把这种投资和积累放在了他的经济发展模型的中心，在这一模型下，只有当一个工人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后，才可能从一个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该模型同样假设了经济发展是将劳动力从前一部门转移到后一部门的过程，且这一过程通常采取工业化的形式。

在新的、改变了的世界生产体系下，尽管发展中国家现在有着更大的可能性来开展工业化，但仍然需要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没有一大批接受过适当教育、拥有实际技能的劳动者，任何国家都很难从日益改善的工业化机会中获益。一切都取决于拥有合适的人力资本。事实上，因为在新的世界生产体系下，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规划几乎都必然受到强有力的国际竞争的制约，而竞争的结果往往取决于人力资本（以及上述交通和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以往更需要在教育和人力资本领域进行投资，以确保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然而，人力资本投资一定会是比基础设施投资更为漫长和曲折的一个过程。例如，就教育而言，即便存在有效需求，供给能力（如合适的课程、胜任的师资队伍、适宜的校舍和教材设施等）经常会是一个问题，而且往往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加以解决的，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期的投资。但也应该认识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在不同层级的教育中，以上问题的严重性和克服的难度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这些问题在高等教育方面会尤其突出，而在基础教育中（小学及中学）其严重程度和克服难度会相应降低。实际上，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教育的广度和质量是首先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新的世界生产体系下，也即在其初步融入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时），大量需要的就是受过这类教育的劳动者。当然，即便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国家也会需要一定数量的受过高等及以上教育的员工。从短期看，这方面的需求一般可通过两种途径来满足：一是引进合适的境外员工；二是派遣学生到海外留学。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所走的实际上就是这两条道路。而从长期看，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逐步实现培养自身所需的高端人才的目标。

另外，教育（或正规教育）只不过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另一种同样重要的方式是在干中学。一方面，许多与具体生产链相关的操作技能，一般都需要通过干中学才能掌握。所以尽早开始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本身对一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干中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弥补正规教育的不足之处。正规教育与干中学之间的关系是：前者帮助劳动者掌握基本的阅读、计算和分析能力，后者则直接帮助其掌握某种技能。两者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二）生产链的脆弱性及其应对

虽然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网络的大规模涌现，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工业化机会，但也增加了供应链的脆弱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将生产链延伸到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做法，必然会增加整个供应链的脆弱性。当企业的经营范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本地市场时，它们就会面临更大的供求变化风险。例如“，虽然某离岸供应商的收费可能更低，但是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而且更容易受到运输系统的干扰”。事实上，企业现在“不仅容易受到自身资产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供应商、客户、运输商、通信线路和与其经营相关的生态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

现实世界中的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典型的事例如，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之后，从原材料到组装工厂到产品需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某些自然灾害如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2008年的中国汶川地震、2011年的日本东部地震，以及世界许多地区政治的不稳定，都对全球和区域生产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如果管理这些复杂供应链的流程和方法到位，类似的冲击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对区域性与全球生产网络造成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将先前的本地供应链扩展到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国际竞争加剧了，公司所面临的减少生产成本和缩短生产周期的压力大大增加了。因此，许多企业采用了所谓的“精益供应链”，也即最大程度地缩小和缩短库存的数量和时间以降低成本。“准时供应（Just-in-Time）”和“准序供应（Just-in-Sequence）”就是两个被广泛采用的库存管理方法。

采用这些管理供应链的方法，虽然有效降低了正常情况下的生产成本，但也大大增加了系统的脆弱性，使得相关供应链更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事后恢复更加困难。实际上，即使在事前，发生某些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也会在相关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之间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对他们的决策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复杂的供应链和高度动态的商业环境密切相关的不确定性本身，也会对供应链造成很大的干扰。

上述讨论可能会被视为是从一个典型的来自发达国家的领头企业的角度出发的。然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在这些供应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小企业，实际上有可能遭受更大的脆弱性，因为它们“通常是在低迷的现金流和低资本储备的情况下运行”，这意味着它们通常“更没有能力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或缓冲各种供应链风险”。Wagner和Bode进一步将可能的供应链冲击分为五类，分别来自：（1）需求方；（2）供应方；（3）监管、法律和官僚体制；（4）基础设施；（5）各种灾难。前两种是来自给定供应链的风险，其余的则是来自给定供应链以外的风险。

