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迎平 | 与施蛰存先生相遇【“一个人的四十年”专栏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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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施蛰存先生相遇

杨迎平 | 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的是杨迎平教授回忆施蛰存先生的文章。

杨迎平女士与施蛰存先生

1991年暑假我给华东师范大学的施蛰存先生写了一封信，当时是因为找不到中国新感觉派的材料而请施先生帮忙，真没有指望施先生会回信。不久，收到施先生8月9日的回信。施先生回信说：“迎平同志：大函昨日从校中转到，因我已退休，不住在校内，一切书信文件均须便人带来，现在暑假中，已好久无人来，故大函迟了一月才见到。”施先生收到信的第二天就给我写回信了。施先生随信给我一个他作品的书目和关于他的研究的书目。

信中，施先生谈了他对自己当时处境的态度：“我在青年时代，写了一些小说，中年以后，搁笔改行，旧作也自己不想提起。想不到近年忽又‘走红’，亦颇感青年人好奇好古。但我自己却不想多谈，行过之生命，已为陈迹。这些作品，在我，已是历史文献了。”施先生的回信还表扬了我：“你说我的小说‘干净’，这一观点，倒没有人说起过，大概这是一位女读者的特有敏感，男读者不会注意及此。”

因为我母亲是右派，我初中毕业没有上高中，16岁就知青下放到农村，虽然恢复高考后1977年高考上了大学，但是我的基础非常差，做研究很没有信心，施先生来信说：“我很理解你，因为像你这样的女教师，我这里很多，她们的想法境况都和你没有什么不同。你今年才三十多岁，可知你读大学是在‘拨乱反正’之后，这已经是幸运了，有许多五十多岁的讲师、副教授，都是在1958——1968年间读大学的，他们根本没有读书，只是靠运动发迹。1978年以后，他们的过去的二十年，成为废物，急起直追，开始用功，有的能够维持下去，有的被淘汰了，至今不能上课，这些人才是‘虚度’了最关重要的二十年。你不用悲叹虚度年华，抓紧时间，还可以‘亡羊补牢’。从1978年到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是补1958——1978年的空缺，幸而我身体好，才能补上，别人恐怕办不到。因此，我劝你！”（1991年9月18日信）

从此，施先生开始耐心地指导我的学习和研究，上课用什么教材？平时看什么书？研究用什么方法？不厌其烦，面面俱到：“你讲现代文学，用什么教材？我觉得现在许多青年教师讲现代文学，甚至当代文学，只能照教材讲，自己没有新的意见。这也难怪，他们没有自己的经验，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文学情况也不甚清楚，你如有志钻研一下，我希望你先看作品，自己先下判断，然后再看别人的评论，不要盲从。”（1991年10月1日信）

于是，我上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改变了以前照本宣科式的讲法，而是对每一位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中，每次上课一定都是自己的新见解，很受学生欢迎。对作家作品，一定是自己先下判断，然后再看别人的评论。我还将这种阅读方法传递给我的学生，要求学生在写毕业论文时，先看作品，穷尽作家自己的文字材料，然后跟我谈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当学生对作家作品吃透之后，有了自己的想法，我才同意学生看别人的评论，这样的阅读和研究方法，效果很好。

多年来，我是既教当代文学，也教现代文学，科研也是当代文学、现代文学都做，施先生来信说：“你的情况我明白了，我劝你放下‘当代文学’，专研‘现代文学’，够你教学十年了，过一阵，我空一空，再给你一个大纲。”（1991年10月22日信）在施先生的指导下，我主要做新感觉派小说研究。在研究中，施先生给我很多指导，如1992年1月15日他来信给我谈《魔道》的创作动机与创作方法：

在《魔道》这一篇中，我运用的是各种官感的错觉，潜意识和意识的交织，有一部分的性心理的觉醒。这一切幻想与现实的纠葛，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总合起来，表现的是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

《魔道》的主人公确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而且是有西方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他有许多方面的知识沉积。“老妖婆”是西方神话、民间故事中常有的人物，主人公在少年时有了这种知识，当然他成长后不会再相信现实世界中有这种“妖婆”，但在他神经不宁的时候，这种沉积在他知识领域中的事物会浮起来解释现实中的某一现象。

以上是我自己解释的一个例子，其他各段，你可以深入理解一下，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魔道》这一篇是我的一个“顶峰”，所以此后我就不敢再发展下去了，在“千夫所指”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转一个创作方向，如果我再沿着《魔道》的路走下去，就会成为“荒诞派小说”，更无人能理解，也更要受指责了。

