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TA的关系【浙里是我家】百年大业百姓小家022
我就这么站在那里
这么静静看着
看着那波光粼粼的湖面
看着褐红色的船身和粉紫色的夕阳
明明近黄昏
怎么却如朝阳一般
充满希望
我与照片里的他
桌上摆着一张照片，我也不过是拿回来了一篇老师夸奖了的作文，却是我感觉离那个时代、那个人最近的一次。
那是一篇写给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作文，老师想让我们通过自己的文字，“亲身”感受属于那个时代的心跳。
可是，等老师批改完所有的作文之后，只表扬了其中的两篇。老师说我们并没有听到历史的心跳，不用心的人只是千篇一律的把大事件一件一件写了上去，和历史书没几分两样。
表扬的两篇里，一篇是将自己喻成北京天安门，以一个见证了民族蜕变的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它见到的一次次大事件，第一视角写来真切而动人；另一篇是我的，老师说开头通过一张照片引入，细细讲了一个人、一个家庭与时代的变化，切入口小，代入感很强。
那张照片还放在桌上，因为我告诉了母亲，我写给外公的作文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她很高兴。
照片上的男子英姿飒爽，手举着一把枪，胸前有两枚勋章，和电视里阅兵仪式上，最前面的几辆车里坐着的老兵佩戴的一样。
这位年轻男子便是我的外公，照片拍摄于他抗美援朝回来后。
这张照片上其实有两位男子，我开始并没有认出我的外公。母亲16岁时，他便去世了，就连母亲都知之甚少。在本来照片就稀有的年代，我从没有见过一张外公老年的照片，所以，他在我的印象里并不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而是意气风发的战斗青年，而我也可以单单通过一张照片，就穿越到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
很多年之后的2016年，91岁高龄外婆走了，就连墓碑上的照片，也是青年时期的外公和老年时期的外婆放在一起。我的外婆应该是这个时代变化里最好的见证者吧。
外公外婆出生在1925年，与1921年出生的中国共产党年纪相仿。
那些日子，外公外婆到底是怎么过的，母亲不清楚。只记得外婆以前说过当时日军来了，许多人就跑家东南面的河坝那里的一处躲藏点，所有人都害怕的不得了，弯着背，低着头，蜷缩着躲在一起。
等到日军的警报过了，还是继续在地里干活，头顶上经常有飞机“轰隆隆”的飞过。
那段真实、贫苦的日子外婆从未好好提起，我却在每次去外婆家时都可以看到，不愿意装空调的房间、破旧却不舍扔掉的碗、简单的有些没营养的饭菜，还有灶台前永远在忙碌的身影。
她从来都是最后一个吃饭，等到我们都吃完了，才端出一碗隔夜菜。
母亲经常扮演坏女儿，把她的剩菜剩饭都倒掉，然后总是争执不休。外婆觉得母亲过分，然后生气的哭，母亲进退两难，坐在一边，两个人都像是做了错事的孩子，一言不发。
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只能这么做，以希望外婆健康的名义。
这是一场上世纪中叶的习惯和二十一世纪舒适、富足的生活之间的争执，年轻的母亲一定会赢，可是外婆的“坏”习惯好像也没有错。从前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是这么过的，只是外婆的朋友们早她一步去了，只剩她一人孤独的生活在这一大家子人里，“偷偷摸摸”的观察这个世界巨大的变化，她跟不上了，但还可以好好看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他们出生于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的时候。这时的人们吃不饱穿不暖，连国家都危在旦夕。他们的出生、成长的一点也不引人瞩目，只有最亲几个人知道，他也只是在一艘普通的游船上哭啼了几声，就开始学着长大。外公外婆和千千万万那个时期出生的人一样，在黑夜里探寻成长的道路，和中国共产党一起长大。
母亲的手里只是攥着一张照片，动作简单有力。
我与身旁挽着手的她
那天接奶奶去城里看病，拿着奶奶的身份证，我才第一次确切的知道奶奶生于1948年7月30日，出生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爷爷比奶奶大四岁，1944年生。
奶奶向我娓娓讲述了她听爷爷说起的从前事。
在爷爷的妈妈27岁时，爷爷的爸爸就走了，那个时候爷爷一岁。家里真的穷的没东西吃了，姐姐带着弟弟去地里挖草根、割榆树皮、偷无花头（嘉兴方言），这些东西晒一晒，磨成粉都可以糊着一点点饭吃。
奶奶说她也吃过，倒是可以填饱，但是味道极苦，想来当时最穷的家庭就是靠这些度日的吧。
毕竟等到这些也没得吃，那就只能去要饭，爷爷也去过，可是最大的四个兄弟还是陆续饿死了。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想来还是止不住的辛酸。
