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 | 城市社会的生态营建及其人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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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的生态营建及其人文选择

陈忠 |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载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文中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生态问题具有人文性，解决生态问题、营建生态城市，需要自觉的人文视角。人们对城市与生态关系的认识有一个从本能到自觉、从笼统到具体逐渐深化的过程。人文底蕴化、深层机理化、普惠大众化，是生态城市营建的总体趋势。紧凑的生态多样性、开放的生态公共性、感性的生态亲密性，是人地关系紧张语境下生态城市的重要形态选择。营建生态城市需要确立以敬畏为底蕴的城市生命观、以约束为底蕴的城市主体观、以风险共担为底蕴的城市正义观、以区域自觉为特点的城市地理观。

生态是文明诞生、延续的重要基础，生态文明是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大文明”的重要构成。城市是多样文明的空间化聚集，是文明的核心标志与空间载体，城市社会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能否科学营建生态城市、美丽城市，对能否真实建构可持续的城市社会、具体统筹好“五大文明”具有路径意义。

近年来，我国的生态文明、生态城市建构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呈现出一些问题。比如，在经济竞争语境下，人们往往把生态城市、美丽城市建设作为拉动经济的手段；在消费社会语境下，人们往往把良好生态作为一种消费品、奢侈品看待，而没有把生态逻辑、生态价值上升为城市社会的基础逻辑、基础价值；在交流交往、学习借鉴都更为便利的语境下，不同区域的生态城市营建往往有趋同化倾向，缺少区域自觉、区域自信、区域个性；在营建生态正义时，往往更为注重生态成果的共享、生态权益的平等，而较少关注生态风险、生态代价的共担；在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土地日益稀缺、生态日益脆弱的情况下，仍然采取外拓型、奢侈性、松散性的生态营建策略。其根本问题是在思考生态问题、生态城市时，缺少更为自觉的人文视角、人文关怀。

生态问题历来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人文性，生态问题在本质上是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文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化的人们如何认识、规范和约束自身，如何形成合理的人文素养，与生态自然良好相处、共同进步的问题。推进生态文明、营建生态城市，需要自觉的人文视角。把握生态城市的人文底蕴，厘清生态城市的人文走向，对于更为合理地营建生态文明、生态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城市的人文底蕴

回顾全球文明史特别是早期文明史，城市是几大文明体兴起的标志。而几大文明都诞生于生态条件最适于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物质交换、社会聚集等活动的大河流域，也都产生了其特有的制度、宗教、生活方式等人文基质。在城市早期起源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市是良好生态的产物，没有原始技术条件下对人而言相对良好的生态条件，城市不可能兴起和存在。随着人口的增多、技术的发展、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也就是社会人文条件的不断成熟与层级提升，城市才开始向生态条件不是十分自然优越的地方拓展，似乎人类可以在任何地方超越生态制约发展文明、兴建城市。

但随着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不论人的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不论人的认识能力、社会能力、技术能力提升到何种程度，生态都是人类社会包括城市发展的最基本制约，同时，人也始终有其与自然相统一的很难改变的自然属性、自然本性。也就是说，外在自然的先在性、外在生态的承载能力，以及人的内在自然、内在生态的变化限度，永远都是人们在推进城市发展时需要首先考虑的因素。反思近代以来的城市思想史，特别是人文城市思想史，从莫尔、霍华德、格迪斯到芒福德，对生态的关注一直是城市理念的一个内嵌性构成。

莫尔的《乌托邦》是现代社会学、政治学的重要起点性著作，也是现代人文城市学的一部起点式著作。正如芒福德所评价，“莫尔实际上是想提供一个理想的城市模式”。“也许莫尔最大的发明是他在制度上保证了中世纪城镇居民对乡村生活和体育运动的爱好。”“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同时“还得自己各学一项专门手艺”。