不过，我自己对这篇小说，却是很重视的，现在我没有能力写出这样一篇小说来了。在这篇小说中，我几乎用尽了我的心理学知识和精神病学知识，还有民俗学和神话学，一般人以为我在胡言乱语，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这篇小说的文化基础。

这封信你收起，不要发表，你先根据我供给你的线索写，不要提起我这封信。

根据施先生给我的这封信，我写了《解读施蛰存的小说<魔道>》的文章。

1992年3月，我写信给施先生，说我打算写一篇关于《石秀》的分析文章，并将论文题目告诉施先生，施先生3月7日来信说：

写一篇谈谈石秀的文章也好，不过我觉得你的题目太繁，我建议你改为“石秀的表里”之类，因为《水浒》中写的是石秀的“表”，我写的是其“里”，你看好不好？

于是，我写了文章《从施蛰存的<石秀>看石秀的表与里》。

施蛰存先生

1993年9月，我写信给施先生说我计划写《施蛰存评传》，施先生9月24日来信说：“我不赞成写我的评传，……我劝你写卅年代作家论，写十篇八篇，较有意义。你写我的传记，肯定写不好，因为我的文学方面多，你未必能全面理解，单写我卅年代的创作，加以评释，容易见好。”

在施先生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系列关于施先生卅年代作品研究的文章，同时写了专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该书有“人生派”、“艺术派”、“现代派”、“京派”、“革命派”、“七月派”、“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等几个章节，有很多作家没有写入。我将该书的目录寄给了施先生，施先生1994年12月12日来信说：“你十个月写了二十万字，我只写了一万字，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不知你的巴金、张天翼、老舍放在什么流派里？我今年体力大降，天天怕脑溢血突然来袭，故不敢动笔用脑，连信也不想写。”

为了让我更好地做好研究，施先生要求我多读书，并且一再来信说：“你需要什么书？可开一书单来，如果我有，可以送你几本。”（1991年9月18日）“我孙儿在上海书店工作，买书还较方便。”（1991年10月1日）从此，施先生经常寄书给我，施先生每次寄书都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然后再用胶带横竖缠上好几道，所以寄到的书从来没有破漏的情况，有时也寄杂志，并将要求我看的文章用红笔打钩。同时写信说：“你看过，随时把你的读后感告我。”（1991年10月1日）“收到二月廿七日手书，知前寄各书均已妥收，甚慰。你还要些什么书，可来示。我正在遣散一批自己不用而又无地可存放的书，你告我一个方向，我还可以送你一批。”（1992年3月7日）

有一段时间，人们都有些浮躁，我的同事离开高校去了银行，我也有些浮躁，施先生一再鼓励我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

现在是知识分子接受考验的时候，不耐清寒的都下海了，华东师大外语系的中年教师几乎全走了，有的出国，有的改业。上海的中小学青年女教师也走了一大半，大学里的理工科教师不离职还可以找兼职，只有文科教师情况最困难，他们下海之后，本业无用，只好改行。中文系教师，到一个企业中去做秘书也不称职，因为他们不会拟公关文件。我们的中文系，向来只讲现代文学，不讲语文，更不讲古文，他们的本领，在社会实用上，完全无用的。

不过，要知道，文史哲学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之所寄，没有这些人不行，有这些人而不用，或不起作用的，也不行，高等院校的文史哲教师必须自重，了解自己的负有祖国文化的历史任务，万不能因物质生活条件不好而放弃自己的职责。今天，我看得出来，了解自己的历史任务的高校教师，是不会下海的，已经下海的，已证明他们本来没有能力继承或创造祖国的文化。（1993年4月15日）

现在世风不古，人人向钱看。但不必悲观，中国人才多，还有不少青年甘于淡泊，从事文学工作。经过时代的筛选，他们还不会同流合污。不过近来青年创作家，水平不高，知识不够，这是一个问题。（1993年9月24日）

