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live house与“消失”的鼓楼：旧世界开始塌陷，新时代将来未来

失意者、乐观人士和突然进入的资本，共同为这个行业涂上了新底色。

作者 | 尹航

采访 | 尹航 齐朋利

2017年冬天，如果你站在鼓楼东大街与地安门外大街的交叉口上，会发现这里已经不如五年前热闹。

五年前，你所在的位置往东几百米就是鼓楼东大街111号的MAO live house，它拥有一面著名的、曾充当无数摇滚乐队形象照片背景墙的砖红色铁锈墙面；往南则是秋栗香地安门店，后边藏着从上个时代传奇地标D22演化而来的实验音乐场景XP俱乐部；从XP再往东几百米正是北京现场演出的另一个地标愚公移山，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口石狮子的注目下，十几年如一日地，见证过无数国内外乐队和北京最核心的乐迷在这里度过的一个又一个夜晚。

近两年来，这个区域的标志性live house正在加速流出。2014年，老疆进酒消失在新建的仿古围墙中；2015年，以先锋和实验音乐著称的XP宣布关门停业；到了2016年4月，这个区域最具标志意义之一的MAO也选择撤离鼓楼东大街。

一方面是市场因素，上一轮发生在2015年左右的live house倒闭和外流潮大多是因为鼓楼商圈租金暴涨；但目前来说，另一个因素可能正在占据上风——北京城市规划和治理对鼓楼片区的演出氛围正造成负面影响。继2014年疆进酒消失仿古建筑中之后，方家胡同46号院里的热力猫俱乐部也因为整治政策而陷入沉寂。

方家胡同治理前后的热力猫俱乐部

从整体上看，国内的音乐演出市场在过去几年一直保持了增长，live house也同样享受到这一波增长红利，成为一个在大众层面被更多讨论和进入的业态。尤其在今年，当娱乐方式重新向线下真实世界靠拢时，虽然依旧属于体量较小的“个体户生意”，但live house行业已经开始受到了资本的青睐——太合音乐与君联资本领投了MAO数千万的A轮融资，将致力于提升live house本身的硬件与体验水平。

在这个意义上，live house的未来价值超越了现实难度，它成为音乐和线下两个赛道的交叉点，也寄托了年轻人社交与消费的希望。太合音乐集团演出管理中心总经理杨浩宇告诉《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资本希望扮演行业升级迭代中的“催化剂”。

不过，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整治之后，许多胡同商业的多样性已经开始枯萎。我们在这个冬天听到了不少live house经营者的悲观表达、对于成熟区域在政策影响下日渐衰落的惋惜，以及在新商圈重新培育音乐消费土壤之艰难的忧虑。

当然，也有积极调整着身位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乐观人士。在这部分人看来，既然现场演出市场依旧在增长与扩大，通过改变经营方式，总能找得到在新世界中生存发展的方法。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行业目前的声音。

可能消失的“鼓楼”

热力猫是第一家因为非经济原因而被迫从鼓楼区域被迫撤走的live house。

方家胡同46号院的文创产业园里，热力猫已在这里运营超过7年。从爵士乐到脱口秀、open mic等多元化经营的转变中，热力猫的拥有者李雷见证了这条胡同在多元化经营的尝试中逐渐成为北京餐酒以及文化消费地标的过程。

如果从地图上观察，你很容易发现，西至地安门外大街，往东南到东四，往北不超过雍和宫，这片面积不超过5平方公里、由几条大街和无数条小胡同组成的二环内核心区域，构成了北京小型演出现场集中之地。方家胡同即位于这个片区的核心位置。

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的这十年间，这个片区是北京独立音乐和现场演出的心脏，吸引着全北京最负盛名的独立音乐人，以及最爱时髦和新鲜声音的年轻人。酒吧、餐厅、乐器店以及古着等胡同创意商业因此蓬勃发展。也是在这期间，南锣鼓巷首先成为了一条拥有国民级别认知度的巷子，紧随其后的就是方家胡同和五道营胡同。

就在今年夏天，拥有多重业态的方家胡同成为北京市容治理的重点对象。从最初4月份接到通知，到7月份浩浩荡荡的整体治理，三个月期间，这条曾经以多元文化产业著称、有“胡同798”之称的热闹非凡的胡同里，多个商业体的门脸均被封堵，仅仅留下小窗示人。

