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琪 | 《流浪地球》的社会想象：“新大国叙事”能统合共识吗
2019年春节档电影《流浪地球》通过对“末日情境”的设置，为一种具有“新天下”话语特征的秩序创造了合法性的土壤，却也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舆论争议。近年来，在中国的媒介文化场域，类似指向“新天下秩序”的价值论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在此基础上，一种可被具名为“新大国叙事”的媒介叙事范式亦渐趋成型，力求开辟出一条更适合后全球化时代语境的、富于兼容性与共在性的价值表述路径。
《流浪地球》的社会想象：“新大国叙事”能统合共识吗
盖琪 |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
本文原标题为《末日时代的新天下秩序：<流浪地球>与新大国叙事》
文中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2019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根据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流浪地球》上映。该片还在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掀动了相当广泛的热议，引发了关于科技、人性、道德、伦理、意识形态、国族身份的激烈争论。
显然，《流浪地球》已经成为一部“现象级”的电影。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的产业贡献：即它在技术美学方面所实现的巨大飞跃，以及由此所标志的、被具名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重要突破；更在于它的价值探索：通过对极端性的“末日情境”的设置，为一种与“天下”话语相联结的新政治经济秩序创造了合法性的土壤。而这种“新天下秩序”在对照当下全球大变局时所释放出的多义性与不确定性，才是迅速点燃舆论争议的深层原因。换言之，透过电影《流浪地球》的类型化外壳，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借助传统文化资源，对冷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的效用边界进行了想象性的审思，也对后全球化语境下不断涌现的诸多危机与挑战进行了艺术化的回应。
近些年来，类似的审思和回应越来越多地浮现于中国媒介场域，已经汇聚成为一种“新大国叙事”的范式。该范式继承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国叙事”框架，又吸收了一些新的意识形态维度，力求就此开辟出一条更注重兼容性和共在性的价值表述路径。但是，透过电影《流浪地球》所引发的激烈争议，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新大国叙事”范式如果想要充分统合社会共识，仍然是任重道远。
电影《流浪地球》引发最大争议的情节，并非发生在影片主体情节，而是发生在影片开场：太阳将要发生氦闪，吞噬地球乃至整个太阳系已是定局，地球上的人类为了自救，也已经确定了离开太阳系前往新星系定居的方案：在世界各地建造起上万座行星发动机，释放出巨大的推力，先让地球停止自转，再让地球加速，借助木星的引力脱离太阳系，向新星系移动；等地球足够靠近新星系时，行星发动机会掉转方向，使地球减速，最终泊入新星系的轨道。实施这个计划的代价是无比巨大的：在地球停止自转、逐渐远离太阳的过程中，人类会遭遇铺天盖地的海啸和零下七八十度的严寒，以至于无法在地球表面生存下去。所以人类为了应对这种即将到来的严酷变化，在建造行星发动机的同时，也在地球内部开掘了上万座地下城，为躲避自然灾害，延续人类文明所用。
这些就是整部电影开场时的给定情境。至此，所有的问题还都基本停留在自然层面和科技层面。但接下来，更为严峻的道德问题就被抛了出来。根据剧情，所有的地下城加起来，也只能容纳35亿人，而彼时地球上的人口总和是70亿，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半人被无情放弃，自生自灭。于是，在影片甫一开场时，画外音就向我们交代，由于极端时代的来临，人类已经成立了一个有资格统领全世界的“联合政府”。根据这个联合政府的决议，进入地下城的资格由全人类共同抽签获取，不得转让、出借或赠与。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基于大胆想象的“末日情境”。它将人类可能遇到的灾难推到极致，再以此召唤受众内心深处的终极选择。但就影片本身而言，出于种种考量，这个本应该无比艰难的决策过程并没有被直接呈现出来。所有这些本该更具有戏剧性的前情，尤其是有关“另一个35亿”的问题，被排除在影片的述本之外，消隐在宏大叙事的景深之中。但是，许多敏锐的观影者却通过评论将它们重新引至前台，并且转化为对影片的道德拷问。
确实，如果从现代人文主义的立场来看，对“另一个35亿”堪称冷漠的背弃是违反现代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的。因为在影片开场时，按照设定，地球还没有走到濒临灭亡的最后一步——太阳氦闪的发生还要等到大概一百年之后。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人类现存的所有资源都用于“人道主义关怀”而不是主动实施“流浪地球”计划的话，那么足以修建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和地下城的巨额资源，也应该足以帮助“另一个35亿”中的绝大部分人再多生存些时日，甚至足以支撑到很多人自然死亡也未可知。而主动实施“流浪地球”计划，就等于是为了“一个35亿”以及其子孙后代的希望与生，让“另一个35亿”提前选择了绝望与死。在这个意义上，“另一个35亿”其实是所谓“希望”的牺牲者与殉道者。因此，在没有正面表现的决策过程中，确实隐含着一个巨大的、难以被忽略的道德困局：当生的资源或是生的希望有限时，人类究竟是否应该在“一个35亿”与“另一个35亿”之间主动做出取舍？
