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造物

从“理想国”衍生而来的“看理想”今年已走到第三个年头。通过“看理想”第一届室内生活节，梁文道尝试用一条更广阔、更具象的方式来继续传播他认为值得交付给公众的审美判断，并期待着最终会指向一些价值取向的改变。

这明显是一条更迂回的道路。而他说：“我们绝不放弃对一些理念的坚持跟继续传播，但是同时更要在各种不同的生活领域里面进行全方位的培育。”

作者｜李浏

时间来不及了。

穿着一整套西装的梁文道在三里屯CHAO酒店里疾走。他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从CHAO酒店的花园大厅赶到Club Room，从刚结束的“厨房里的人类学家”沙龙赶到“我们为什么要做能生吃的金华火腿”的工作坊，他负责为每个活动引言。

这是“看理想”第一届室内生活节中一个周六下午的片段。在生活节期间，赶场子是梁文道的常态。他每周奔波于香港的家里和北京CHAO酒店，坚持了多年的每天六小时读书时间不得不被压缩至两小时。

美食家、音乐人、作家、摄影师和日本职人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应“看理想”室内生活节之邀，来到CHAO，和观众一起读书、观影、听音乐、尝金华火腿、喝手冲咖啡、看手作木工展示……

消费升级的口号早早吹响，先行者都已各自占领了山头：主打生活美学的“一条”去年曾向媒体透露，他们全年电商收入将达10亿元；更强调工匠气质的“东家”也于今年3月份完成1.1亿B轮融资后，宣布由匠人手作电商升级为文化生活平台；老玩家MUJI也有了新玩法，今年1月，MUJI全球首个“酒店+餐厅+旗舰店”的三合一项目正式亮相深圳，成为其倡导的生活方式整体转化落点。

这样看来，如今举办生活节，进入生活方式领域，“看理想”似乎已经慢了几步。但梁文道说，进入生活方式领域，赚钱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

他更在乎的是，这些咖啡杯和茶叶筒与“理想国”和“看理想”倡导的那一套审美价值没有断裂。梁文道在尝试一条更广阔、更具象的方式来继续传播他认为值得交付给公众的东西：他将从“理想国”延续下来的审美，凝结在一个个咖啡杯、帆布包、茶叶筒交到公众手中，并期待着最终会指向一些价值取向的改变。

摸得着的美

陈丹青、李健、詹宏志、阮义忠、蒋方舟、庄祖宜、一泽信三郎、中川周士都来了。

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梁文道亲自出马邀请的，如詹宏志；有些则因为跟梁文道关系更加密切，打个招呼就来了。

他还做了一批产品，放在 CHAO一楼的最里面十几平米大小的空间里。这个空间临时充当起了这次生活节的快闪店门面，门口被电梯和几支假竹子掩映，店里陈列一个柜子的音乐卡带，随手拿起一个，是许巍2000年发行的专辑《那一年》。

这批产品中，有被梁文道称为“我们认可的东西，用于充实概念店”，也有“看理想”花大力气研发的，例如手冲咖啡器材、马克杯、一瓶叫做“年华”的红酒。产品由合作的设计师先提案，最后由梁文道拍板决定，甚至有一些是梁文道自己此前就在使用的。他把自己背了八年、带着它去过世界各地的一泽信三郎帆布包放在了快闪店的现场。

他甚至为这个帆布包专门写了一段话，印在一个卡片上：“八年来，它的颜色早就变了，这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颜色。它随着我经历了这么多，背着那么沉重的书，当然也有需要送回去修补的时候。好在‘一泽帆布’的宗旨是只做值得修补的布包，我甚至见过有人把用了四十年的老包送回去给他们的匠人修补……”

“室内生活节，文道老师操碎了心。”同为策展人之一的李健这样说。不难理解梁文道为什么对生活节这么上心，它对于“看理想”和梁文道自身，都是某种美好愿景的具象化出口。

梁文道最近一次发火就是因为同事有些地方做得不够认真，执行得不够精确。

“我们找来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像松林佑典先生，他做咖啡杯他都用一年时间去想。人家是这种人，我们跟人家合作，那你自己是不是这种人？”