后来家里稍微好转，太太又给爷爷姐弟找了一个后爸，本来爷爷有机会一直读下去，自己也知道要努力地学，终于到南汇读高中，但是家里又生了几个弟弟，哥哥们都饿死了以后，爷爷就是家里的长子，继父不让他读，还把他书包扔到粪池里，这对于想要读书的爷爷来说，怕是一种很大的羞辱吧。
有一年，家里实在没钱，爷爷的一位在镇上老姑夫看爷爷实在可怜，便拆了家里的一小幢茅草房，把茅草和一些木料卖了，凑足了十几块钱，就这样又读了一年高中。可还是苦于钱，爷爷高中未读完就辍学了。
1960年，16岁的爷爷只能跟着大人去挖泥，做瓦。可是一直在读书的爷爷怎么会精通农活呢，老是被人欺负，也没人愿意带着他。
1965年18岁的奶奶就嫁过来了，想来前几年辍学的遗憾，爷爷一定时常跟奶奶提起。
可是读不起书的窘境还是发生在姑姑和爸爸身上。
其实家里的情况，在奶奶嫁过来之后有了一点点改善。爷爷脾气好，在大队里总被人欺负，很多好的活轮不上，就没有工分，更没有收入了。奶奶的暴脾气是忍不了的，和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吵架是经常的事，就这样，慢慢的没人敢欺负我们了。队里发下来的活也多了一点。
1967年姑姑出生，1969年爸爸出生。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家里的负担又重了很多。到了中秋节，家里根本没钱买月饼，就省吃几天，给姑姑和爸爸各买了一个很小的5分钱的月饼。家里的好东西一直都是两姐弟分着吃的，好容易买了支2分钱盐水棒冰，姑姑只能吃上面部分，爸爸吃下部分，因为下部分盐味足。
在队里，一板车的瓦也只有5块钱，一年下来根本没有什么收入，有些年还要自己倒贴几十块钱的钱进去。2.5元/斤的肉是少吃的，顶多买些肥肉，已经是大的花销了。
奶奶说她愿意嫁过来，其实是看到爷爷提着一篮子番薯。只是一篮子番薯，在当时就已经是稀罕物了。当时奶奶和爷爷的定情礼是一块新手帕，里面裹了三个大饼。
其实奶奶还略带嘲笑的跟我说了一件事，她结婚前几天，爷爷的几个表兄弟凑了钱给奶奶做了一件20块钱的毛呢大衣送了过去，爷爷听说这件事气得晕了过去，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作为家里最大男丁的爷爷，看到家里的米缸，再看看几十块钱的衣服，当然生气，毕竟自己的婚服不过是一身找邻居借来的中山装。
到了80年代，我家倒是先盖起了砖制的水泥房，只是4400元的建房子花销又让家庭经济陷入低迷。那天运砖石，奶奶和爸爸各在一艘租来的机船上，一直开到杭州，去山上的烧砖厂运回来。那些造房子的钱是爷爷奶奶每天一点点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过了没几年，队里开始包产到户了，我家2亩多一点的地，每年要交1000斤稻谷，烧瓦也没有停下来。爷爷奶奶拼命地忙农活、做生产队的工作，艰难的把房子的债还上，还有一点钱，留给爸爸结婚用。家里的条件也就是在80年代，承包制之后有了很好地改善。
妈妈嫁过来是1991年，爸爸和爷爷已经在开船了。没过一会儿，妈妈也上了船，帮爸爸一起做运送废铁的生意。十多年的勤勤恳恳，爸爸妈妈攒下了不少的钱，房子又造了更高更大的。
本世纪初，我出生的时候，虽然刚造好房子，爷爷又正在生病，但家里好歹有了些钱，也造了好的房子。姑父姑姑家办起了植绒厂，一家人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好地改善。比起我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我长大的道路上在没有经历过这些，也从来没见过草根、树皮这些爷爷小时候拼命寻找的吃食。
可我又怎么会和那个时代没有一点关系呢。中国中产党的青年时期，也是外公外婆的青年；新中国的青年是爷爷奶奶的青年；爸爸妈妈的青年，正逢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阶段，党的成长伴随着每一代千千万万底层人民的成长。
每一代人都得益于党的成长，我们有了和父辈们不一样的奋斗历程，生活也因为拼搏而看到了希望。
我与目之所及的TA
我的少年时期，党已经近100岁了，若是人的一生，已近终点，可是我看到的党更像是离开了稚嫩的小时候，步入逐渐成熟的青年时期。是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的那个时代、那些经历成就了现在我们，给了我们不断向前的动力。
经历会使人成长的，也会使人更冷静的向前走。人是这样，党也是。
其实我只是站在我高中教学楼的2楼，透过树的间隙，望向这艘百年前的船——南湖红船。它当年不过是一艘普普通通的游船，我曾经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考生。
高三时去楼梯那儿站一会儿，望一望静静地湖面和船，有时守一守落日，压力也可以减小一点点。或许我已经知道为何虽是黄昏却满眼尽是希望了，我脚下踩的，是我的长辈们不敢企及的高中时代，正走向我憧憬的大学；放眼望去的，是中华民族的信仰，诞生于嘉兴南湖的中国共产党正走向属于他的无限未来。
我们都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