这样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影视审美文化研究的范畴，它促使我们要上升到道德哲学的层面去做更为深入的讨论。事实上，196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学者菲丽帕·福特（Philippa Foot）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另一个35亿”背后的道德困局。在这个思想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将自己想象成一个电车司机，正驾驶着一辆刹车失灵的电车急速行驶。现在，在你前方的轨道上有五名维修工人，如果你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向行驶，就会撞死这五名工人；而此刻，你发现还有另外一条可以转弯的侧轨，但是这条侧轨上也有一名维修工人，所以如果你把车开过去的话，就会撞死这一名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你该如何选择？是按照原来的轨道行驶，撞死五个人；还是改变轨道行驶，撞死一个人？或者更简明地说，你认为，为了救一些人而牺牲另外一些（个）人在道德上是否可行呢？
这个经典的道德困局被称为“电车难题”，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道德原则确实存在左支右绌的可能。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针对“电车难题”，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观念立场的人们争论不休。例如，站在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角度的人们，主张尽可能地保存更多人的生命，因为人力资源是种群繁衍兴盛的基础，而且更多的生命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善；而站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角度的人们，则认为不应该主动剥夺任何无辜者的生命，因为任何人都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任何生命的价值都不应该被放到功利主义的天平上去称斤论两。而后一种观念所反映出的正是欧洲启蒙时代以来以康德思想为代表的现代人文精神的核心主张。所以在好莱坞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我们才看到了一个典型的“反电车难题”的设置：美国军方为了挽救瑞恩家最后一个儿子的生命，建立了一支由八名士兵组成的特别小分队，潜入茫茫战场，浴血厮杀。
2015年，在爱奇艺的热门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第一季中，“电车难题”还被转化为“要不要牺牲贾玲救大家”的辩题。在该期辩论的结尾处，蔡康永动情地说，即使是为了保住载有116个人的船，也不应该去按那个可以炸掉只载有贾玲一个人的船的按钮，因为守住“不作为”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这就是地球上最后的117个人呢？如果“不作为”的结果很可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灭亡呢？此时的“不作为”还是道德的吗？这样的反诘正是《流浪地球》在影像的皱褶中所隐含的。由此，影片在价值上的探索性其实在于，它将人类的思维从现代性所供给的物质丰裕和精神自足中拉出来，将人类文明所可能面临的灾难推到极致，督促我们重新去审视启蒙话语的边界，以及基于启蒙话语所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秩序的边界。换句话说，由于“末日情境”的降临，人类作为种群得以保存繁衍的道德性，是不是就重新具有了高于作为个体的人获得平等生存机遇和生存资源的道德性？这个宏大的问题，才是电影《流浪地球》对后冷战时代乃至现代以来的价值惯性所提出的最大挑战。
有两种立场：一种是更具现代性的立场，联结着启蒙时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人类的自信不断上升，人类社会开始具有充分的能量，支持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选择，尊重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时的乐观情绪；而另一种是更为古典的立场，联结着人类面对黑暗的、无常的宇宙，不断感受到自身的弱小无助，却仍然要勉力抗衡时，所能够押上风险台面的最大希望。你会选择哪一种？显然，电影《流浪地球》更倾向于选择后者。