梁文道当然追求也成为一个“职人”：以传统的手法去做创新的东西，其中的审美和认真的态度一以贯之。所以他强调，从出版书，到出版影像，到出版器物，这几个步骤虽然有先后次序，但彼此并不是割裂的。

“‘理想国’做书并不只是为了传递纯粹的观点，同时还包括了我们某种美学的观念和判断。”——你或许曾经在“理想国”出版过的原研哉、杉本博司或者是约翰·伯格的作品中感受到过这些审美取向。

但这些美依旧被缚在书上的一个个铅字中，或者是飘在言语中。而他们希望这些美被观众、读者实实在在地握在手里，背在肩上。这次的生活节，成了梁文道将“理想国”和“看理想”在追求的那套东西整体转化的一个最好落脚点。

看起来，梁文道又一次攀上了一个风口。搭乘着中国消费升级的快车，“生活方式”、“生活美学”品牌似乎都在商业空间上有着无限潜力。于今年1月完成C+轮融资，估值5亿美金的“一条”就是近期可见的一个很好案例。

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看理想”是否因为看到了这个时机，才决定进入生活方式领域。

梁文道没有直接回答。他拿起了他的烟斗，压了一下烟丝，点火，对他自己需要抽烟这件事情道过歉后，讲起了之前被他们放弃的一个计划。

在四年前还没有“一条”的时候，他们就打算进入造物领域了。当时所有人想法都指向了同样的答案：笔记本。他们找到了市面上一百多种本子仔细研究设计，但发现整个成本加起来，还是比他们出版的一本书要贵。他们放弃了。

“我接受不了。我们做出版是因为我们相信出版的价值。我相信这本书的内容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要不然我不会把它印在白纸上给你。你今天拿一个本子，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居然这么贵。相当于一本莎士比亚《李尔王》、《哈姆雷特》都比买空白本子还便宜得多。我们做出版的人，我不能认同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做本子。”

“我们不抗拒赚钱，但是赚钱不是最重要的事。想不明白这个产品和“看理想”背后那套审美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的话，我们就不做。”梁文道说。

生活只是一张皮

梁文道直到现在都很喜欢Publish这个词。他讲起了它的词根，是Public，公共的。他的身上也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标签：公共知识分子。

 “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交给公共，比如说一些概念，一些观念，一种重要的情感，你觉得是值得给公共的，你交给公共。”他不断强调，这种“出版”的心态，是他们做“理想国”和“看理想”共同出发点。

早年的梁文道是极“左”的人。他从台湾回到香港后积极投身于各类社会运动，包括工人权益、社区维权、反战运动，也出入于电视台、电台、纸媒，开专栏，主持节目，写时评。那时候，他倡导的开放，多元、宽容、理性、独立，是他认为值得交给公众的东西。

转折点在他给《南方周末》写专栏时来临。在多跑了几个大陆城市之后，梁文道开始意识到不对劲了：导致这个社会不对劲的原因，会不会不仅是政治的、不仅是制度问题那么简单？

他讲起了一次去厦门出差的经历。“那次我们工作到很晚，然后有个同事提议说去吃宵夜，我就说好啊，吃什么。结果他说去吃麻辣烫吧。我当时真的很生气，你来到厦门了，你居然去吃麻辣烫！？”

“如果一个人他在吃上面重口味，他在看什么东西上都要重口味，他们这种人就会很喜欢《战狼2》，很喜欢《厉害了我的国》，他就会会追求那种很宏大叙事的美学，要激情，要澎湃，然后强调，有时候扭曲到一个极端。”

梁文道在这个时候“重遇”了蔡元培。这拓宽了他想交到观众手中的东西的品类：生活只是盖在上面的一张皮，美育是最重要的内核。

梁文道想起了自己在台湾见证过美育改变社会的实例。

在他小时候，台湾是一个满街垃圾、人们随地吐痰，烂的一塌糊涂的台湾。“只不过是因为有些人，像阮义忠，告诉大家照相是怎么回事儿，有些人开始跳舞给你看。有些人开始说，我们平常说话为什么声音要小，你以为这些好像都是无关的，但这一个一个小螺丝扭起来之后，整件事会变的。”

