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点亮”的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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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团结湖参考、政经参考
进入地方两会时间，人事任免的消息变得密集起来。一些看似零散的现象背后，其实包含着很深的内涵，颇值得解读和思考。
首先是省政协主席这一职务出现了较大范围的跨省动向。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湖北省政协主席张昌尔调任安徽省政协党组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徐立全同时调任湖北省政协党组书记。这意味着，湖北、安徽这两个邻近省份，大概率会出现政协主席对调的现象。这是比较罕见的。省政协主席这个职务，传统上都由本地重量级官员当选，跨省的现象并不多见。以安徽为例，此前多任政协主席要么长期在安徽任职，要么既是安徽人又长期在安徽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如果一个纯粹的“外地人”当选了省政协主席，对本地政坛想必会有所触动。但也不必大惊小怪，以后这可能会成为“正常现象”。
不光是政协主席，副省长也出现了比较普遍的跨省或空降现象。贵州省近日任命了三位副省长，都不是本地官员，陶长海来自重庆，蒲波来自四川，魏国楠来自内蒙古。广西自治区任命的三位副主席，同样也都不是本地人或本地官员。这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云南、内蒙等多个地方。原本以本地资深官员占据多数的副省长职位，出现了频繁的异地调任，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与这种现象相映成趣的，是今年出现的“打虎”新动向，即副省长落马的节奏“提速”了。今年一月份还没过完，中央纪委打掉的三只老虎全都是副省长。如果加上去年底落马的辽宁副省长刘强和河北原副省长张杰辉，则意味着近期“五虎将”全都是在任或原任副省长。这个现象会是偶然的吗？很难说。
十八大以来，在副省长位置上落马的官员，一共有三十多人。从时间分布看，2014年落马最多，大概是七个。从地域看，安徽省“拔得头筹”，共有四位副省长落马。虽然中央纪委也时不常密集打虎，但像今年1月份这样出现多名副省长被审查的，此前几乎没有过。
在地方政坛上，副省长属于并不十分抢镜、但又握有实权的人物，而且多数都是本地宿将。梳理那些落马副省长的履历可以发现，他们大多从本地基层起步，曾经担任地级市的党政主官，或者在省属国企当过一把手，或者两种履历皆备。能够完成从正厅级到副省级这关键的一跃，而且得以身居实职岗位，要么是因为本人具备一定的资历和才干，要么拥有相对雄厚的人脉资源。他们在晋升之后，不仅分管着各自不同的领域，同时在原任职地区或部门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说话很有分量。2017年年初落马的甘肃副省长虞海燕，就是一个典型。他虽然不是甘肃人，但主要从政经历都在甘肃，先是担任酒泉钢铁的总经理和董事长，后来又调任兰州市委书记。在市委书记任上，他开始大肆培植私人势力，大搞团团伙伙，很多酒钢的亲信都被他安插在兰州市的核心部门和核心岗位上。中央纪委的通报就直指，虞海燕严重损害甘肃省特别是兰州市的政治生态。
2016年落马的安徽副省长陈树隆，也是一个极富内涵的标本。在当地政界和民间，他都被视为很有能力的人。他的头上有两顶耀眼的光环，一是“最懂证券的副省长”、一是“安徽股神”。在进入地方任职之前，他一直是安徽金融探索的核心人物，一手打造了国元证券并担任首任董事长。在合肥副市长的任上短暂过渡之后，他踏入重镇芜湖，在那里深耕八年之久，最终晋升副省级。陈树隆落马之后，中央纪委对他的审查通报格外严厉，痛斥他毫无政治信仰、毫无道德底线，“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尤其直指他“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在官方通报中，“攀附”这个词用在某个人身上，往往说明政治问题很严重。如果套用古诗词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曾经“手可摘星辰”。一方面根基深厚，另一方面有通天之术，这样的副省长拥有怎样的政治能量，也就可想而知。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副省长，绝大多数都是树大根深的“本土政治精英”。长期在一地任职，门生故吏旧交盘根错节，由此形成了极度板结的政治土壤。这些副省长虽然可能不是省级常委，但相对于那些经常流动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势力更为雄厚而隐蔽，往往更难撼动。有人说，宁可得罪省长，也不能得罪副省长，根本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一旦你被“铁打的营盘”视为异类，可能将再无存身之地。如此一来，地方上的政治土围子势必越来越固化并呈现层层叠叠之势。他们相互渗透又相互挤压，由此形成了地域政治的“复杂”态势。有的地方官场让人看不透，原因也多在这里。
近年落马的多位副省长身上，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曾在省属国企长期担任一把手。比如陈树隆之于国元证券，虞海燕之于酒泉钢铁，刘强之于抚顺石化，季缃绮之于鲁商集团，李贻煌之于江西铜业。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干部到党政机关任职，是过去的一个惯例，有的省属国企一把手本身就是所在地市的常委。往好里说，这些干部多数都有经济工作经验，重用他们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但如果说有什么隐患，那就是可能把一言堂作风和商品交换原则带入政坛。在这方面有所警惕和防范，丝毫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领导干部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十多年，这样的任用方式不正常，对领导干部修身齐家也不利。新近落马的陕西副省长冯新柱，是个很难找到劣迹的人。不仅在网上难觅非议，就连消息灵通的本地媒体也没有挖出什么名堂。看起来他唯一的“毛病”，就是在铜川任职时间过长。从副市长到市委书记，他在铜川一干就是十多年，一直都在努力实现铜川的转型，想把铜川打造成西安的“后花园”。在地方官场上，“脚踩西瓜皮”的干部很难出政绩，但对地域政治生态的影响也较小，最怕的就是这种“江流石不转”的人物，他们容易形成权威，但更容易被唯我独尊的幻觉惯出毛病。别的不说，光是逢年过节的那些贡奉，攒起来就够判个十年八年的。