从事农业、接触田野是人们必须的经历和体验。莫尔的目标是消除城市中的阶层差异，以土地公有制保证社会的平等，其愿景是大家平等的劳动，都可以过上一种生态性的生活，都可以有同自然亲密接触的平等机会。对乌托邦这种城市而言，生态性与人文性是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离开了普惠的生态性，所谓的社会平等便没有了可能。正因为如此，莫尔认为，“乌托邦人酷爱自己的花园，……一见而知，花园是对全城人民最富于实惠及娱乐性的事物。这个城的建立者所最爱护的似乎也是花园”。

当然，莫尔的城市生态、城市人文观，也不是没有问题。芒福德批评莫尔的乌托邦具有一定的专制性，因为它缺少多样性，乌托邦中的每个城市都是一样的。莫尔乌托邦的一个重要空间特点，是通过一道人为的海峡把乌托邦与其他世界隔离开来，以获得安全。考虑到这一点，可以说，莫尔的城市观是一种孤立、封闭、非开放语境下的生态城市建设思路。

莫尔所描绘的乌托邦岛图

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霍华德认为“城市磁铁和乡村磁铁都不能全面反映大自然的用心和意图。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本应兼而有之。两块磁铁必然合而为一，正如男人和女人互通才智一样，城市和乡村亦应如此”。霍华德希望未来的城市能够兼备城市的便利、效率与乡村的美景，其田园城市也就是一种生态城市。

从空间看，这种生态田园城市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每个城市都规模不大，2到3万人口，城市周边有绿带环绕。二是一旦一个城市的人口增多，其方案不是把这个城市的周边做大，而是另选地点，建设一个新的城市，其规模也是2到3万人，有绿带环绕。三是这样小型城市间通过交通线连接，互联成社会城市，这样，整个城市的空间形态就是不同的小型城市镶嵌在绿色的自然之中。可以看到，霍华德的生态田园城市是人地矛盾已经出现，但仍不十分突出情况下的城市化策略，是一种以可能无限供给的自然为假设前提的生态城市建设思路。

作为一位具有生物学背景的学者，《进化中的城市》的作者格迪斯非常关注城市发展的生态基础与生态制约。在格迪斯看来，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旧技术阶段和新技术阶段。旧技术阶段，是以煤炭能源为代表，人为了获取能源对自然进行破坏的阶段。新技术阶段，是以水力能源等新型技术为基础，人与自然开始走向和谐共生的阶段。“旧技术时代的思想，……过分地关心商业收益的增长及分配，却一直很少关心提高实际效率和经济节约。”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性循环。“

新技术时代的经济学家开始对国家资源进行精心的节约利用。例如，他注重植树造林以弥补被砍伐的树木，甚至种植比砍伐量更多的树木，这才是在进行真正的储蓄。”格迪斯认为，“保护自然、更合理利用自然的事情，必须比通常更认真地、更坚强地确定下来”。格迪斯对技术的未来、城市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认为人类有能力以新技术为基础，营建一种生态型城市社会。格迪斯的城市观，是一种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生态城市思想。

芒福德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城市史学者，在《城市发展史》等著作中，他认为，中世纪的城镇是一种理想的城市。这种城市规模不大、建筑精美、有社区感，更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典型的可持续的生态型城市。“在某些方面，中世纪的城镇取得了过去城市文化从未获得的成功。”“从生态上说，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

正是基于对城市生态性的认同，芒福德对工业城市以及后面的金融化大都市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近代以来的工业城市是一种焦炭城，既破坏了自然环境，也破坏了社会关系、文化传统；而现代无限漫延的大都市，则以追逐利益为核心，成为人际关系淡漠、人情冷漠，对于自然生态有巨大破坏性的异化空间。“我们时代流行的技术工艺，不把人与空气、水、土壤以及他的全部有机伙伴的关系看作是他一切关系中最古老最基本的关系。”芒福德希望营建一种具有自觉生态底蕴、人文底蕴的城市社会。芒福德代表了一种强调人对自身及城市发展进行伦理与人文约束的生态城市观。

反思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反思城市社会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