方家胡同治理前后的热力猫俱乐部

热力猫也不例外。十一长假过后，李雷在一个音乐产业从业者聚集的微信群里，宣布了这家已经营业七年的老牌live house即将撤出鼓楼地区的消息。但是，直到11月底，热力猫依旧照常安排了演出和派对。李雷只是想坚持得久一些。“我们都知道，鼓楼这一片的音乐气氛和消费习惯是最好的。”

个人的坚持很难与大势相抗衡。治理之后的方家胡同日甚一日地冷清，李雷最终在11月底选择关掉了老热力猫。“从封堵的那天起就开始赔钱了。”他并不想最后只有自己一家在黑黢黢的胡同里坚持，“这样有什么意义呢？”目前，他的新工作是在望京西侧新开业的正见阳光生活艺术中心，与一位朋友合作运营一个可以容纳200-300人的小剧场。

新地点并不好找。这个有着艺廊、剧场、咖啡馆等业态的新落成的商业空间位于望京的西边，并不属于望京传统商圈的核心，附近毗邻着一片居民区。我在这里见到他时，整个空间还空空荡荡，一批由中年人和儿童的组成的、看起来像某单位考察团一样的团队正在这里参观画廊。噪音回荡在整个区域，李雷不得不提高音量和我说话。

剧场运营只是第一步，他接下来的打算是在这里打造一个新的热力猫。这个新开业的艺术空间还有不少空置场地可供李雷发挥，但在望京——并且是望京的非核心商圈——培育新的音乐场景和气氛，李雷也不是非常有信心。

“你没听过有人说要来望京看演出吧。”李雷告诉我们，虽然望京有着大量的产业人口和年轻人，但对于音乐消费这一倚赖区域氛围和相关配套业态的文化消费来说，“另起炉灶”绝非容易的事情。“麒麟社下边也有做电音现场演出的，听说还和有待老师在合作，但也没起来。”李雷对《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说。

开辟新疆土的尝试总归要进行。“因为城里应该很快就会被‘清剿’干净。”李雷说，“而新的区域和消费人群总会成长起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李雷只能被动地选择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另一些在治理行动中没有受到显性影响的从业者同样不乐观。

前不久一个周五的晚上，我们来到五道营胡同的School。这是一家开业已有7个年头的live bar——它的主理人刘非不愿意将其称之为live house，因为从收入构成来看，以酒水为主的bar才是更适合School的名字。

刘非与他的School酒吧

这里热闹非凡。一支俄罗斯硬核乐队正在舞台区演出，School很小，以至于乐手与台下的观众几乎是零距离的。几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台下大声说话，一起pogo；吧台区更热闹，喝酒和玩桌上足球的年轻人几乎挤满了这个小空间，没地方落脚的人们就站在院子里抽烟。

胡同里却是另一番场景。雍和宫附近的这条五道营胡同，曾经被称为南锣鼓巷之后北京最文艺的小巷子。这条不到700米的胡同上，大大小小开了不少餐吧、古着店、饰品手工等不同类型的创意店铺。但是，在周五晚上九点刚过，一半以上的店铺居然是打烊的。

已经进入零度以下的夜间低温可能是让这条巷子显得萧条落寞的原因之一。在冬天漫长而寒冷的北方地区，夜间生意总是不如南方的。但School的主理人、出生在80年代初期的刘非看来，主要原因并不在这儿。“最近大家对于北京没有太大信心。”

即使五道营胡同本身并没有在城市治理行动中受到过分明显的关注，但是从南边的方家胡同传来的信息，同样让这里感到不安。

刘非担心的是整个鼓楼片区的颓势。出生在80年代初期的刘非，曾经经历过中国独立音乐的“黄金时代”。

“小时候我们在开心乐园、嚎叫俱乐部玩，上大学时有D22。20多岁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荔芙的厂牌，给全中国最酷的音乐人做经纪人。”刘非觉得90年代到2010年之前，气氛都相对宽松。

从世纪之交的“北京新声”，到2005年前后蓬勃的“后北京新声”一代发起的no Beijing运动，在遍地开花的音乐节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音乐平台给独立音乐人们带来巨大变化之前的十几年间，这一群活跃在小型音乐场景的音乐人虽然从未真正主流化，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正是独立音乐人从地下走向台前的先驱和铺路人。甚至在除了民谣这样后来生产出明星级别音乐人之外的领域，主力军依然是2010年之前就已取得圈子影响力的这些人。

