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云 | 如父、如师、如友，岁月悠悠忆元化先生【“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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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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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父、如师、如友，岁月悠悠忆元化先生

兰 云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978—2018，共和国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大气磅礴的改革开放史。40年来，世界翻天覆地，国家人文日隆。我们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我们纵横捭阖，折冲樽俎，重新跻身世界文明之巅。

个人与时代、国家血肉相连。40年前的那个隆冬，共和国开启了春之旅，也唤醒了一代学人沉睡之生命，未来之希望。希望不止，生命不息！

我们深信，40年来一代学人所孜孜以求的文化丰碑和学术人格，深深内嵌于40年的改革开放大潮，不仅有崇高的叙事、恢弘的体系、理性的建构，还有刻骨铭心的瞬间、饱经风霜的皱纹以及一个个五味杂陈的时代表情。

“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是我们对过往最好的思考和纪念。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多维度、真实而深入揭示40年来当代优秀学人求学、治学与传道之心路，弘扬当代学术研究之真精神，并以此为契机，总结和反思中国人文学术和思想发展40年之得失，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新动力和新思想，为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华文明走进新时代贡献绵薄之力，《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2018年推出“一个人的40年”随笔专栏，我们诚邀海内外学人，将您生命中难忘的瞬间诉说出来，清晰地记载下来，让更多的人分享您的心路和哲思，以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

从今天开始，本刊公众号继续推送“一个人的四十年”微信专栏，内容包含八十年代亲历记、名家回忆与缅怀、学科建设历程等。今年正值王元化先生98岁诞辰暨逝世10周年，今天推送的是王元化先生生前的秘书兰云女士回忆先生的文章，以致纪念。

2018年5月，王元化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位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图书馆的王元化学馆重新开馆。在学馆的整面墙壁上，19条“王元化之问”振聋发聩，引人思索。

王元化先生出生于1920年11月30日，特著此文，是为了纪念元化先生的98岁诞辰。

岁月悠悠，先生离世已逾十年，十年生死两茫茫。而先生于我，如父、如师、如友。自小我就被爸爸送到先生身边，跟着张可阿姨学英语；九十年代又机缘巧合，和先生相依相随心心相惜十四年。此生先生给予我的父爱、师恩、友情山高水长，他无时无刻不与我同在，并引领着我的余生。

不解之缘忆父爱

我和先生在新建的徐家汇公园。

一颗种子，将被风吹向何方，在哪里生根开花，种子不由自主。我会走到先生身边，和先生结下不解之缘，一切的发生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实在是我不曾预料到的。

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可偏偏我独得两份父爱，这仿佛前世注定。

1938年春季，14岁的父亲在家乡奉化竺家村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由于身份暴露，他又回到上海。1939年，怀揣着王任叔（巴人）先生的一封介绍信，青少年时代的爸爸和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王元化从此结为朋友。那时先生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研究已深有造诣，他的一系列论著和激扬文字使爸爸十分仰慕。由于先生年长爸爸5岁，爸爸把先生视作为自己的老大哥。爸爸后来参加新四军去了解放区，等爸爸转业回上海后，先生却已经因胡风冤案蒙难。我爸爸却无视这些，仍然把先生当作挚友，我们两家仍然时相往来。身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爸爸以他贯有的老好人姿态对我们说：我认为王伯伯是个好人，他的问题一定会弄清的。

 因此，还是小姑娘时的我被送到位于皋兰路的先生家，每周去跟张可阿姨学英语。

张可阿姨文雅美丽、温婉贤惠、学问渊博，是我心目中的完美女性，我爱她不亚于爱妈妈。张可阿姨也爱我，每去她家都被她盛情款待。这是个正在遭受着政治风浪冲击的家，由于有了张可阿姨，一切总是被摆弄得舒舒齐齐充满着家的温馨。布置典雅的居室里，总有人在和先生侃侃而谈；永远丰盛的餐桌，时常招待着八方而来的宾客。在这里丝毫也感受不到被政治迫害的阴影。

记得有次去他们家，先生正和一个朋友在谈“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命题。先生说：“电由正电和负电合而为电，而树木房舍都有着向阳面和北阳面，都是合二为一的。”他们谈的起劲，也不避讳我这个小人。我听了回家学给爸爸，爸爸很严肃地告诫我：“小孩子不必懂这些，你出去可不能乱说！记牢了！”小小的我就知道，王伯伯的话在外面不要说。

但是，完美的女性在59岁那年突然中风，虽然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但是，张可阿姨对家的呵护从此力不从心。很多的家务，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赶着驴子当马骑”了，必须先生自己来过问。