其一，生态城市与人文城市深层融通，生态城市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城市。一方面，生态观在本质上是一种更为周全的人文观，生态关怀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人文观也具有自在的生态内涵，经过反思的生态观点是人文城市学及所有城市思想的一个重要构成。努力解决社会与生态、城市与生态的矛盾，使城市与生态和谐共处、和谐共进，始终是城市发展与更新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人们之所以日益关注生态问题，是因为人对自身的需要、行为及其与外界世界的生态关系日益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生态问题在本质有其人文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人文问题，解决生态问题离不开人文关系、人对自身人文观的调整。

其二，在不同的人口与技术条件下，人们面临的生态问题其实有所不同。虽然，生态是城市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约，但在不同的时代、空间、人口、技术等条件下，人们面对的生态问题其实有所差异。在近代以前的技术条件下，城市面临的生态问题是如何在多样自然生态中选择安全、适宜人与城市存在的空间，规避不利于人存在的空间。在近代工业与商业城市语境下，人们面临的生态问题是如何应对由于人自身的大规模社会性行动所导致的区域性的生态环境破坏。在当代普遍城市化、全球城市社会语境下，人们面临的生态问题，则是如何应对在全球、区域、地点各层面全面存在的生态环境破坏。

其三，在不同的城市时代，人们对生态的人文思考有所不同。在城市化的农耕阶段，也就是以农耕为基础的城市时代，人们把自身看作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与顺应，强调人性与自然性的统一。城市化的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以工业为基础的城市时代，人们日益具有改造、破坏自然的能力，人们开始用对立性、破坏性思维看待自然，强调人独立于自然的主体性。在当代全球城市化、普遍城市化语境下，人们开始遭遇复杂而全面的生态问题，开始注重向早期人文生态观回归，开始强调对人的主体性进行制约与规范。

生态城市的人文走向

人们对城市之生态性的发现有一个从本能到自觉、从笼统到具体的过程。走向人文底蕴化、深层机理化、普惠大众化，是生态城市营建的总体趋势。

所谓人文底蕴化，是指生态城市建设不仅是选择、修复、改造自然生态的问题，其本质是如何同时处理由于人的空间生产等行为所导致的不同人群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城市与自然之间出现的各类问题的过程，是如何自觉培育更为合理的城市人文素养的过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化、问题的复杂化，人们日益发现，城市是一个人文生态体，一个由多样自然、多样建筑、多样产业、多样生活方式、多样社会理念等构成的复杂人文生态体。

所谓深层机理化，是指生态城市营建日益需要人们对城市与人的关系，城市与各类自然物、自然空间的关系，城市与全球、技术、市场、行为的关系等进行系统、科学的具体把握。没有对城市运行与发展涉及的诸多关系的内在机理的把握，所谓的城市生态、生态城市建设可能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远与更大区域看，甚至可能是一种破坏性行为。比如，以对其他区域的破坏来营建、改善、美化自身的城市生态，就是一种短期性的行为，并最终会影响自身的城市环境。系统把握城市存在与运行的内在机理，是营建合理可持续生态城市的基础。

所谓普惠大众化，是指生态城市服务与惠及的对象不仅是少数精英、上层社会，而且是所有的城市成员、社会阶层。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只有少数人能够有条件享有、拥有、占有生态良好的建筑空间与城市区域。而在社会平等化日益推进的今天，城市发展的目的包括生态城市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服务于小众与精英，也是服务于所有的社会成员。确认河流、湖泊、公园等生态空间、绿色空间的公共性，为所有城市主体营建可共享的绿色空间，正是这种趋势的重要表现。生态公正、生态正义已经成为生态城市营建的基础价值与伦理走向。

人口巨量与生态有限，是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语境与约束条件。在这种约束条件下，生态城市的构成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紧凑、浓缩的生态多样性。城市是一个聚集体，既是多样文明要素的聚集地，也是多样生态的聚集地。回顾文明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生成一方文明。在相对原初的意义上，所谓文明，正是人们选择、适应环境的产物。不同的生态环境会生成不同的文明。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是文明多样性形成的一个基础成因。对城市而言，文明的多样性与生态的多样性相互生成。城市的聚集功能日益包括聚集多样生态。

