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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披露邓小平南巡讲话,事先做好了被“双开”的准备

2018-04-25 天天热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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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北的邓小平画像(1996年制作)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40年来改革开放的峥嵘岁月,更加认识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性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没有今天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也就不能从经济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强国,人民生活也就不能从温饱而奔向小康。

本文作者吴松营,1992年作为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有幸成为邓小平视察深圳谈话的记录者,并参与策划首发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系列宣传报道工作。抚今追昔,这段26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

人们不会忘记,1989年春夏之交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中国人民及中共党内、甚至国际社会议论的焦点。

1992年1月19日上午,邓小平专列到达深圳


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从蛇口码头乘轮船前往珠海

此时,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尖锐的问题,搅动着已经在岗位上“全退”的邓小平的思绪。

邓小平这个“退休老人”坐不住了,1991年春天到了上海,开始了并非寻常的“谈话”。他希望通过上海的地位和作用,去影响全国并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边视察市容边发表重要谭谈话时,作者站在邓小平后面以便做好记录工作


1991年是中国传统的“羊年”。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于2月15日至4月12日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

但是,全国的稍有分量的报刊,绝大多数对“皇甫平”都没有反响。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决定再南下,到深圳去。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

担起全程记录邓小平谈话的重任

真没有想到,负责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谈话记录的重任,会落在我的肩上。

邓小平这一次“到南方休息”,除了他的家人和最贴身的秘书,中央派的主要是安全警卫人员,并没有负责文字工作的专职干部。中央的几个主要新闻单位也没有派记者跟随。我当时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被调去参加接待工作。

1992年1月19日上午9点,邓小平乘坐专列到达深圳,到迎宾馆之后马上就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其家人商量后,只得在上午10点安排老人家去视察市容。

当天晚上7点30分,邓办王瑞林主任和广东省、深圳市领导在深圳迎宾馆6号楼开碰头会,检查总结当天接待工作情况,落实首长明后几天的考察行程,详细安排接待和保卫等工作。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指定要我负责做好邓小平视察过程中的记录工作。

1992年1月底,邓小平一行在下榻的深圳迎宾馆散步


几天时间里,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边视察市容边发表许多重要的谈话;在参观考察的路上,坐在中巴上的邓小平常常会对周围的人发表一些重要谈话。22日下午,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接见部分党政军负责人时,对在场的党政负责人吹风。邓小平在谈话中,主要强调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会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23日上午,送别邓小平之后,回到深圳迎宾馆5号楼的房间里,我马上同《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系统地整理邓小平5天来的谈话记录。几天前专门抽调过来帮忙的深圳市委宣传部四川籍干部凌泳,留下来继续协助我整理录音和抄写。为了加快工作进度,我又从市委宣传部办公室调来了机要干事沈钟生帮忙。

我们从23日中午开始连续奋战了将近20个小时,最后形成了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谈话记录》,共13000多字。这主要是作为档案之用。为了使领导更便于掌握邓小平谈话精神,我又在前面这份稿上再精简,去掉视察过程及一些情节交代的文字,形成一份《一九九二年一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特区的重要谈话要点》,近10000字,分五个部分。最后,由我负责任地在两份文档末尾签字:“记录人吴松营”。

第二天,我就将全套的记录稿和录音带送给深圳市委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任克雷,由他报市委领导和报送中央办公厅。

1992年1月底,邓小平来到深圳皇岗口岸深眺望对岸的香港


深圳大胆破例,宣传报道邓小平的谈话精神

由于省市领导多次请示,要求公开报道南方重要谈话精神,邓小平都不同意“破例”,当时再向谁请示,也是不可能得到同意“破例”的答复的。那么,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责任呢?我们这些“匹夫”为什么不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呢?

我首先向刚从北京开会回深圳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汇报,建议把邓小平谈话的重要内容以评论形式进行宣传。得到市委的支持后,我又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学习和吸取去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的经验教训,我们主动联系香港《文汇报》驻深圳记者站,以求借助深圳特区毗邻香港的有利条件,请香港的爱国爱港报刊配合,扩大声势,做到立体报道宣传。

1992年3月30日,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邢质斌口播《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


2月20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扭住中心不放­——猴年新春评论之一》,引起社会的很大轰动。以后该报每两天发一篇“猴年新春八评”评论。

由于《深圳特区报》每发一篇“猴年新春评论”,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都同日转载,并在按语中说明《深圳特区报》的评论“原汁原味披露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这无疑壮大了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宣传、报道声势。香港的各种媒介以及台湾、澳门地区和各国驻香港新闻机构、通讯社纷纷转载《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评论”,或者编发相关消息。