深入观之，《流浪地球》中这种挑战性思维的出现与全球局势的变化其实息息相关。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逆全球化”的趋势不断蔓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低迷状态；而2016年以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和英国退出欧盟，更是对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乃至主导观念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进一步陷入困境，全球基尼系数进一步扩大，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涌起。有学者将这一总体态势命名为“后全球化时代”，并且指出，这种态势并非传统工业时代的绝地反击，而很有可能是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的，新的政治经济逻辑和文化逻辑的萌芽，因此它也很有可能是长期的。当前，这个所谓的“后全球化时代”仅仅处于初始阶段，对它的不确定性的担忧，不断扩散为世界范围内的茫然乃至焦虑情绪。再加上21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和由局部战争导致的欧美难民浪潮，都使得新一轮的“末日想象”逐渐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近些年来，就世界范围而言，聚焦“末日情境”的影视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而在种种有关“末日情境”的想象中，如同世界的观念市场一样，单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逻辑逐渐收缩，更为复合的功利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逻辑逐渐上扬。对于电影《流浪地球》来说，只有将人类重新掷回远古洪荒一般危机四伏的“大变局”之中，一种对于新秩序的想象才能顺利登场。
除了“另一个35亿”的问题之外，电影《流浪地球》还有一个备受争议的点，那就是“联合政府”及其主导下的新秩序。在影片中，“联合政府”成为统领全世界的最高权力机关，其职责是尽最大可能保证“流浪地球”计划按步骤实施。从表面上看，“联合政府”继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治理的形式框架，与现实世界中的联合国很相似。但是实际上，它却显示出联合国所不可企及的权力。我们知道，联合国只是一个协商组织而非实权组织；它从属于我们当前世界的主权国家体系，自身没有高于主权国家的政治权力，更没有自成体系的世界管理制度。而在电影《流浪地球》的世界观框架中，“联合政府”的权责显然不止于此。
我们看到，根据影片的呈现，“联合政府”拥有了高于主权国家的政治实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管理机构：它可以在太阳毁灭前执行划分“一个35亿”和“另一个35亿”的抽签；它也可以在行星发动机遇险时安排“目标优先级高于一切、不计代价”的“饱和式救援”；它还可以在“流浪地球”计划可能失败的关口，同意载有人类受精卵、动植物基因图谱和其他文明记录的飞船放弃所有地球人独自逃生。它甚至制定了强大的《流浪地球法》，可以征召各国平民用于全球公共服务，更可以制裁不服从“流浪地球”计划全局的人。总之，在“流浪地球”计划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命题下，国家之间原有的地理边界和政治经济边界似乎都在最大程度上弱化了。
由此，在“末日情境”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经济图景已然生成，这种全球政治经济图景显然具有高度的共生性、共建性与共享性。而在刘慈欣的小说中，“联合政府”对于私人生活其实有着更多的介入，比如由于资源有限，个人结婚后的繁衍权利需要靠抽签获取；再如在紧急状态下，儿童的抚养也会集体化，由政府统一负责，等等。另外，影片中还有两个有趣的细节：一是韩朵朵离开地下城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地下城居委会春节要发饺子——可见由于资源有限，地下城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配给制，但与此同时，熙熙攘攘的民间市场甚至“黑市”也还是同样存在的；二是在临近结尾处，有一队高喊着“还我太阳”的游行队伍在画面边缘闪过——可见地下城的居民们仍然拥有合法集会与抗议的权利。所以，在“末日情境”的新秩序下，影片文本还是为民间社会的弹性调节机制留出了充足的空间，并没有将之设计成一个彻底国家主义的、完全军事化管理的“反乌托邦”。
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对电影中“联合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联合政府”从起点上就脱离了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逻辑。在“末日情境”下，全球自由市场无法存在，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无法再维护社会运转；更重要的是，“流浪地球”计划将历时100代人，持续2500年，这种时间跨度已经大大超越了个体能够产生直接情感代入的极限，而要在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恢宏性之下维持社会运转，就必然创造出一种几近于宗教信仰般的意识形态话语。因此，在“电影宇宙”中，“联合政府”的权力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流浪时代的大幕已经开启——全球正义的框架也必然需要改写。与促生“末日情境”的心理机制相类似，“联合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创作者面对近年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困境，对于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模式的想象。有意味的是，这种想象在较大程度上呈现出对以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新天下”话语的顺应性（而不仅仅是我们更为熟悉的“集体主义”话语），这也可以看作是这部电影所谓“中国性”的深层来源（而不是全世界类型电影几乎都会倚重的家庭伦理）。