对一个较为成熟的城市而言，其多样性不仅包括技术、产业、观念等文明多样性，也包括多样的空间、多样的植物、多样的水体等自然生态要素的多样性。同时性地营建、聚集、保护文明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是生态城市营建的重要方向。这一点正如生态城市研究者瑞杰斯特所说，“多样性，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健康，同样也有利于城市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健康”。营建生态城市“要增加人类的多样性，与此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自然的多样性，并强化场所的特殊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以何种空间形式保护、聚集生态与文明的多样性，是以漫延空间还是紧缩空间的形式进行多样性聚集。如果说，在人地矛盾还不突出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扩大、扩展空间的方式营建生态城市，可以在相对较大的空间聚集生态多样性。那么，在当代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生态弹性日益减少、生态承载力日益减弱的情况下，城市对生态及文明多样性的聚集，则不宜再采取那种空间无限扩张的方式。而需要采取在相对有限的空间中进行多样生态聚集的方式，也就是以生态聚集、生态浓缩、生态紧缩的方式营建生态城市。“土地的高密度必须与使用功能的混合相结合。”推进生态空间与生活空间、工作空间的混合，营建紧凑型城市、紧凑型生态城市，是人口多、土地少这个现实约束条件下城市发展的方向。

其二，开放、共享的生态公共性。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是城市营建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城市及城市财富是少数人的，还是大多数人的，如何设置城市公共性及私人性的弹性与边界，人们对此历来存在争议。在自然生态日趋脆弱，而人们的生态需要又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推进生态共享，营建更多开放、可共享的生态空间，是一个趋势。

其实，在18世纪，人们就对城市生态的共同性、共享性进行过反思。“默西埃在他描绘未来乌托邦世界的《在2000年》一书中（1770年出版），预见到一个博物馆，那里‘各种各样的动物、蔬菜的矿物都安排在一起，一目了然’。”这种生态博物馆，一方面具有多样性，是生态的多样性聚集；另一方面又具有共享性，是社会成员都可以相对自由地进入的公共生态空间。

减少、克服生态的私人化、私有化倾向，是生态城市营建的重要方向。或出于本能，或出于自觉，人们都有对良好生态的需要，也都会在有条件时营建生态良好的空间。比如，家境富庶的家庭会营建私家花园、私家园林，家境中等的可能会养一些花卉、植物，即使贫困者也有对良好景致的自然依赖。也就是说，追求良好的生态是一个内生性、普遍性的人性需要、人文需要。但在实现方式上，一直以来，城市生态空间的主导营建方式往往是一种私人化、自我导向的。不管是家庭、社区、城市、区域，人们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营建良好生态，这种生态空间相对封闭，只能为自身单位主体所使用。进一步推进城市生态的公共性、开放性，相对减少城市生态的私人性，是城市生态性转换的重要方向。

其三，感性、可触及的生态亲密性。人是一种感性的存在，也是一种对象性存在；一种感性的对象性存在，或者说对象性的感性存在。这就意味着，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永远需要感性的接触。虽然，随着知识的普及、信息化的推进，人们可以通过图像、影像等非直接方式进行沟通与交流，但这种交流总具有片面性，其传递的信息、形成的情感总具有虚幻性、单维性。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具有综合效应，可以传递、生成多维度、多层面的信息与情感。同时，人与土地、植物、水体等自然的感性接触，其功能也是复合的，具有安全、教化、治愈等综合效应。生态城市、生态空间营建，需要更加便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感性直接交流。

格迪斯在《进化的城市》中，对可进入的公园等生态空间的功能进行过描绘。在他看来，可亲近的自然对人，尤其是年轻人具有教育、教化功能。“导致年轻人的精神逐渐向小流氓转变（或被压抑在更糟糕的层次之下）的，正是由于第一手乡村体验的缺乏。”“在公民关系方面，在寻求健康的机会方面，有什么训练能比共同分担和维护我们的公园和花园更值得我们去做？”正基于对感性、便利直接交流的强调，格迪斯主张以更为合理的形式营建生态空间。“现在城镇必然停止像墨迹和油渍那样的蔓延；一旦真要发展，它们要像花儿那样呈星状开放，在金色的光芒之间交替着绿叶。”人性的培育、人格的完整，需要人与多样自然、多样人群的亲密接触、直接交流。