正是大大小小的live house为这些音乐人的起步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空间。刘非告诉我们，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音乐文化地标，从开心乐园到蓝旗营的D22再到鼓楼片区相对集中的live house，他一直都想做最酷的事情。就像名字所表达的那样，School希望充当的，是新乐队们的“起点”。而在经营上，在开业第二年从电音酒吧改为摇滚演出现场之后，依靠演出和酒水，小场地School就没有碰到过真正动摇根基的问题。“你不能指望它赚大钱，但是好好活着是没有问题的。”

“社会一团糟，我们去学校”，这是School对外展示的口号。对于刘非来说，这里多少像一个自己的“乌托邦”，他偏爱摇滚类型的新乐队，合作的经纪厂牌D.O.G偏向摇滚的风格也很明显。就像刘非自己说的那样，School对他来说是“水泊梁山”一样充满兄弟朋友情谊的存在。“当然我们在管理上是按正规企业来的，不然也不可能赚到钱。只是我们的组织方式更义气、更江湖。”

在刘非的眼中，摇滚乐是适合年轻人的、积极的音乐形式。“我一直觉得听摇滚乐的年轻人才是当下社会里素质更高的一波人。他们都至少有大学学历，熟知音乐以外的相应艺术比如文学或者绘画，很多人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

但相关部门的不了解可能会造成一些麻烦。刘非们其实一直保持着与政府对话的开放心态，“前几年，其实我们和一些政府部门的人沟通过的，我一直认为live house是可以成为一个城市名片和文化地标的。”刘非说，他和他的同行也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北京不能只有梅兰芳大剧院吧，对不对。”但在那一次洽谈之后，具体的管理措施依旧没有出台。

之前，刘非并不太担心。他们早已习惯在模糊的管理规定下“调整应对的姿势”。但是，今年的措施显然更为严厉且没有商量余地，甚至不再是一种“收编”或是“招安”。

这种由于沟通的低效带来的后果让刘非的担心变得可以理解。“有些东西不仅仅是被削弱了。”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变得严肃起来，相对而言，某些类型的演出的确在内容上容易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因为他们不了解，所以觉得你可能会有危险，这让人既不舒服，同时也很无奈。”

在持续的整治过程中，他的态度相当谨慎，“该来的总会来，该跑的也跑不掉。”刘非说，“顺其自然，想办法解决吧。”

乐观人士与新环境

不是所有人都持有相对悲观的心态。

毕竟，在生产端，音乐制作与传播成本都已下降到极低，人人都能在自家卧室制作demo，在网易、虾米等互联网音乐平台上，为数不少的年轻音乐人们正在持续冒头。消费端同样非常饥渴，被音乐节培育起来的现场音乐消费人群的主力，正是拥有超过之前任何一代年轻人消费能力的90与95后一代。

即使在音乐这样的细长尾市场，以演出为典型表现的现场娱乐看起来也大有挖掘空间。中国的独立音乐人们一直有“大篷车巡演”的传统，而像成都的小酒馆、北京的D22和以及以民谣为标识的麻雀瓦舍等著名的live house，也培养出过具有大众影响力的独立音乐人。

虽然在这几年，的确没有明星级别的独立音乐人再从现场演出中成长起来，但对于服务新音乐人的live house来说，场地“供给”——尤其是拥有明确细分品类的“供给”，可能依然是赶不上需求增长的。

黄昏黎明俱乐部（DDC）的主理人张锦灿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在运营著名的江湖酒吧多年之后，张锦灿在2014年拥有了自己的live house DDC。他自身所钟爱的世界音乐以及相关品类成为主要的音乐内容供给，并且在围绕现场演出的上下游产业链上，DDC都进行了拓展，包括介入演出经纪、乐队的宣发服务甚至音乐制作，除此之外，在非演出时段，DDC也作为沙龙和活动场地对外开放，进行多元化经营。

“除了给他们提供服务，DDC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对外发声的自媒体，甚至IP。”张锦灿在和我们的聊天中，多次强调了“科技改变一切”的看法。他显然对于适应新的生产和传播环境更积极且有兴趣，并且对许多原本不属于音乐圈的热词更为熟悉。

张锦灿在他的DDC

与School相比，DDC的音乐气质不太一样，人群的年龄结构也更加成熟一些。DDC也相应的开在了鼓楼核心片区南边的的山老胡同。这里不像五道营胡同或是之前的方家胡同那样热闹，仍旧以民居为主，相关的商业业态不多。