副省长被高光“点亮”，可以理解为全面从严治党正在“推向纵深”。所谓政治精英的“本土化”可能会成为一种历史话语，而地域政治的潜规则将会一步步被瓦解。那些隐蔽的，会被暴露在阳光之下。那些固化的，会被一举撬得酥软。作为领导干部，最应该放弃的就是“地盘”思路，否则就难免被“秒杀”。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洗牌，但同时，它也是对地域政治生态的深层再造。只有适应这样的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参与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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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海燕：找退休警察“培训” 对抗调查
虞海燕，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中央第三巡视组对甘肃开展巡视“回头看”，巡视结束后第五天，虞海燕被中央纪委带走审查。他的落马背后有着漫长的较量……
2014年第一次巡视时，虞海燕是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此前他曾经担任酒泉钢铁集团的一把手，巡视组接到了不少对他在酒钢任职期间的问题举报，巡视结束后，中央纪委对巡视移交问题线索展开调查。
不过，虞海燕从很早就开始有计划地拉拢纪检干部，目的就是一旦出现问题时能派上用场。早在2010年，虞海燕就想办法接触上了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的原副主任明玉清。明玉清也有私心，想利用虞海燕的权力，为经商的儿子在甘肃拉项目，两人一拍即合。2014年巡视之后，明玉清不仅把中央纪委的调查内容向虞海燕通风报信，甚至最终胆大妄为地帮助虞海燕抹平问题，将他的线索作了了结处理。
当明玉清告知虞海燕问题已经了结，虞海燕如释重负。他并没有想到，中央巡视组会再一次来甘肃，并很快将他确定为重点关注对象。
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虞海燕自然心神不宁，而另一件事则加剧了他的担心。就在巡视回头看进驻甘肃的前一周，曾经帮助虞海燕抹平问题的明玉清被中央纪委立案审查，虞海燕很自然地把他的落马和自己联系了起来。
忐忑之中，虞海燕决定做好能做的一切掩盖工作。他安排自己在各部门的亲信，想方设法打探巡视回头看动向，同时着手转移家中的贵重物品，联系和自己有利益往来的多名老板，商量对策，统一口径。
在虞海燕家的桌子上，曾摆着一排手机，一个老板一个专号。和老板们商定口径后，虞海燕把这些手机用醋浸泡后扔进黄河。那段时间虞海燕经常到黄河边散步，他扔到黄河里的除了手机，还有砸碎的名贵手表等不少物品。
但是，他多年来违纪违法留下的各种痕迹，是无法一一销毁的。随着回头看的进行，虞海燕的严重问题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不久，中央纪委对明玉清的审查有了突破，明玉清说出了和虞海燕的交往。因此，巡视期间纪检监察机关就启动了调查，很快先对曾给他担任秘书多年的金晋哲采取了措施。
到这时候，虞海燕明白大势已去，但他仍不准备放弃对抗。他找到当地一名自称在中纪委工作过的退休警察，叫上妻子一起去“培训”，演练如何对抗调查。
虞海燕
他自己自称是中纪委的人，我把我爱人叫去，跟他（见面）实际上是叫他培训一下，看看就是以后如果人家要调查，看她怎么说。后来人家专案组调查完以后，跟我说，说这个人就是兰州市公安局退休的干部，我听了以后，我都觉得丢人。
2017年1月10日，虞海燕被组织审查。几年来他机关算尽，最终都毫无意义。
陈树隆：双倍“退还”受贿款 炒股赚分红
2016年中央第五巡视组对安徽省开展巡视“回头看”时发现了一些问题线索，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就是因这次巡视而落马的官员之一，被立案审查。
陈树隆谋取私利的方式非常隐蔽，主要是通过股票证券市场牟利，这和他的专业出身有关。陈树隆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到党政机关任职前，多年在安徽的国有金融证券企业担任一把手，对这个领域非常熟悉。
有人吹捧陈树隆为安徽的股神，他利用自己熟悉股票、期货交易的专长以及在金融行业积累的人脉资源作案，表面上打着招商引资、金融创新的幌子，通过给他选中的一些上市公司或者私营企业大量的政策优惠、财政扶持，在背后利用职权购买原始股、炒作股票，获取暴利。
陈树隆投入股市的第一桶金，就是通过权钱交易得来的。1994年到1998年，他担任安徽国债服务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权为私营企业主施永炒作期货、拆借资金提供帮助，为对方带来了巨大利益，然后向对方索取回报。
陈树隆用这笔钱投入股市以钱生钱，他担任芜湖市委书记期间，在推动芜湖市某国有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就违规购买大量股票，获利数千万元。
完成原始积累后，陈树隆回过头来想要掩盖当初收受施永1300万元的痕迹。他想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既可以伪装还了钱，还可以将大量资产转移到境外。
首先，陈树隆把1300万本金按照年息8%复利计算，共计2600万元还给施永。然后，将这2600万兑换成港币，让施永在香港帮自己炒作港股。这笔钱挂在施永账户上，所有权属于陈树隆，陈树隆的弟弟、侄女多年帮他担任操盘手，他自己藏身幕后指挥下单。
除了炒股，他还为一些企业老板办事，然后以亲戚的名义入股这些老板的项目，从中分红。
2016年11月，陈树隆被立案审查。
陈树隆
我想告诉党政领导干部的一个教训就是，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从政就好好地从政，经商就好好地经商。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