反思目前的生态城市营建，人们往往更为注重生态空间的可视性，把生态空间封闭起来作为一个只可以远观的景观，而没有更为注重生态的可进入性、可接触性、可亲近性。只可以远观、不可以进入的生态景观，同保障安全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在其中结伴或独自行走，可以同土地、植物、水体相亲近的生态景观，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一个是远人的自然，一个是人在其中，同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然。“两种目标——一种是提供一个健康、可以让人创业的、美丽的环境，另一种是满足人类个人和集体的需求与愿望的功能——都应当在生态城市中加以考虑。”更为注重可触及生态的营建，是生态城市营建的重要方向。

生态城市的人文营建

生态城市是具有良好的自然或准自然环境，人们可以同多样的植物、水体、土壤等自然物相亲近的城市。反思历史与现实，人文与生态是城市的两大基本构成，人文性、生态性是城市的两大基本属性；城市是人文与生态的互动产物和交融体，良好的生态条件是城市兴起、发展的重要条件，良好的人文条件是城市续存、发展的内在支撑。

营建生态城市不是单纯地把自然景观引入城市、再造城市物理空间的过程。生态城市建设涉及对城市存在目的、城市发展方式、城市运行方式等的全面调整。生态城市营建同人文城市营建、正义城市营建、创新城市营建等有机统一。目前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们还缺少对生态的敬畏，还没有树立一种以经过反思的敬畏为基础的深层、系统生态观，对城市运行的整体逻辑、伦理逻辑、正义逻辑、区域逻辑等还缺少自觉的反思性确认。

其一，营建生态城市需要一种以敬畏为底蕴的城市整体观、城市生命观。相对于对生态问题的漠视，营建生态城市、绿色空间，开始注重城市的生态性，无疑是一种进步。但问题在于，目前的生态城市建设往往是一种以生态为修饰的逐利行为，仍带有很强的经济性，其真实目的往往是为了土地以更高价格出让，房地产更快的增值。在市场化、金融化、消费社会语境下，生态确实可以并且已经成为商品。

历史的看，生态成为一种商品与消费品，毕竟是一种进步。这说明，人们已经开始从“存活论”向“生活论”转换，说明人们已经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生态需要。但问题在于，这样一种以生态为工具的城市发展思路，是否有悖于城市的本性，是否真正有利于生态城市的可持续。

文明演进涉及天、地、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涉及区域地理条件、人口总量与结构、技术发展水平、制度机制、生活方式、社会观念等诸多因素。作为文明核心载体的城市是一个多因素共存互动的生命生态体，其变迁是一个多因素互动的复杂生命生态过程。城市及其运行具有深刻的生态性、生命性，是诸多活因素互动意义上的总体活关系、总体活过程。“生态城市是一个方向，而非终极结果，并且没有城市会静止不前。”

任何主体、任何一种技术或文明要素，都是这个活过程、总过程、活关系、总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营建生态城市，需要超越片面的工具论思维，对城市存在与发展的逻辑进行整体性反思与整体性确认。以经过反思的敬畏为底蕴的城市整体观、城市生命观，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价值与方法基点。

其二，营建生态城市需要一种以约束为底蕴的城市主体观。城市是自然的造物，更是人的造物，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综合对象性实现。近代以来，人们往往把主体性的觉醒和实现理解为对自然、他人等外在对象物的征服、改造，理解为用人的尺度、自身的标准来改造世界、改造他人、改造社会。

在康德看来，所谓启蒙也就是人不依附于他人和外部世界，在行为和思想时可以遵从自身的要求与尺度。康德所代表的正是近代以来以确立自我、扩张自我为特点的主体性。在人与地矛盾不十分突出的语境下，在主体性发育的早期，这种以自我为尺度，强调对外扩张、向外拓殖的主体性思路，有其合理性甚至必要性。但在人口与资源、空间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的情况下，这种外拓式的主体性思路就表现出深刻的问题。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无约束、无限制地向自然空间拓殖的城市化，正是近代以来的外扩式主体性成长的一种典型表现。