80年代初，先生的家搬到了和我家只隔一条街的吴兴路，我们比邻而居。张可散步，先生跑步，都会绕到我家闲坐聊天，而我也时时去探望他们二老。他家有好吃的，先生会叫人送些来。而我上小菜场，也会多买一份先生和张可爱吃的送去。碰到有事叫一声，我就赶到。例如先生出国，我就过去替先生熨烫衣服收拾行装；电视机坏了，陪同先生去选购一台；保姆走了，让我家的阿姨顶替一下，诸如此类，如同自己的老父亲有难。这样，我自然而然走到了先生身边。

先生称自家“人丁稀薄”，因此对我家兄弟姐妹十分亲近。好几年除夕阖家团圆时，妈妈就叫请来先生和他单身的老姐姐，和我家同吃年夜饭，在一起过团圆年。1996年，先生家装修房子，他的家里乱成一个大工地，无法安居。适逢爸爸妈妈都去了美国，于是我就把先生接到我家，住在一楼我的房间里，我和娇娇蓝蓝住楼上。先生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他说看到我们家里几代人相亲相爱，在此他感受到了他最向往的家庭氛围。先生说： “我是很爱家庭的。我这个人不能长时间离开家，无论去什么地方，日子一久我就想家。所以我很不赞同巴金先生所言，说家只是宝盖底下一群猪，这是什么话！家是普天底下最温暖的地方。”他说他庆幸晚年，能有一个女儿如我，能够把家庭的温暖带给他。

爸爸妈妈一直以先生为兄长，妈妈对先生说：“兰云是我们的爱女，我们不能够缺少她。但你是我们的老大哥，所以我们愿意割爱，把我们的爱女分一半给你。”因此，在张可的身体阿姨每况愈下后，他们吃穿、生病治疗、社会交往等等，我也就也责无旁贷，无意中先生的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那么点“非兰云不可”。

先生习惯了每天早饭后，我就赶到他的身边，泡上两杯上好的龙井茶，他就开始对我絮絮叨叨，他的所思所想，他的喜怒哀乐，他的陈年往事，有我做听客，永远都不会冷场。有时候他累了，就会到卧室躺在床上，让我端一把椅子坐在床边，替他读书读报。中午，打开一张折叠桌，那是文忠专门替他买的。有时候让伙房做两个菜，有时候是我从家里带了饭菜，必须是合他的口味的少而精的菜肴，比如新上市的嫩笋做的油闷笋，细嫩的米苋，碧绿的蚕豆瓣，金黄的土豆饼，鲜活的清炒河虾仁等等。给先生备餐是一道难题，先生越老胃口越坏，对食物的品质也越是挑剔，我总算有本事完成这道难题。有一度，美院的唐玲给先生带来一只最小号的电焖锅，于是就给先生炖“迷你”汤。少量的排骨、鸡、鸽子等加上老山参、西洋参等补品，那一阵房间里永远洋溢着煲汤的香味，先生的身体也得到了滋补。

先生的工作室庆余别墅用的被子是化纤的，我就专门去买了一条厚薄适中的鹅绒被，轻巧暖和，先生说盖着太舒服了。他说：“兰云啊，除了你，没有人会替我想到一条被子。”这条被子即便是住医院，先生也要带了去换掉医院里的被絮，他已经盖不惯其它的被子了。直到先生最后的一天，他还是盖的我买给他的那条被子。

先生对我也是关怀有加。我的女儿去法国巴黎读研究生，先生为我高兴也为我发愁：“兰云啊，为娇娇留学法国，你要花费很多钱吧？”我告诉他，娇娇考上的是公立大学，不用学费。他说那么生活费也不是小数字，你的收入就那么多，总归是要多花钱的！于是他让我编了他的两本书：《人和书》、《人物 书话 纪事》，他说这些稿费都归你，拿去给娇娇付生活费。先生见不得我有困难。

先生爱我这个女儿，他说自己的爱属于“浓得化不开”的。记得我有两次出国，先生是那么担心、那么依依不舍。在法国时，他要求我天天给他写email，详细汇报我和娇娇的行踪。给他打电话，他总反反复复叮嘱：你玩得开心，尽兴，别担心我，我很好。但是你早日回家啊，王伯伯在等着你回家。我去印度，他对我说，你每天都要给我电话，否则我会担心。不管花多少钱，别嫌电话费贵。想起那种须臾不能分开的情景，感铭先生给我的那一份深深的父爱。