无论是在企业层面、国家层面抑或国际层面，怎样有效应对以上供应链风险，将会是一项日益重要的管理和决策课题。从单纯企业的角度出发，目前国际上提倡的是：由各企业针对其具体情况和可能遭遇的风险制订合适的“业务延续计划（Business Continuity Plan）”，采用保险和“冗余（Redundancy）”等方法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确保企业业务照常进行。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企业现在可以对各种可能的风险，有些甚至是与遥远市场相关的风险，作出更为精确的风险分析和判断。同时，及时和实时的通信将有利于提供早期预警。当然，在一个地区性与全球性生产链或供应链内，如果只有单独一家企业制订并执行相关业务延续计划，而其他上下游企业不同时采取行动，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需要所有相关企业合作行动。推动这一点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制定相关国际标准并加以认证。在这方面，目前国际上的主要标准和认证平台有：“黄金认证（Gold Certification）”,“供应链操作参照（Supply Chain Operations Reference, SCOR）”，以及ISO标准。

除企业层面的“业务延续计划”外，一个重要的控制和减少供应链风险的办法是更好的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更好的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不但是降低基于生产碎片化之上的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成本的重要手段，也是抵御各种冲击包括自然灾害冲击的有效手段。例如，当发生某一局部灾害时，更为密布的交通设施更有可能为局部救灾和恢复生产提供替代交通设施。另外，质量更好的交通设施本身也更能抵挡一些类别的灾害。而提供更好的交通设施一般说来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进行规划并提供投资，包括使用国外援助。在这方面可以预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会为相关受援国作出重要的贡献。其实，在国家层面，政府的作用并不限于提供基础设施，还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比如，政府可以提供必要的激励，鼓励企业制订并有效执行企业“业务延续计划”，以及提倡企业达到某种关于供应链操作的国际标准。

总之，为有效控制和抵御供应链风险，需要以上三个层面的广泛干预和密切协作及配合。应该认识到，即使以最有效的方式做了最大努力，对供应链的冲击有时仍会发生。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相关风险，而只能努力把风险控制在最低的水平上。

结论

Arthur Lewis在其经典论文中，把现代经济发展模拟为主要将劳动力从一些低生产率部门（如农业）转移到某些高生产率部门（如工业或服务部门）的过程。这仍然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

然而，实现这种发展的基本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生产碎片化的加深，以及在越来越广阔的商品和服务生产范围内出现的庞大、密集的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不再需要通过生产整个产品来与其他竞争者竞争，而只需善于生产其中的某些部件。由此形成的新的世界生产体系的意义是深远的，它大大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障碍。各国现在可以通过加入这些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并且选择加入那些最适合它们的生产链来实现工业化。此外，它们现在可以通过鼓励其所拥有的众多中小企业，而不一定通过建立全新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或企业集团来这么做，因为它们可能会严重地缺乏必要的资本、技术和技能来成功地建立后者。

如前所述，新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生产体系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新的挑战，主要有两类：其一，它们需要大量投资于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本。如果没有适当的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以及充足的人力资本，一个国家成功地加入和融入现有的或新兴的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其二，虽然新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生产体系给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可能面临更多的突发事件，或者说它们更有可能遭受这些事件的冲击，使得它们的经济更为脆弱。如果要最大程度地降低这种脆弱性，就需要企业层面、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多方参与和协作。目前国际上已有一些相关的实践和行动，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即使以最有效的方式做了最大努力，对供应链的冲击有时仍可能发生。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相关风险，而只能努力把它控制在最低的水平上。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最基本的假设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围绕生产链的全球化会持续进行下去并进一步加深，而目前全球则似乎笼罩在一种逆全球化的不祥迹象之中。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最近一年多时间中日益逼近的中美贸易战威胁。由于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中的重要地位，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必将殃及全球经济及其供应链和生产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美贸易的今后走向，也将决定起自上世纪80年代的生产链全球化是否会有效延续下去并进一步加深。

就目前而言，中美贸易战仍存在两大不确定性。首先，贸易战是否会真的爆发？由于贸易战也将沉重打击美国经济，它是否会真的爆发目前还是个未知数。其次，贸易战即使爆发，虽然它定会撕裂现有的世界生产体系，但是否会阻挡全球化的潮流呢？依照笔者之见，权衡机会和利害，各国仍然会选择融入合适的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除非贸易战后全球生产链可能会出现重要重组；但对中国来说，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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