我曾一度想搞创作，施先生说：“你要写东西，不妨试试，但不宜再用心理分析及内心独白的文体，这个玩意儿已过时了。社会人物多，故事面广，都不宜用心理分析写法。现在时髦的创作方法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有现实，有幻想，你不妨多看几本新作品，以为参考。”（1993年1月19日）“我劝你写论文、文评及文艺理论，这是属于你的本职工作。写小说可以，但是业余兴趣，写论文要有高水平，写小说不要长篇，外国已没有二三十万字的小说了，一般都在十万至十六万字（译文）之间。这个时代没有人看三十万字的小说了。”（1993年4月15日）我之后真的写了几个短篇小说，自己也不满意，就搁下了。还是听施先生的话，继续写论文、文评及文艺理论，搞好本职工作。我想我退休后会尝试着写小说，争取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创作方法，有现实，有幻想，走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相融合的道路。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教育学院工作，1992年想调动一下工作，当时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到当地日报做编辑，一个是到湖北师范学院继续任教，我写信征求施先生的意见，施先生来信说：

我希望你改换一个工作岗位，而不要改行，更不要下海，我建议你进湖北师院，将来有希望改为师大。地方报纸编辑不必考虑，教育学院迟早要取消的。在高校工作，多少有点学术气候，况且不必天天上班，有寒暑假，这些都是优越性。（1993年4月15日）

于是，我调进湖北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后来升为湖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也取消了。我在学校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课，研究则以现代文学为主。

1999年9月，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学习期间，经常到施先生家里去，得到施先生面对面的指导，也向施先生问了许多我疑惑不解的问题，如鲁迅在1934年7月17日写信给徐懋庸说，《申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大众语在中国底重要性》的文章，“十之九是施蛰存做的。”这篇文章署名“寒白”。我问施先生：“这文章是不是您写的？”施先生立即回答说：“不是，我没有写这篇文章，我从未用过‘寒白’的笔名。”还有，很多人认为施先生在与鲁迅关于《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论争时，并不知道“丰之余”是鲁迅，所以才不依不饶地争论不休。我问施先生：“您当时是否知道‘丰之余’就是鲁迅?”施先生说：“知道，一开始就知道‘丰之余’是鲁迅，鲁迅的东西闻都闻得出来。”我还问施先生，“您爱跳舞吗？”施先生回答：“我从来不跳舞。”我说：“您不是经常同刘呐鸥他们去舞厅吗？您在那儿干什么？”施蛰存在纸上给我写了四个字：“摆拆字摊”。这四个字是跟我开玩笑，意思就是，像算命先生那样坐着看。

我每次去施先生家，施先生都会提前将要我读的书挑拣出来，给我带回去读。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留给我吃，多数是朋友送给他的点心，我一到家，施先生就把点心拿出来说：“给你好吃的。”便打开盒盖，让我自己拿，然后看着我吃，我刚吃了一口，他就急忙问：“好吃吗？”我说：“好吃！”于是，施先生就洋溢出欣慰的笑容，看到这笑容，我感觉施先生对我充满了外公对孙女的爱。我与施先生很有缘分，我跟施先生是一个属相，施先生整整大我48岁，我母亲跟我也是一个属相，施先生大我母亲24岁，所以我将施先生称作外公。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我的外公在我没有出生就去世了。我现在有了施先生做外公，非常幸福。

当施先生知道我母亲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就来信说：“你母亲是‘右派’，当然也是知识分子，还在不？做什么事？你的经历也是一种典型，为什么不写一点自传性的文章，做个记录？”（1991年10月1日信）文革期间，我母亲也跟施先生一样被剃了阴阳头批斗，并且用很细的铁丝捆着十几块红砖挂在脖子上，铁丝深深地勒进肉里，脖子上血肉模糊。施先生说：“你母亲一生坎坷不平，大可以写一部自传，近年我看了三部女士的自传，都是好书，一部是潘念的《生与死在上海》，潘的丈夫解放前做外交官，解放后不久去世，潘有一女住在上海。文革中被诬为美国特务，在看守所关了十年，四人帮粉碎后，释放出来，即去美国。女儿在文革中自杀。潘到美后，用英文写了一部自传，记解放以后她的一切遭遇。此书在美畅销，使她发了财，现住在美，此书已有中译本，值得一读。另一本是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一个女人的自传》，也是英文本，台湾出了中文译本。又一本是去年湖南出版的《宗岱与我》，是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写的，也很好。你可以找来看看，也请你母亲看看，最好是让她看到《生与死在上海》。”（1991年10月22日信）