先生最后的日子，我天天陪他在瑞金医院渡过，目送他慢慢离去。

2007年春节前夕，先生不住地咳血，已有数月。大家告诉他患的是肺结核，慢慢会好起来。我们都在善意地欺骗着先生。一日他突然问我：“兰云，你告诉我实情，我得的肯定不是什么结核，一定是肺癌！对吗，不要瞒我嘛。我不是傻子，你应该对我说实话。”他盯着我的眼睛询问实情，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却忍不住哽咽。先生说：“其实我早有预感，我的日子不多了。”我默默流着泪，先生用仍然那么淡定的口吻对我说：“你不要这样，你难过，我心里会更难过。我并不害怕死亡的临近。但我是一个缺少耐心的人，不能读写，成天睡在床上，从一个思想着的人，变成一个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生命对我已全无意义。就让我从容地有尊严地走。张可走时（一年半前）我很难过，最后的日子，我虽然也一直关心她，可是自己也是百病丛生，不能随侍在老伴身旁，我是遗憾的。而我生命的最后一程，我希望你陪伴着我，你能这样天天来我身旁，我心里很满足了。我总是说，我并不寂寞，但是我孤独。这十几年有了你，我就不那么孤独了。现在，我要离开你了，我最是放心不下你的今后，一个人会不会生活得快乐？你生活的好，我才放心啊。”

2008年5月9日，先生还是走了，这一天的到来无法回避。

我决定离开故土去到美国，离开和先生朝夕相伴的上海，像是落荒而逃。

太多往事不堪回首，怎一个“伤心”了得。再不用每天一起床，就奔到先生身边，读书报，写文章，接待四方友朋；再不用操心菜场上什么时鲜上市了，先生爱吃的有没有；哪件衣服旧了，要换上一件更像样的；再不能听他絮絮叨叨，把陈年往事反复讲述个没完没了；再也不用去过问他有什么喜怒哀乐，瞬间美好痛苦都化为虚无，我失去了世界上除了父母最亲近的人。

我只有逃避，不再走那和先生同行过的林荫路，不再仰望和先生一起仰望过的那片天空，不再面对和先生一起面对过的友人，挥别这一份天赐于我又收了回去的父爱，把和先生同在却无法同去的那一页彻底地翻过去。

先生领着我登上一个比一个更高的台阶

元化先生和我。左一陆晓光、右一胡晓明，后为姚以恩。

先生是大学者、思想家，他的博士生们也个个了得，不是随随便便就有资格当先生的弟子。我是老三届，只是个南洋模范中学初中毕业生，做先生的学生，实属望尘莫及。但是追随先生十四年，虽无学生之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于无形之中深受教益。

先生每有所思所想，必定逢人便谈滔滔不绝。九十年代的几次重大反思：杜亚泉和东西方文化论战；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对法国大革命的再认识；与友人谈卢梭的社约论等等重大命题，他都是从萌芽开始谈起，谈着谈着就逐步深入，慢慢形成了观点。我就在他身边，目睹了学者们之间思想是如何互动，见识到了卓识远见产生和开花结果的过程。这使我得到的熏陶，任是什么大学也都无法做到。

先生喜欢和我谈论文学，以此来提高我的文学修养。比如我喜爱李白的浪漫，而先生教我要多读杜甫，因为杜甫的诗作更为深刻，更具有现实意义。他带着我一起读《三吏》、《三别》，还告诉我他最喜欢的是杜甫写诸葛亮的那首悼亡诗：“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虎帐不闻司号令，麟台唯余著勋名。门下空余三千客，辜负胸中百万兵。好看绿荫清昼里，于今无复雅歌声。”确是好诗，情感深沉并打动人心，使我至今铭记先生为我诵读的这首诗。我喜欢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先生说，你更应该多读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他特地为我拿来他珍藏的一套黑丝绒封面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傅雷的译本，让我为他读其中他喜爱的章节。他告诉我他曾三次认真地读这本书，每次的思想感情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步入老年，他对激进主义有了深刻反思，因而书中的家庭女教师安多纳德为了弟弟不惜牺牲自己的品格，尤为令他感动。他说这是他最欣赏的女性形象。于是，由他口授，我们写下了那篇《友情、爱情和亲情》。先生还从家里搬来一摞一摞契诃夫的剧本，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说你要多读，腹有诗书气自华啊，多读了你一定喜欢。

先生送我的第一本书是《清园论学集》，那是在1994年岁末。先生说他希望我多看看他的书，那都是他的思想结晶。一时看不懂也不要紧，慢慢会看懂的。他说：“你应该成为我的知音。”先生在这本书的扉页题写了这样的话：“本书护封‘临风挥翰‘四字乃复制冰铁所刻闲章，其意取自郑板桥所画竹石诗:千击万磨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乙亥岁末王元化题。”扉页下方又黔一印“仆本恨人”，题云：“此章亦家传闲章，文曰仆本恨人，不知何人所刻，用支离错落法”他说“仆本恨人”究竟何意无从考证，使用支离错落法可以辨认此章的内容。