“天下”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近年，它又比较频繁地回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成为一个被反复征引、讨论和重构的范畴，由此也产生了诸多被具名为“新天下”的社会想象。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哲学学者赵汀阳的“新天下体系”说。他认为，曾经支配世界或者正在支配世界的帝国都是基于国家概念和利益，都是以国家为政治主体，拥有国家主权的；而未来我们应该建立的“新天下体系”，则是基于全世界的共享利益，以世界为真正的利益主体和政治主体，拥有世界主权的。世界主权具有两条基本规则：一是世界主权虽然高于国家主权，但没有取消国家主权；二是所有涉及人类集体命运的事务都归世界主权的管辖。不难看出，赵汀阳关于“新天下体系”的设想是具有很大程度的理想色彩的：相关论述只有对政治宗旨的期待，而并没有对具体运作机制尤其是对制约性机制的设计。因此，如何防止“世界主权”的异化，在有关“新天下体系”的设想中其实是一个被有意无意悬置了的问题。
与之相类似，历史学者许纪霖近年提出了“新天下主义”的概念。但与赵汀阳相比，他更多地将关注点从政治理想转到了文化理想方面，其实质是期望通过对“天下”话语的重构，为中国社会引入足以弥合个体认同、国族认同与世界认同之间重重沟壑的契机，以纾解（后）全球化语境中日益撕裂的中国身份认同系统。就此，许继霖特别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自我、家庭、国家和天下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连续体，而这个连续体是到了近代，在西方现代性的剧烈冲击下才解构的。换言之，在许纪霖的意义上，家与国都是中介物，自我与天下才是最重要的两极。而他对“天下”的文化归属感在于：经由家与国的托举，自我能够获得“为天下谋”的价值感——所以无论治世乱世，古典的自我都能获得精神上的自足，而古典的家国也都能获得道德上的在场。在由现代性冲击所造成的“家国天下连续体”的断裂过程中，一方面，国家“脱嵌”，失去了社会和天下的制约，日益工具化；另一方面，个人“脱嵌”，失去了家国天下的支撑，日益原子化。这才是中国社会百余年来精神危机的根源所在。因此，许纪霖认为，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就在于对“新天下主义”的倡导：超越单一文明观，臻于普遍文明观，进而重新在中国社会树立起一种去中心化、去等级化的世界主义文化认同。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发现，“新天下”话语内部其实涵盖了基于不同立场的社会想象，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当代思想观念场域的驳杂与纠缠。当这种驳杂与纠缠伴随着“新天下”话语的影响力，一同进入大众文化场域之中，再转化为适合大众传播的主题范式时，就体现为相应文本观念面向的杂糅性与复调性——这也正是电影《流浪地球》引发广泛舆论争议的深层原因。按照影片的呈现，一方面，世界可以算作是一个实现了世界主体和世界主权的世界，一个因为灾难而使得共享利益显得优先于其他一切需要的世界，在此，它显示出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集权面向；另一方面，世界却又同时呈现为一个消弭了现代框架下的中心和等级的世界，一个能够让平凡个体经由家国托举而获得天下价值的世界，由此，它又流露出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自由面向。
电影《流浪地球》的精神内核都表现在上述两种面向之间辗转的姿态。这是因为它的任务本来就是双重的，也是悖论性的：质言之，影片通过对“末日情境”的设置，既希望能够克服现代性话语的竞争性逻辑，打造一个符合“新天下秩序”理想的世界；同时又希望能够稀释“新天下”话语可能具有的“乌托邦”色彩，使有关“新天下秩序”的想象不必过分突破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底线。这种双向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电影《流浪地球》作为中国原创商业大片的策略性立场。
而对于观影者而言，引入“新天下”话语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将“新天下秩序”作为一种基本的观察视角，去审视电影《流浪地球》中的末日世界时，我们就更容易看清这个世界中的裂隙，更容易理解这些裂隙的来源和走向。比如，“新天下秩序”得以模糊其集体主义面向和个人主义面向、民族主义面向和世界主义面向的基础在于其极端化的故事情境，在这种情境下，“共享利益”“共治模式”与“个体英雄”“世界情怀”同时得以显影。
值得对照的是，相对电影的复调性而言，刘慈欣的小说文本体现出更为决绝的观念取向。在小说中，全世界围绕着应对太阳氦闪灾难的方式，分成了“飞船派”与“地球派”两大对立阵营，为天下谋的“地球派”虽然救了人类，却被“飞船派”污蔑为野心家，最终在叛乱中壮烈牺牲。从小说悲壮的结局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慈欣本人在新秩序及其主导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显然，一种以种群利益为先的道德观念甚至信仰对于他来说是第一性的。而这种信仰，在小说中是以“希望”具名的。影片还颇有意味地串联起了主人公之一韩朵朵从政治冷漠到主人翁意识觉醒的成长历程。在影片开始时，韩朵朵对班长诗朗诵般的表述不以为然，但是在经历了大生大死之后，她却对全世界的救援队伍由衷地喊出了一模一样的话语：“希望是我们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宝贵的东西！希望是我们回家唯一的方向！”显然，影片想告诉我们：班长的表述只是在方式上老套落伍，但是在内容上，却依然联结着具有救赎力量的真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影片相信，只要现实足够黑暗，而愿景足够宏大，我们每个人都会是韩朵朵。