施先生所说的潘念的《生与死在上海》，就是郑念的《生死在上海》，郑念原名姚念媛，丈夫郑康琪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1957年死于癌症，姚念媛为了纪念丈夫，改名郑念，表示对丈夫的思念。我将这本书给我母亲看了，希望我母亲能将坎坷经历写一写，但是我母亲不愿意写，她不愿意再回顾痛苦，她的往事确实不堪回首。我母亲27岁打成右派就下放到山区学校教书，当时我父亲病重住院，家里还有七十多岁的奶奶和九十多岁的太姥姥，太姥姥是我母亲的外婆，还有我和弟弟，我三岁多，弟弟小平两岁。母亲下放后，我跟太姥姥住在县城的南门河边租住屋里，弟弟跟奶奶住在我爸爸单位的宿舍里，爸爸单位总工会的院子后面有一个大操场，当时正在办展览，有一些运展板的三个轮子的大木车竖在墙边，我奶奶说，她正在喝水，弟弟小平跟邻居的小女孩一起到后面院子里看热闹，一杯水没有喝完，院子里就有叫喊声，我奶奶赶到后院去，看到我弟弟小平被三个轮子的大木车砸死了，竖在墙边的木车倒下来，中间的轮子正砸在弟弟小平头上，当场死亡。我妈妈赶回来埋葬了小平，但是一直不敢把小平的死讯告诉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正在做胸腔大手术，爸爸直到第二年才知道小平没了。我在太姥姥那儿待到六岁，爸爸出院后将我接回来上学，我回到家几个月后的一天，爸爸对我说，“太姥姥死了。”我问：“怎么死的？”爸爸说：“跳到河里淹死的。”我说：“我要是不走，太姥姥不会死。”我六岁时说的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想我要是一直在太姥姥身边，太姥姥不会自杀。

杨迎平教授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妈妈被下放到农村劳改，不再教书了，直到粉碎四人帮才恢复工作。我妈妈经历的磨难，施先生也经历了，所以他特别能够理解和关心我妈妈，施先生特别写信对我说：“你母亲百劫余生，精神状态一定不正常，你们不可顶撞她，受了刺激会发疯或中风，请注意，一切顺从她。”（1991年10月22日信）正如施先生说的，我妈妈恢复工作回家后，精神状态一直不好，脾气很暴躁，她压抑了二十年的委屈在平反后爆发出来，而爆发的对象是家人。我爸爸性格内向，我妈妈动辄对我爸爸发脾气，我爸爸就忍着，于是，我爸爸得了高血压和心脏病，1982年突然去世。之后，我妈妈就经常对我和弟弟发脾气（这个弟弟是60年代出生的），我们听施先生的话，一切顺从她，让妈妈安度晚年。