90年代末有个阶段他住在衡山宾馆，天天他都要带我去上海图书馆他的工作室写毛笔字。他说他的书法基础既得益于幼年父亲训练的童子功，还有就是文革中大量书写大字报。他还说自己的字带有一点苏东坡字体的味道。他总是边写边给我解释书写的内容，例如陆机的文赋，那是他最爱写的篇章。他曾想把《文赋》写成一个完整的长卷，但终因屡写屡不满意未果。但是他因此为我完整地讲解了《文赋》。记得那时边写边讲的还有清代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

记得最早替先生处理文稿还是在90年代初。那时先生去珠海过冬，嘱我去他家里替他处理信函。在电话里为他读国内外来信，那些都是文史哲大家们的信函，对我来说，内容生僻拗口，读起来疙疙瘩瘩。先生宽慰我，不急，没关系，慢慢来，你会读通的。那时候，先生的学问对于我来说，太高深莫测了。随着接触的增多，先生不再高不可攀。到我替他打印《九十年代日记》时，对那些很专业的学术内容和人名等等都已经不再陌生，输入的速度和准确率都得到了先生的夸奖。

先生晚年编书总是派我做。他教我如何收集资料、分类编目、读清样等，先后让我编了《人和书》、《清园近作集》、《九十年代日记》、《人物、书话、记事》、《清园文集》，他鼓励我说，我的学生们能做到的，你一定也能。

最后几年，先生一目已盲，另一目严重白内障，读写俱废。这些年他所有的信函、稿件均通过口授由我笔录。每篇文稿一句一句记录下来、再经修改，反复推敲。成文之后，再一再修改删减做“减法”，有时达二、三十遍。他的说法是“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先生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2003年春节，市领导给先生拜年。先生向时任市委副书记殷一璀提出，他希望我能够到他身边当他的秘书。市委宣传部给我的工作单位发出公函，让我卸去手头的工作，于是我就正式到先生身边上班。

先生常常教导我，读书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不要图快要比“慢”；而“文如看山不喜平“，必须有起伏跌宕；文章是“功夫深处却平夷”，不要去花里胡哨赶时髦；还有就是“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有扎实的基本功，还要有自己的见解等等。

先生书赠龚自珍《纵难送曹生序》。

先生总是在领着我前行，登上一个比一个更高的台阶。

得先生为知己，此生足矣

先生长我30岁，是我的父执辈。但十四年的相依相伴，我们又成为甘苦与共的“忘年交”，先生每每乐于放下他的架子，和我、和我的年轻朋友打成一片，在这样的时候，先生仿佛年轻了许多。

早在我的女儿娇娇读高二那年，上海美术馆为她举办过一场“阿娇手制艺术贺卡展”，先生真是和我们一样兴奋。他专门送上了一只满是金盏菊装饰的与众不同的大花篮，并冒着严寒亲临开幕式“凑热闹”。作为唯一的老人，他和一群青年人甚至是一大群中学生一起有说有笑，仔仔细细观看娇娇那些五花八门稚嫩的小作品。

在我创办儿童刊物《放学以后》时，他仿佛又成了我的编辑。他常常过问我的工作设想并给我出主意，给我讲一些他童年时在清华园的故事，例如出于好奇，乘没有人在的时候，偷偷去赵元任家拨弄一台平日不许碰的琴，他说可以写一篇小文给刊物用。每期清样一出，他都急着翻看，还说儿童刊物一定要有好的美编，孩子们才喜欢看。我办刊他格外卖力，特别嘱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为刊物题写了刊名。

而我的朋友，先生总是也当作自己的朋友，从不端尊长的架子。

1995年初，我的朋友高建国打电话给我，想请先生去北京参加顾准八十寿诞的顾准学术思想研讨会，我把高建国引荐给了先生。先生对高建国真是一见如故，因为高建国的姑父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此后，高建国天天晚上去先生吴兴路的寓所，和先生谈顾准的生世经历和遭受的政治迫害，谈中科院经济所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和顾准的学生们，怎样自发地在顾准贫病交困之中，给顾准的关怀和温暖，以及临终顾准的悲凉惨状：顾准攒下了500元钱作为遗产想分别留给他的5个子女，可是居然没有一个子女前来见老人最后一面。那些晚上，先生被高建国的叙述深深吸引，天天夜阑方散。