相对于巨量的人口，今天的生态资源已经呈现出深刻的有限性。这就需要调整主体性的成长思路，逐渐树立一种内向挖掘、内向精细化的主体性营建路向。正如芒福德所说，城市化有一个从粗放向精细转换的过程，人们不应该继续无限地侵占自然空间，而应该更多地去挖掘已有空间，把已有的人化空间精细化。这种精细化的城市化思路，其主体性特征是人从追求占有更多的外在财富，向追求提升文化素养、丰富精神文化与精神生活转换，其价值本质是人的主体性从外拓粗放型向内聚精细化转换，从外向拓展向约束自我转换。正如芒福德所言，调整人性发展方向，约束城市发展行为，推进主体性、城市化向精细化转换，对解决诸多城市问题有基础性意义。

其三，生态城市营建需要一种以风险共担为底蕴的城市正义观。正如苏贾等城市学者所认为，正义是城市持续存在的重要基础，没有正义，也就没有城市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在于人们所理解和要求的城市正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正义。反思人们的城市需要，可以看到，目前，人们对城市正义的要求往往是要求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效用，比如，要求更好的住房、更好的空间、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空气等。人们要求获得更好的城市条件，共享更好的城市财富、城市生态，无疑是合理的。

共享，无疑是城市正义的一个基本内容。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发展始终是一个有代价、有成本、有风险的过程，这种代价、风险、成本是否应该共享？人们是否应该共同承担城市发展中的问题、风险与成本，一种没有风险共担机制的发展是否是可持续和正义的？

当代的城市生态等问题之所以日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人们更愿意要求共享城市成果，而不愿意共同承担城市发展的风险与代价。这就导致一种悖论，一方面，人们都希望获得更好的城市成果，希望城市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人对城市发展的代价负责，又会实质上导致城市问题更为突出甚至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营建生态城市，需要树立一种充分考虑风险、代价、成本分配问题的城市正义观。

其四，营建生态城市还需要一种以区域自觉为基点的生态地理观。营建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方向，不同区域的城市具有不同的生态基质，需要采取不同的营建策略。但在当前的生态城市营建中也出现了某些趋向化倾向。如在降水充沛与降水不多的地方都建设所谓的空中花园。这实质上是一种格式化甚至异化的生态城市营建方法，其本质是对生态概念、城市生态的曲解与误解，其重要原因是对所处区域地理的生态特点还缺少应有的自觉与自信。

反思城市发展史，可以看到，不同的区域的气候、水文、植被等生态具有重要差异。近代以前的城市之所以各具特色、更为生态，其基质性原因正在于人们是根据自身的区域生态条件进行空间营建、生态营建。这种以区域生态条件为基础的城市往往更加可持续，是真正的生态城市。也就是说，了解、尊重区域生态的特点，从自身区域生态条件出发，是生态城市营建的一个基本条件。

但在当代技术条件下，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往往把生态城市营建等同于攀比性、奢侈性、炫耀性的空间生产，甚至背离当地生态条件，推进维护成本很高的所谓绿色工程。这在本质上是在用非生态、反生态的方式营建所谓的生态城市，这种生态工程、生态城市注定不可持续。推进区域生态自觉，增加区域生态自信，从自身的生态基础出发营建更适宜于自身区域条件的生态城市，对生态城市的可持续具有基点意义。

总之，生态城市营建是一个生态选择与生态营建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觉的人文选择与人文营建过程，一个人对自身不断进行新自觉、新营建的过程。文明越推进、城市越发展，越需要人们对城市的生态本性进行人文确认，越需要人们更为全面地把握、更为具体地确认城市的整体逻辑、主体逻辑、正义逻辑、区域逻辑，并将这种把握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人文素养。没有这种确认与内化，也就没有生态城市与文明演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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