不久,国内的《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乃至《人民日报》也都开始有选择地转载《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评论的部分文章。北京、上海以及其他省市报刊转载《深圳特区报》评论文章的,更是多不胜举。

经过反复思考、筹划,3月26日的《深圳特区报》以最显要的版面和最突出的手法发表了署名“本报记者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立即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很大轰动。香港的媒介反应尤其热烈,有的对《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转载,有的则摘登或编发消息。敏感的外国通讯社驻香港机构纷纷发消息。北京也传来消息: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反应很热烈,议论纷纷,很多代表在私底下大声叫好,有的人则四处找《深圳特区报》。

可是,已经过了好几天,我们主动打听,还是不见中央主管部门及至中央领导对《深圳特区报》关于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纪实的长篇通讯有什么反应,连电话批评也没有。反常的“平静”,经常是最可怕的时刻。当时,作为既是记录人、又是具体分管内外宣传和新闻出版工作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已经做好被“双开”的准备,并向家人作了交代。

转机是在3月30日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深圳特区报》的这篇长篇通讯。后来了解到,是邓小平在家看到《光明日报》转载的《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让秘书打电话给新华社的总编辑,说文章很好呀,问《光明日报》能转载,新华社能不能转载?这才引起了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3月30日这天下午,新华社很快作为重要稿件全文播发《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并且补发了一条自己的动态消息:[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本社今天向国内外转发了《深圳特区报》3月26日发表的一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深圳特区报》的这篇一万多字的通讯,详细记述了邓小平于1月19日至23日访问深圳期间的主要言行,尤其是他对改革开放所作的重要讲话。

当天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新华社通稿,全文播发。当晚,中央电视台也全文播发,一共播了45分钟,由当时的招牌主持邢质斌口播,并配上由广东和深圳电视台提供的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画面。

第二天即3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题的位置转载了《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解放军报》  《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首都各大报和全国各省市几乎所有报纸,也都在这一天的头版显要位置转载。各省市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都纷纷转载、转播。


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等外国主要通讯社,都十分敏感地捕捉到3月30日中国在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事情,于当晚用“3月30日北京电”的形式,向全世界报道:“新华社、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都第一次发表了邓小平1月份在华南的讲话。”“中国的宣传媒介今天向全国11亿人口宣传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编、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九二年——邓小平与深圳》一书封面


这可真是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大事情。

“平静”终于过去,随之而来的不但不是令人心惊肉跳的大风暴,而是赞扬的电话、信函铺天盖地而来,令人应接不暇。

4月1日,即将访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见日本驻华记者,被问及对《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长篇通讯的评价时,回答十分肯定:“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早已在全党和全国传达。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新华社当即向全世界播发了这条消息。

至此,我们冒险“破例”的事情,才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但是,我们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仍然重大,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继续千方百计地为宣传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而努力。

4月8日,由我和陈锡添撰稿的电视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在深圳电视台视播出。接着,我同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的处长黄新华、副处长李小甘到香港同香港卫视洽谈,促其同意播放《邓小平在深圳》的电视片,让邓小平的形象上卫星电视,跨越千山万水,传播到全世界。

4月8日,由深圳市委宣传部策划编辑的《一九九二年——邓小平与深圳》一书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当年的一本畅销书。

6月28日,我带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的同事,将精心制作的巨幅画像《小平同志在深圳》正式树立于深圳市中心的红岭路口。香港中通社、《文汇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天天日报》《明报》《信报》《经济日报》,以及香港的电台、电视台等近20家新闻机构同时发布这一消息。有的报纸不但在头版显位刊登这一消息,还配发评论,说“这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信号”。邓小平的巨幅画像成为深圳的市标,又被海内外众多媒体报道和渲染,已经举世闻名,吸引着无数的崇敬者和旅游客人。

邓小平视察国贸大厦 时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交谈


南方谈话促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突破、新成果

历史证明,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拨正了中国航船的航向,扭转了党内外一度思想混乱的局面,促进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事业有了新突破,20多年来不断取得新的巨大成果。

邓小平南方谈话距今已经26年,邓小平逝世已经21年多。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和26年以来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邓小平1992年1月的南方谈话,就没有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更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没有媒介的新闻舆论推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不可能那么快速、广泛地传播,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更加曲折,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都可能要改写。

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在蛇口码头


正如最高领导人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本文刊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2期,原题为《记录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台前幕后》,有删减,作者吴松营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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