张锦灿把整个院子租了下来，并没有做过多的改造——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DDC，也让他不太担心政策风险会波及DDC。他的焦虑在于现在的音乐市场环境是相对混乱的——“中国的音乐市场也是爆炸式的，你不知道哪天哪个人突然就火了，没有节奏也没有章法，按照规矩做事的人可能没有太多回报，投机取巧的人多了。”

这在某种程度上让live house的存在有些尴尬。事实上，live house本来充当的也是向上输送音乐人和音乐内容的底层设施，与规模更大一些的剧场、体院馆和体育场，共同构成了演出场地的金字塔型结构。在乐队成长至下一个阶段后，脱离小型的live house几乎是一种必然。

在成熟的音乐市场，演出现场的生态是相对完整的，金字塔结构稳固，包括在音乐节和live house之间的相互输送上，道路也相对畅通。但对于追求爆款逻辑的国内市场来说，“传统”不再起作用。

“国内有才华的音乐人还是很多，是值得去关注和发掘的，但渠道、爆点的预判、渐进式的玩法，都不再管用了。”张锦灿对《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说道，他认为这一点值得关注——对于以演出为主要诉求、抗风险能力最小的live house来说，优质新乐队的过早离开，可能就意味着核心竞争力的缺失。

不过，他依然并不是很担心，“毕竟这个市场一直是在增长的，总能找得到合适的方式来适应新的环境。”

这个市场也仍旧不断地有新入局者冒头。位于北新桥人民美术印刷厂北楼内的乐空间就是其中之一，虽然附近的胡同正在进入拆迁节奏，2016年才正式成立的乐空间依旧担纲了乐童介入线下演出市场的重要角色。

乐童音乐的副总裁郭小寒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告诉《三声》，通过乐童平台聚集的音乐人，需要一个线下“分发”的出口。“我们以这家单店来跑数据，最终希望能做成音乐演出的‘院线’那样的模式。”虽然在郭小寒看来，这个行业始终不太好赚钱，但在演出市场持续增长的当下，新一代数量庞大、正在成熟的消费者，会给行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Live house依旧是一项可以期待的事业。

而刚刚获得资本关注的MAO Live house，则有着更为明确的计划。其所属的世纪乐梦（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池永强向《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表示，MAO Live house的最终目标是借由场地形成“前店后厂”的内容生产与分发的模式。

除了继续扩张，巡演平台的建设是MAO这轮融资的用处之一。目前，MAO已经主办了十几轮乐队巡演，这些巡演以国外乐队为主，而国外乐队在北京以及东部城市认知度都是比较高的。“MAO如果要下沉就会调整内容，要让市场先接受现场演出这样一种形式。”

在艺人方面，MAO则更倾向签约音乐制作人和策划人。包括在Livehouse跨界经营上，MAO希望与音乐相关产业进行更多联合。“我们不敢说MAO真的会做音乐综合体，但我们认为未来音乐的发展一定要跨界。现在MAO的各个店都承担不同的创新方向，我们希望MAO能成为一个内生的、向四面创新的机制。”

在池永强看来，要做成计划中的这件事有两个前提。首先是有足够的店。到2015年年底，MAO Livehouse还只有上海、重庆与昆明三家店，2016年MAO Livehouse开始筹建杭州和义乌店，今年再加上北京店、厦门店以及12月即将开业的广州店，MAO Livehouse已经拥有8家店铺，品牌连锁的模式已经初步形成。

MAO live house（左：鼓楼东大街阶段 右：华熙live阶段）

其次，MAO Livehouse在去年成立了演出活动厂牌MAO Live以及专注电音领域厂牌M.E。MAO Live主要负责乐队巡演，其中外国乐队的演出占到全部演出的70%。与此同时，MAO Live house也在做艺人孵化与培养，孵化对象包括高校乐队、年轻乐队以及部分网红。

资本的“催化剂”

live house在最近一段时间内重回话题中心，非常重要原因是资本的“突然进入”。

11月，MAO宣布完成由太合音乐与君联资本领投的数千万融资。这笔钱将被运用于硬件与服务体验上的升级与改造，并服务于MAO的扩张计划。

太合在过去三年中通过布局票务与演出平台秀动，积累了大量线下live house的资源，但此次直接切入投资单个live house品牌，的确存在不少让人困惑的地方。