在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媒介文化场域，类似《流浪地球》这样具有“新天下”话语倾向的价值论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在此基础上，一股可以被具名为“新大国叙事”的媒介叙事范式亦渐趋成型。该范式一方面继承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国叙事”框架，同时又吸收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新的观念维度，力求就此开辟出一条更适合后全球化时代语境的、注重兼容性与共在性的价值表述路径。
当代意义上的“大国叙事”作为一项媒介议程，在中国主要萌生于20世纪90年代，其主要目标在于从全球战略格局出发，展开有关中国“大国身份”和“大国使命”的想象；探讨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在当今以及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应该发挥出怎样的主导性作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大国叙事”议程所呈现出的主要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话语面貌。出版于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和2008年的《中国不高兴》两本著作，则可以看作是这类“大国叙事”议程的登峰造极之作。二者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国内大众文化场域的风行奠定了话语基础，也因而成为“爱国”命题的正当性在中国民间被大幅度撕裂的源头。近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将提振国族认同、提升国家形象放到了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位置。由此，整合有关现代国族身份和国家使命的多元论述，建构一种全景意义上的“新大国叙事”，进而发挥重建国内国际社会共识的作用，也就逐渐成为主流媒体的重要诉求。
问题在于，对于混乱的后全球化时代语境而言，这种全景意义上的“新大国叙事”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如果从国内社会心理基础来看，“大国叙事”议程的出现，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民心态的嬗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普通民众对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现实体验日渐强烈，对更大国际话语权的浪漫期许油然而生。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这种体验/期许已经在中国社会凝聚成了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情感结构，即希望能够从传媒艺术场域中看到更加积极、更加强大的“中国故事”。而如果从国际社会心理来看，对于飞速发展的“中国逻辑”和“中国观念”的关注度确实在不断提升，对不同于美国好莱坞的“另一种大国叙事”的好奇心也在不断增强。基于此，“大国叙事”本来是最有可能兼容国际诉求与国内诉求、国家诉求与民间诉求的议程范式，也有值得肯定的公共性价值。
但与此同时，有关“大国”的情感结构和好奇心态也蕴涵着潜在的风险，这使得“大国叙事”议程始终存在诸多变数。由于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在长时间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直到今天仍然包含着很强烈的“受辱-雪耻”的潜意识在内，在一定外因的刺激下仍然很容易酵化成为偏激的民族主义言论乃至事件。而此类言论和事件一旦产生，更会在国际舆论场域迅速扩散，加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野心论”的刻板印象，进而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非常直接的负面影响。这一点自“大国叙事”议程的萌芽期就反复发作，直至近年仍然是其难以超克的核心症候。
典型的例子就是2017年初同样引爆春节档的电影《战狼2》。在该影片中，叙事的核心动力仍然是分外鲜明的“敌我意识”和“竞技意识”——比如肉体上战胜对手时的喜悦感，对抗过程中充满游戏化意味的畅快感，以及面对非洲人民时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等等。而在“高举五星红旗就能顺利过敌占区”和“中国护照封底印有祖国时刻为国民撑腰的字句”等符号化的修辞性场景里，一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更是呼之欲出。应该说，在21世纪的今天，再以这种“雪耻型民族主义”作为核心话语对文化产品进行编码，即使能够在商业上收获巨额票房，在公共性上也早已经是弊大于利，因为它确实会扭曲国民对正常国际关系和国家责任的认知，进而在国际上引发广泛的负面效应。而在2018年初接连发生的三起“中国公民大闹外国机场，引发驻外中国大使馆发声”的事件中，这种被媒体谑称为“战狼式爱国”逻辑的负面效应就已经显现出来。