于是，梁文道在《一千零一夜》里讲博尔赫斯、陈丹青在《局部》里讲《千里江山图》、马世芳在《听说》里讲青年李宗盛，还有陈丹青的《号外》记录了木心博物馆后期建设到开馆的过程，杨照和他女儿李其叡在《呼吸》里讲古典乐。还有这次的生活节，梁文道“操碎了心”地让观众可以研究手冲咖啡，品尝金华火腿，听巴扬手风琴与拉美文学的对话，也看贾樟柯、崔健、张元的电影，用开化堂的茶叶罐…

但他仍然强调自己交给公众的并不是一整套现成的生活解决方案。对于那些市场上很流行的“几分钟帮你看一本书，帮你建立知识体系”，梁文道从来不谈。因为他不相信这种速食的做法。他希望自己交到受众手中的，是一种实验，是另外一种观察生活的视角。

“比如说，你是不是一定要买开化堂的茶叶罐装茶叶？不是，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人这么认真地做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于是，你回去之后，处理自己家里面的茶叶跟咖啡豆的时候，也许你会认真地想一下，我该怎么样处理它们。”

最佳代言人

梁文道应该不会否认，“看理想”能够盈利这件事情，是故事能够讲到一千零一夜的前提。

尤其是当“看理想”的营收正从单一的广告和平台分成模式向多产品化、会员制收费整体过渡时，能够盈利意味着“看理想”交付的这套美学判断和价值触达了他们的受众。

“看理想”这个成绩首先来源于梁文道多年来积淀的人脉和知名度。先不谈这次生活节所撬动的文化界人物，光是窦文涛、陈丹青、马世芳，加上梁文道自己，就可以称得上是文化界的流量天团了。何况，梁文道还有多年媒体经验锻炼出来的“手感”。他非常清楚在大众传播上什么样的方法和内容是优质且有效的——《一千零一夜》选择讲《天龙八部》就是他为了照顾观众口味做出的调整。

而在某种程度上，梁文道能够成功进入生活美学领域，也得益于自己就是“看理想”所倡导的那一套审美、智识、体面的生活哲学的最佳代言人。他本身就习惯读书观影、用好器物，方方面面都有所涉猎，你似乎在中国知识分子市场上找不到比他气质更符合的人选。

梁文道一年有两百多天都需要住酒店，但他会把自己常用的生活器物放在相熟酒店里，每次入住时，工作人员就会帮忙摆好。在他北京的办公室里，房间基本上是由书装潢而成的，唯独在角落里出现了一个小木柜，里面摆了十只左右的烟斗，透露着他除了读书以外的生活讲究。

他还有着与他这个年纪男人常见的随意着装截然不同的穿衣品味。在《一千零一夜》中他穿的几乎都是私服：宽檐软呢帽、披风式大衣、围巾手套，或者是马甲、西装三件套。他谈“衣服”这个话题说到：“穿衣服会约束我们，穿对衣服也会更自律些。如此说来王尔德那句‘只有浅薄的人才不以貌取人’也非全无道理。”

在得体与精致的打扮之下，他还有风度和礼节加持。彬彬有礼，体面周到，几乎是大部分人和梁文道接触后都会留下的印象。哪怕是对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交代工作，梁文道也会用敬语“请”和“谢谢你”。2009年，给梁文道《我执》作序的邓小桦就曾写道：“当时他正成了电台总监春风得意，却接受我们那劳什子学生报的访问。当他已经在街上无人不识的时候，第一次致电给人时还是会自我介绍：‘你好，我姓梁，我叫梁文道。’谦退得对方都怔一怔……”

于是，时代洪流与个人天赋的合谋，让梁文道成为受瞩目的启蒙者、表演者和行动家。他在精英与大众间不断寻找着平衡点，担任着一个大学老师般传道受业解惑的角色。如今48岁的梁文道已经洗去了年少时的激进。他毫不讳言，谈论咖啡杯和茶叶筒，离他一直想抵达的地方又多了一重迂回，但这是更安全和全面的做法。

“我们绝不放弃一些对理念的坚持跟继续传播，但是同时也要全方位地散布在不同的生活领域里面的价值判断。”

本文图片由“看理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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