一方面，与音乐节相比，规模较小的live house由于无法在短时间内聚集巨量人群，从而更多依赖日常经营中演出票房和酒水收入，但票价和可售数量又都存在明显的天花板。像热力猫这样的场所，还经常使用免票的手段吸引人群驻留，再通过酒水等收入来覆盖成本。

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抗风险能力的问题，live house的开张与关停都成为常事。京城著名的live house从微薄之盐、麻雀瓦舍到MAO本身，都传出过停业的消息。同时，相对于易复制形成规模的单纯消费场景，live house的魅力在于其独特性以及与街区之间的联系，这也让MAO提出的横向扩张战略受到了一些质疑。

不过，在杨浩宇看来，live house行业的进阶本身需要资本助力。

“小型场景情怀驱动的特点比较明显，很多经营者以个人兴趣为出发点，本身是没有扩大规模的意愿。这样也挺好的，整个生态更丰富。“杨浩宇说。

太合音乐集团演出管理中心总经理杨浩宇

一旦规模扩大、体验要升级，就需要标准化和商业操盘，资本的介入不可避免。“资本是让整个行业上一个台阶的重要推力。”现在的重点是把市场做大，“那么小的一块蛋糕，再怎么分有意义吗？”

MAO在这种节点上恰好展现了这些潜力。比起个性化经营的小场景，MAO在过去十几年的经营中积累起广泛的品牌认知度，并且拥有自我造血的能力与野心——过去几年间，MAO已经在上海、成都、杭州等地布局分店，以期扩大规模与影响力。

这种意愿在资本看来尤为重要。音乐产业链虽然相对完整，但产业链上任何一环都并非足够强悍，在新生的中小型现场演出行业，有能力与意愿扩大产业影响力的标的并不多。

在杨浩宇看来， live house可以与影院的投建做类比。“有了更多更好的基础设施，给音乐人和乐迷提供更多更好的‘土壤’，好的内容才有机会生长出来。”对于同是乐迷的杨浩宇来说，live house是一个音乐人绕不开的“孵化器”，“你很难想象有乐队不通过live house的训练而成为成熟的音乐人。”目前的问题是优质、能充当孵化音乐人的“关键临门一脚”的live house还太少。

杨浩宇希望此次注资能够带动live house行业自身的升级与改造，“我们是想做个催化剂，希望能有一个榜样性的东西，以及实验性的东西可以让大家看到另外的可能性吧。”除了资金上的帮助，太合的音乐内容同样能够注入其中，“‘土壤’和内容结合，形成良性循环，这样才能起到培育乐迷的作用。”

另一方面，对于音乐行业来说，虽然需求永远存在，但同时也面临越来越丰富的其他娱乐方式的竞争，“用户的钱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不把体验做好，怎么吸引他们来？”

在线下娱乐逐渐重回资本和大众关注的当下，live house可能将成为线下娱乐新入口。通过投资拥有一张“入场券”，其战略意义可能将远重要于短期的财务回报。因此，在做好音乐演出服务的同时，杨浩宇也认为多元化经营一定是未来的方向。“你可以从Livehouse出发向多元化能容纳剧场等其他内容的场景去过渡，你也可以从剧场出发向多元化能容纳Livehouse的群体这样的去出发，我觉得这两头都可以往中间去靠拢。”

但是在目前，这一切都还无法得到验证。现在谈live house的入口效应似乎还为时太早，甚至适合资本进入的标的都寥寥无几。纵观全世界，以单店或者少数分店的模式运营的live house还是占据主流，本质上说，这依旧是一门特别传统的生意；刘非也表示，身为一个盈利状况不错、规模很小但同时坚持自身特色的live house运营者，他们与资本本身无法相互成就——资本既无法给到他太多的帮助，他也无法通过快速扩大规模回应资本的投入。

现在的情况似乎是分裂的。Live house正在经历“去仪式化”而成为真正意义上日常娱乐活动的发生地，加上资本的推动，live house面对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刘非告诉我们，他的生意依旧不错，甚至附近的大爷有时也会进来喝一杯，看看演出消磨时间；但同时，政策不确定所带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隐忧依旧高悬——毕竟这个片区的同行，已经有撤出的实例。

如同他在五道营胡同观察到的那样，旧日世界似乎开始坍塌了，但新的时代还不知道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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