在上海时，施先生特别提醒我要注意身体的健康，施先生叫我每天吃红枣，一次不要吃多，但要持之以恒。我听施先生的话，坚持吃红枣至今，每天吃三、四颗，从不间断。之前，施先生就写信给我要我注意身体，他说：“维护身体健康，只要你现在心肺肠胃无病，就容易维护。我的养生方法很简单，可以传授给你：（一）每日早起，深呼吸五分钟，最好在空气洁净的地方。（二）深呼吸后，喝一杯盐开水（温的），前者是养肺，后者是清肠胃。此外，还要多吃蔬菜，这是扫除肠秽的‘拖把’。女同志有家务事做，这是一大损失，我不知道你爱人是如何人？华师大的青年教师有许多能分任一部分家务，只要生活有规律，夫妇合作得好，也不至于受多大损失。生活安排得好，才有可能做学术研究工作，对女同志尤其必要。”（1991年9月18日信）多年来，我因为家庭的变故，经受了多种打击，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来南京后，因为房子装修的污染，我的白细胞逐渐降低，比癌症化疗患者还低，吃升白药、打升白针也不能升起来，所以免疫力很差，经常感冒，有时一个感冒会拖至三、四个月不能痊愈，而且各种炎症频发，甚至发展到24个小时全身发抖，整晚不能入睡，困到极限，刚一迷着，立即惊醒，好像坠入深渊，而且也查不出是什么病。这时我想到施先生1983年3月查出直肠癌开刀住院的情形，施先生开刀后伤口一年多不能痊愈，1983年6月6日他给朋友写信说：“我因创口难愈，贫血，一时还不能出院，恐怕还要在此住二个月，现在只是苟延生命而已，但也死不了，可放心。”半年后施先生还在医院住着，他1984年1月25日再次给朋友写信说：“我仍在医院，创口近日始渐有好转，死肉已见红色，大约不日即可长出新肉，估计还得在医院住二三个月。总之，我此病暂时可不死，何日再发则不可知。我希望出院后能在家中住二三年，将一些未完成的旧稿写成付印，此生即可结束。”施先生在医院住了十八个月，直到1984年9月才出院。施先生的伤口竟然长了十八个月才愈合，但是施先生始终坚持着不放弃，并且一直惦记着他的研究工作。施先生曾对我说：“医生说我最多可以活三年，我要在三年的时间里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没想到，我活了很多个三年。”手术之后，施先生又活了二十年，癌症一直没有复发。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施先生癌症后能够存活这么长时间？我认为是因为施先生太忙了，他在与生命赛跑，他要赶着把他计划的事情做完，如他对我说的：“从1978年到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是补1958——1978年的空缺。”施先生是用生病出院后的二十年来弥补他1958——1978年丢失的二十年。这二十年，他从不想自己的病，他没有时间去想，他只想他的工作，如他1993年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体力已消损，工作无力，但手头事还做不完。”“我今年体力大衰，虽无病，但极疲乏，工作能力大减，而手头还有许多事非做不可，只能每日工作二三小时，作最后之挣扎。”施先生1994年给朋友写信说：“我入春以来，一直不健，没有做什么事，文章也少写。现在入暑，想一鼓作气，抓紧时间，再编几本文物碑版的书。”1996年他给朋友写信说：“弟今年忽大衰，无力秉笔，而还有许多事未了，拟待秋凉，拼老命逐一结束，尚不知能支持一年半载否？”施先生就这样“拼老命”地完成了一系列的工作。1997年我去看他，他就对我说：“我还活两年就可以了。”施先生当时正在编辑《施蛰存全集》，他的意思是，两年时间他的文集就能全部出版。1999年我去他家，他又对我说：“我还活两年就可以了。”因为《全集》还没有出版完。我笑着说：“您两年前对我说过，再活两年，您有许多个两年。”施先生也笑着说：“再活两年就行了。”施先生没有一天停止工作，一直坚持到2003年11月。这二十年，因为忙，施先生把癌症忘了，当然，癌症也把施先生忘了。我这时才意识到，把疾病忘掉，疾病也会把我忘掉。

于是，我按照施先生教给我的健身法，坚持锻炼，特别是施先生教给我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使我不被疾病吓倒，不被困难吓倒，坚持至今，虽然我的白细胞仍然很低，但我现在各种症状逐渐消退，并且仍在工作，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

我原打算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一年，这样就可以待在施先生身边一年。一天，上小学的儿子打电话到我的宿舍，那时没有手机，他说：“爸爸不要我了，要我到上海找你。”我来上海之前，跟丈夫说好的，帮我带一年儿子，我争取收集一下写《评传》的史料，因为施先生已经90多岁了，我再不抓紧时间抢救史料，担心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没想到只三个多月，儿子就没有人管了。因为都没有手机，儿子要是真的到上海来找我，很可能丢失。我立即说：“你别来，我马上回去。”当天晚上，我来到施先生家，施先生照样高兴的跟我闲谈，问我读书的情况，写作的情况，还说，过几天送一本新出版的书给我，我应着，我没敢告诉施先生我要回家了，那天晚上我很晚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施先生。第二天，我就回家了，连手续都没有来得及办，托同学帮我办的。我至今不知道施先生要送我的是哪一本书？

回到湖北后，我继续做新感觉派文学研究和施蛰存研究，写了论文一百多篇，2007年完成出版了专著《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我在该书的《后记》里说：

 终于校对完《施蛰存论》的最后一个字，但我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写完这一句话之后，我不禁潸然泪下，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泪为何而来。

我与施蛰存先生从1990年开始通信来往到今天已经整整17年了，17年才交上这一份书稿，非常惭愧。我计划完成两本书：《施蛰存论》和《施蛰存传》，现在能付印的只有这本《施蛰存论》，《施蛰存传》还不知什么时候能交稿。本来我打算在施蛰存先生健在的时候完成《施蛰存传》，但终被家庭所累，没有在华东师大坚持到把《施蛰存传》写完，施蛰存先生的离去，我知道我从此有了终生的遗憾。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女人要做点事有多难，特别像我这样一个无能的弱女人，就更难。我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所以在我的生活遇到困难时，我的研究就拖延着。我今天能把《施蛰存论》交稿，还是得力于老师和朋友们的不断催促。我在此感谢所有关心我的老师和朋友！

