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路174号
连日来，贵州博得眼球的次数或信息刷屏率在全国遥遥领先。主要得益于“短命”的副省长蒲波。由市委书记到副省长，仅仅102天，即遭调查，创下了贵州乃至全国的记录。
事实上，偏远而又缺乏关注度的贵州，进入2018年以来，就不缺看点。还因为一个人——副省长王晓光。与蒲波有关联的是，同样也是因为落马。
纵观全国，因为几只“老虎”，最近几年来，贵州还多次创下热词搜索榜前几甲。
5月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贵州省副省长蒲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而这位副省长落马的时间，仅距离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落马33天。特别的是，此信息一发布，在中共十九大之后的反腐版图中，贵州即拔得头筹。
蒲波落马的两个信息引人关注，一是其在落马前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参加该省的一次廉政会议。一个腐败官员，其官场生涯终结在廉政活动上，颇有反讽意味；另一个信息是，自蒲波在四川德阳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其在贵州副省长任上落马，他仅仅在这一职位上待了102天。
时不待我。而在此前，蒲波从副厅到正厅用了9年时间，从正厅到副部，又用了10年时间。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却最终在心愿达成时职业生涯遭遇“猝死”。
从“短命”及升迁的经历不难看出，蒲波的提拔，非同寻常。理论上分析，与山西一样，作为十八大后的腐败塌方区，四川本地干部的提拔应该受到很大影响。按照常理，省部级职位很少在本地官员中提拔，本地官员跨省提拔更是少见。蒲波得此重用，说明起码截止提拔时，他深得组织的信任。
异常的升迁轨迹必有不同往常的潜在规律，栽得快！恰恰说明问题之敏感。
据靠近蒲波是人士分析，深耕于四川的蒲波谙熟官场之道，在四川、重庆、贵州官场“地震”频起之时可以自保，说明其精明，善于隐蔽和保身。而其升迁之后又最终落马，注定有其见不得人的“小”。四川官场特别，他的问题，可能与官场大佬有关。
很多的问题，似乎已经埋在其过往的经历中。
蒲波官场上的主要经历有三段：2008年6月至2010年5月，任四川巴中市代市长、市长，开始主政一方；2010年5月至2015年6月，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在重要位置上积累；2015年6月至2018年1月，任四川省德阳市委书记，成为四川重要地市“一把手”。
在蒲波主德阳政期间，有两个特点让人印象深刻，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力推产业升级，主推智能制造，城市改造的力度也很大；二是有多名官员被调查。2016年3月，德阳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兼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原书记杨建明被查；接着，2016年7月，达州市委副书记易杰落马。调任达州前，易杰任德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后任该市常务副市长。2016年12月29日，德阳市纪委原书记刘锐因嫖娼被立案审查。
今年2月，中央第四巡视组开始巡视四川省，挂帅的是组长赵凤桐。在动员会上，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提出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优良的作风、最严明的纪律”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巡视组的工作。巡视尚未结束，已经有多名厅处级领导干部被调查。其中，能够和蒲波扯上关系的，是德阳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本林。
德阳经开区是蒲波的“政绩窗口”。早在2010年，德阳经开区就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了。它不仅身披多重光环，也是德阳政府的钱袋子，同时还是蒲波力倡的“成德同城化”的重要支撑。蒲波在德阳的一项重要政绩，德阳现代金融产业园，就是由德阳经开区联手外地客商共同打造的。在这个金融产业园的“开园”仪式上，蒲波不仅亲自助阵、还发表了重要讲话。李本林作为经开区副主任，则是金融产业园建设协议的德阳方面签署人。李本林和蒲波先后落马，也许只是巧合，但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中央巡视期间，就不禁会让人产生联想。
蒲波主政德阳近三年，德阳还是蒲波政治升迁的最核心平台。他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实现由厅级向副省级跨越的。作为川内与成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重镇”，2015年到2018年，成都与四川实际上是川内反腐的重灾区。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曾直言：周永康长期插手四川事务，给四川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十八大前一段时间，四川一些干部热衷于抱大树、攀高枝、跑官要官，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利益输送，败坏了党风政风，也影响了社会风气。
四川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四川原副省长郭永祥等被称为周永康四川系的团团伙伙主要成员。李春城跟周永康的牵连颇深，是周永康在四川官场的代表人物。李春城在四川官场的过渡被称为非同一般，调任泸州市委书记半年后即到成都担任市长、此后荣升至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检方指控：2001年9月至2011年7月，李春城担任成都市长、成都市委书记期间，在周永康的授意下，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提供帮助，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周永康的判决书也提到，李春城和蒋洁敏曾按周要求，为周永康的长子周滨提供帮助，结果造成14.86亿余元公共财产损失。
周永康的秘书郭永祥最后官至四川省副省长、文联主席；周永康一手提拔的李崇喜最后官职省政协主席。两人被指涉及工程腐败，还买官卖官。
随后，四川有40多名厅级干部先后落马。官场几乎沦陷。十八大后，成都已有22名官员落马，其中有13人与周永康的四川系有交集，包括：时任成都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的李昆学，成都市中级法院院长牛敏，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苗等。
李春城的班底中，不乏有官员交织在四川系中。李春城主政成都时坊间称其为“李拆城”，他曾推进“东扩、南进”旧城改造，在这项工程中，先后担任市长助理的陈争鸣、周鸿德被认为是李春城的得力爱将。此外，包括在遂宁市委书记、市长任上落马，原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何华章亦被指宣传“城乡统筹”有功，逐渐成为李春城的左膀右臂。
那几年，成都是腐败的重灾区，不过，随着主要干部的逐渐调整，各市州慢慢成为下一步反腐的热点。
腐败官员都有一定的隐蔽性，但有时，“能干、会说”会给他们披上更好的伪装，甚至可能因此得到提拔。但是，像蒲波这样一度得到重用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被掀落马下，再次证明了中央巡视的威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真的不是说着玩的。没有什么劣迹能够永远雪藏，没有什么真面目不会被发现，早一天或晚一天，腐败官员总要面对自己的旧账。而这，正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意涵所在。
2014年2月四川省委印发《四川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实施办法》，提出构建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制度机制，要求坚持惩治和预防腐败两手抓、两手硬，着力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今后五年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时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蒲波，想必对上述《办法》有很深印象，甚至在《办法》出台时还被征求了意见。可《办法》还是没有挡住其坠入深渊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