先生鼓励高建国：“你把它写下来，我帮你联系出版。”是年三月，先生欣然和高建国一起去了北京，参加了纪念顾准八十寿诞的顾准学术思想研讨会，并专程探访了骆耕漠、徐雪寒等老经济学家们。

后来，受到先生的鼓励，高建国怀着巨大的热情开始动手写顾准传。完稿之后，他拿着书稿给先生看，先生说：“小高，我的眼睛不好，你就先给兰云去看，听听她的意见，我再考虑。”于是稿子就交到了我的手上。我自然是一口气读完了高建国的手稿。先生问我怎么样？我对先生实话实说：“这部书稿读起来我有一种放不下手的感觉。我很久没有通宵看书的习惯了，可是，这本书使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个通宵。不仅资料史实极其丰富，情节也引人入胜。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哦？说来听听”先生很感兴趣。“高建国的叙述多有陈词滥调，比如，一个孩子出生，就必然写’嘎嘎坠地了！，’我以为如果别人都这么表达，我就应该换一种写法。”先生对我的看法很是赞许。他问：“你是通过了？”“是的，总的来说，我认为写得不错。”“那就叫他给我读一遍听听吧！”此后连续好几天，包括先生在瑞金医院住医院期间，高建国每天去先生处为先生读完了他写的顾准传。

先生为此书的出版托了上海和香港的多家出版社，并为此书写了序言。1999年底，高建国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传》终于问世，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的另一位朋友孙小兰也得到过先生的呵护。

那是先生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墨西哥途经旧金山，有一位华人书店老板请客，在来宾中有去美国为丈夫陪读，但正失业着的孙小兰。先生就托这位书店老板接受孙小兰去他的书店打工，替孙小兰找到了一份工作。孙小兰很感激先生，每次回国都会来探望先生。有一次，先生在瑞金医院住院，饭后出去散步回来，见到一张纸条：“我来探望您未遇，很遗憾。”署名是“小兰”。先生说：“小兰？恐怕是彭小兰（彭柏山的女儿）来过了，没关系，她还会再来的。”可是不料几天后传来孙小兰在美国自杀的消息！先生很难过，很后悔，他说自己如果那天碰到孙小兰，能够和她谈谈心，说不定就能够打开她的心结，她就不至于走绝路了。

特别要提的是，中国美术学院我的老大哥老大姐舒传曦、唐玲，还有许江、王赞等都成为了先生的至交，从而杭州成为先生晚年每年必去的地方。他和好友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夫妇的会谈，也统统被安排在西子湖畔。甚至许多重要文章，如《我和鲁迅七十年》序言以及轰动学界的《和友人谈社约论》等，都在杭州撰写成文。先生每出新书，必定先赠他的杭州友人。而每年数次，杭州友人也会专程来沪探访先生。这些画家们还集体出资，请雕塑家李秀琴为先生创作了一尊青铜胸像，转呈给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清园学馆”。大家都尽力要把快乐带给先生。

和我，和年轻朋友一起，仿佛时光倒流，先生返老还童。

前排：吴曼青、先生、李子云、兰云。后排陆晓光、高克勤、余慰慈、 吴洪森、钱文忠。

过80岁生日那年，先生提议，邀上一帮学生朋友去杭州庆生。记得除了我和先生的弟子，还有思再、文忠、洪森、纪霖、小孔以及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瑞贝卡等20多人，我们住在杭州灵隐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中心。那时先生在篮球场打球、在湖畔居唱京戏、还漫步云栖竹径------先生是那样的步履劲健，谈笑风生。有了这次快乐的庆生，次年，先生说，我们还到杭州去！于是队伍更加扩大，又是浩浩荡荡去杭州。当时在美院朋友的招待会上，要求每个与会者入席前在红纸上书写一个“寿”，然后贴在主桌背后的白墙上，于是，背景变为一幅贴满密密麻麻大大小小不同笔迹的“寿”字图。先生笑嘻嘻地说：“这一定是唐玲出的主意！”记得那年杨澜工作室还派了电视台编导王光健跟随在侧，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永远难忘先生的友情和关怀。记得有时我病了，不能去先生那里，先生就不断让朋友把果篮，鲜花送来我家，总是焦急地询问我的情况，嘱我安心休养，别为他担心。可是，我又如何能置他于不顾呢？还记得他患了老年性皮肤病，浑身瘙痒满身出疹子久治不愈，经朋友介绍，一位江西中医开了中药给他泡澡。他那时住在衡山兵官的工作室，怎么熬中药呢？于是我找出了家里最大的锅子，天天用大锅为先生熬中药，这药香在我家一飘就是整整5年。

都说人生难得一知己，得先生为知己，此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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