当然，我能完成这本书，主要是施先生鞭策的结果，认识施先生是我一生之大幸。我的书中的很多内容是在施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但是施先生没有看到这本书出版，没有能在出版前指出书稿的问题和错误，又是我的一大遗憾。

当然，施先生对我的教导和影响，使我受益终生，施先生不仅教我怎么做文，而且教我怎么做人。施先生教我在困难时、在逆境中要乐观的对待人生。是施先生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一次次从困境中站起来，并能藐视一切困难。

施先生还教育我，不论生活有多艰难，追求理想永不能放弃，因为只有在追求中才有快乐。

人们多以为，做研究是辛苦的，是生命的付出，但是我在研究中的获得远远大于付出，因为施先生教导我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施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又一生不放弃追求，他是在用生命写作，追求就是他的生命本身。所以，施蛰存先生是幸福和快乐的，即使他遇到过很多挫折和不幸。我想我从此的人生也将是幸福和快乐的，因为施先生的教诲使我不敢自弃。

2003年11月19日上午8点47分施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走完了他近一百年的生命历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灿明星陨落！对于施先生的驾鹤西去，我的悲痛心情无以言状，情形如同他的朋友同事钱谷融先生说的：“施蛰存先生竟真的走了，我除了悲痛之外，还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觉得这世上不但是少了一个我所敬爱的人，还少了某种日见稀罕的可贵的品质——这就是真率。”

施蛰存先生的追悼会2003年11月27日下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我得到通知是11月26号的晚上，我这一晚上没睡着觉。通知上写着27日下午两点钟在华东师大门口坐车去龙华殡仪馆，27日天一亮我就去买票，订票处还没有上班，我心急火燎地赖着性子等到8点，定票处告诉我只有坐上午11点的飞机才能在下午两点钟之前赶到上海，买到票已经8点半，我必须10点半赶到武汉机场，我找学校的司机师傅送，司机师傅说，现在快9点了，到武汉机场需要两个小时，无论如何赶不了11点的飞机。我说，机票已经买了，无论如何也要赶到。司机师傅没有办法，只有开车一路奔跑，惊险万分，终于赶到机场，飞机还没起飞，机场破例在起飞前十分钟让我登机。我到了上海，下飞机坐汽车赶到华东师大时，已经过了2点钟，我正着急怎么去殡仪馆，看见校门口的路边停着一辆校车，我问司机师傅：“是去殡仪馆吗？”司机说：“是的。”我便跨上汽车，刚坐下，车就开动了，似乎专门等着我的。到了殡仪馆，我看到殡仪馆有几十辆车，才知道我坐的是最后一辆。我后来跟施先生的家人谈我赶飞机、赶汽车的经过，他们说，施先生在帮你，你一定能赶上他的追悼会，施先生一定要你参加他的追悼会。我也觉得冥冥之中施先生在等我赶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在追悼会上，我见到孔海珠女士，孔老师问我：“住的地方安排了吗？”我说：“没有，我刚下飞机。”孔老师马上说：“到我那儿住吧。”我立即回答：“好的。”我没有客套，没有犹豫，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因为我知道，这是施先生几年前就给我安排好了的。那是1997年12月26日我第一次去上海看施先生，施先生就叫我去找孔老师：“我写个条子给孔海珠，她是社科院的，你去找她，她会给你安排好住处的。”我忙说：“不用，不用。”但施先生还是将便条写好了：“不要紧，我跟她爸爸孔另境是同学，好朋友，她一定会帮你的。”我只得答应着，把纸条装好，保存好，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纪念品，我当时没有去打扰孔海珠女士。

追悼会后，我与施蛰存的家人一起吃晚饭，并认识了施先生大妹施绛年的女儿周聿晨女士，她刚从美国赶回来。周女士的母亲施绛年在戴望舒去法国留学后，便与周先生结婚，几年后施绛年与丈夫去台湾，她丈夫是台湾人，然后定居美国。施绛年去台湾时，将女儿周聿晨留在施蛰存先生身边，施先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两岁时不幸夭折，之后生有四个儿子，周聿晨在施先生身边，施先生把她当亲生女儿养，她与施先生感情很深。周女士谈起舅舅对她的养育和关爱，就泪流满面。我与周女士交谈并合影留念。

我在施先生逝世后没有写纪念文字，因为我很久不能从悲痛中走出来。在施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应陈子善先生之约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今天再次应邀写这篇纪念文章，仍是泪眼模糊，难得下笔，只得勉强写下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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