如前所述，在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离心倾向上升，国族间摩擦发生的概率提高。一场以“世界舞台中心‘东升西降’、国际力量对比‘北分南合’、世界秩序革命‘地覆天翻’”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大变局，将“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以及如何构建这一世界秩序的问题”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正是在这种语境的催化下，一种更加注重兼容性和共在性的“新大国叙事”范式逐渐浮出地表。该范式在叙事过程中，开始表现出注重处理两对关系的积极倾向：一是注重处理民族国家立场与世界主义立场之间关系的积极倾向；二是注重处理传统文明价值与现代文明价值之间关系的积极倾向。
具体地说，在第一对关系上，更注重对民族利益和民族情感表述分寸的拿捏，能够在基于民族视角去阐发主题、设置情节、塑造人物和选择修辞方式的同时，也尽量尊重其他大小国家的利益和情感，尊重世界共同的利益和情感，并且减少“零和博弈”的国际关系叙事；而在第二对关系上，更注重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观念与现代文明的共识价值的对接与融通，并且尝试从民族美学的独特修辞形式出发，对现代性的一些核心范畴进行诠释。总体上，这两对关系指向的是对“万物一体、生生之德、忠恕之道”等儒家伦理命题在后全球化语境中的建构性论述。
如前所述，“新天下秩序”的相关论述也许还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切实有效的现实政治机制，但是它却足以提供一种新的叙事范式，撩起国际国内舆论对“中国逻辑”和“中国观念”的兴致。比如电影《红海行动》，在展现战斗的过程和战争的全景时，更多地表达出一种对于生命折损、文明毁灭的悲悯。所以在观看过程中，对于战争残酷的戒慎之感要远远超过对于手刃仇敌的喜悦之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有关战争叙事的创伤视角，相比《战狼2》所选取的英雄视角，显然更符合世界主义的观念。再比如近年来的许多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儿行千里》《见字如面》《朗读者》《信中国》等也更着意于对个体认同与国族认同的双重建构，更加符合新生代年轻人的审美文化趣味，呈现出一种可以被具名为“新主流综艺”的发展态势。
而电影《流浪地球》的意义也正在于对“新大国叙事”范式的贡献。相比之前的此类型电影和综艺节目，应该看到，电影《流浪地球》在处理两对关系的策略上更为成熟自觉。就民族国家立场和世界主义立场的关系而言，影片虽然建立在中国人的视角上，却没有落入“中国中心主义”的窠臼：“流浪地球”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故事，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尽管CN1711-11救援队拼尽全力执行运送火石的任务，甚至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最后率先到达印尼苏拉威西，完成任务的却是大阪的救援队；即使在最后尝试利用行星发动机点燃木星的重要任务上，同时采取了这一举措的还有位于另外两地（新加坡、雅加达）的救援队伍。更重要的是，就传统文明价值与现代文明价值的关系而言，影片对于群体立场和个体立场的关系，也作出了有开拓性的表述，甚至有意保留了一点裂隙：比如救援队的女性成员周倩，在负责背负火石的救援队员为了保证火石供电而被冻死之后，愤怒地开枪把火石打坏，表示“不能再死人了”。再如“联合政府”的负责人，在刘培强向他求救的关键时刻，诚恳地表示“让救援队为了一个成功率几乎为零的任务，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最后机会，作为政府，我无法下达这样的命令；但是作为个人，我为你接通全球广播系统，接下来就是个人的选择了”。于是，基于个人的选择，日本、俄罗斯、英国⋯⋯的救援队员们回到苏拉威西行星发动机下，创造了影片最具世界主义情怀的浪漫场景，也使得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克服暧昧性与悖论性的力量。
但是，透过电影《流浪地球》所引发的激烈争议，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大国叙事”的范式如果想要统合社会共识，仍然是任重道远。首先，就影片本身而言，影片要设置的“灾难”过于恐怖，要重建的“秩序”也过于宏大，其叙事内容层面乃至意识形态层面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一部标准长度类型电影的容量，这导致文本含混不清的地方太多，干扰了受众的理解和认同。更重要的是，就“新大国叙事”范式而言，其有意模糊处理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限，显然不足以弥合高度撕裂的公共话语场域——这导致文本既无法消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污名，又被偏激民族主义者继续错误地征引，一时间反而加重了公共话语场域的缠绕程度。上述这两点，都是“新大国叙事”范式在未来的建构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去考量和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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