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影帝王景春:个体命运背后的时代变迁令人着迷 | 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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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它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作为时代变化下的个体,他家中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他经历了四处漂泊、流浪,他有时候是无可奈何的,但是他都在接受、在承受,刘耀军身上能表现出普通老百姓的这种隐忍和坚强。”
作者 | 陈晶
编辑 | 申学舟
王景春手上拿着银熊奖座,在话筒前长吁了一口气说:“我想对我在天堂的父亲说,好久不见,老爹。我也要把这个奖给女儿,她让我知道做父亲是多么美好。”
这是2月17日的德国柏林,1分钟前,美国影评人Justin Chang在台上宣布,王景春凭借《地久天长》获得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王景春听到自己的名字,表情先是惊讶,然后变成抑制不住的激动和笑意。他站起来,给了身边的导演王小帅一个深深的拥抱。
咏梅和王景春在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分别获得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
在《地久天长》中,王景春饰演的工人刘耀军外表木讷但内心情感丰富,连续失去三个亲生孩子后,他却依然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叛逆的养子,以及间接造成他家庭悲剧的干儿子。
“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思想比较叛逆,和父亲基本不交流、不说话,跟刘耀军和养子的关系很像。”王景春在接受《三声》(微信公号ID:tosansheng)专访时表示,他把自己父亲的状态放在了刘耀军这一角色的塑造上,“虽然他心里面全是爱,但他却不会直白地表达出来。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父亲形象。”
角色之外,《地久天长》中所展现的时代变迁也令王景春着迷。
“在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它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作为时代变化下的个体,他家中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他经历了四处漂泊、流浪,他有时候是无可奈何的,但是他都在接受、在承受,刘耀军身上能表现出普通老百姓的这种隐忍和坚强。”
出生于1973年2月的王景春对此颇有感触。18岁之前,他是一个莽撞少年,有理想、有抱负,但欠缺对对生活的认知,也不懂得如何思考;18岁之后,父亲的离世使他产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去思考更多。
王景春从小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长大,父亲在最苦的红山嘴边防站待了17年,成长环境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如今的性格。“阿勒泰是一个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的人。艰苦的地方生活的人,就不怕苦,我觉得能吃苦就是我的标签之一。”
《地久天长》剧照
毕业之后,他先是在新疆的百货公司工作三年,后又在导演郎辰的帮助下走上表演的道路,并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初到上海的那几年他时常会有一种恍惚间的错位感,总是不敢相信自己身处上海,总觉得自己还是那个鞋帽部的职员。
“去接受成长、接受现实、接受生活本身。这都是我们这代人的必然经历。有的人遇到事的时候能抗的过去,有的人就抗不过去。所以工作、生活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说起来很大,但其实是在生活点滴中表现出来的。”他感叹说。
这让他对于苦难有了更多的认知和思考,也很大程度上帮助他塑造了《地久天长》中的刘耀军这一灵魂人物。“最大的区别在于,发生在刘耀军身上的事情,我们旁观者觉得很苦,但是对他自己来说,生活就是这样,命就是这样,他就是必须要接受。”
正如王景春与王小帅合作的另一部电影《我11》中的那段台词:“有一天,你发现一切都太晚了,你就是你。你生在某个家庭、某个时代,你生命的烙印不会因为你的遐想而改变。那时,你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并尊重它。”
以下是《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与王景春的部分对话整理:
“接受成长、接受现实、接受生活本身”
三声:这次柏林电影节已经是你第二次拿到影帝,跟上一次在东京电影节获奖感受有什么不同?
王景春:首先得奖感受都一样,很高兴。但可能因为年龄不一样了,所以又有些不同。电影首映的时候,主创们都抱在一起哭。因为虽然是自己演的,但作为观众去观看的时候,往往大家不会去想自己的表演,而是被电影的故事代入其中。只有我跟小帅导演没有哭,我还跟他们说别哭了,马上要上台了。
三声:《地久天长》里刘耀军这一角色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王景春:他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很普通的老百姓。但在他这一生所经历过的这些事让我更感兴趣。这部电影从80年代开始,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时间跨度近四十年,我主要是对这个时代背景下人的心理、对待社会的态度很感兴趣。
三声:你在揣摩这个角色的时候会更在意他内化的细节处理,还是更偏向对时代背景下人物群体共通性的研究?
王景春:我其实更偏向后者。刘耀军在电影中这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它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作为时代变化下的个体,他家中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他经历了四处漂泊、流浪,他有时候是无可奈何的,但是他都在接受、在承受,刘耀军身上能表现出普通老百姓的这种隐忍和坚强。
三声:刘耀军的这种隐忍、坚强,在《警察日记》里的郝万忠身上也有体现?
王景春:刘耀军和郝万忠都是那种特别中国的北方男人,都是内蒙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不是所谓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他们身上也都具备中国人隐忍、坚强、有担当等非常好的美德。
不同的是郝万忠在戏里呈现的一生比较短(十四年),刘耀军是从二十多岁一直到六十岁。而且他们的性格也不一样,对待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而演员的基本功就是要迅速地、准确地去了解这个人物的性格,找到这个人物的“魂”,并在进到这个人物里面去的过程中,让角色越来越丰满。
三声:你是73年生人,跟刘耀军经历了同样的时代变革。你们身上有共通的东西吗?
王景春:有。大家成长的过程都是这样的,接受成长、接受现实、接受生活本身,包括自己参加工作后学习怎样与人相处,这都是我们这代人的必然经历。有的人遇到事的时候能抗的过去,有的人就抗不过去。所以工作、生活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事说起来很大,但其实是在生活点滴中表现出来的。
三声:你是哪个阶段发现自己有能力去接受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的,甚至是不好的事?
王景春:可能就是从18岁开始。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莽撞的少年,有自己的想法、也有抱负,但对很多事情的认知度是不够的,也不懂得如何去思考。18岁我的父亲去世了,从那时候开始我整个人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能够去思考更多的东西了。
《地久天长》剧照
三声:说到父亲,你在《地久天长》和之前的《我11》里都塑造了很经典的父亲角色,你父亲对你的影响对这类角色的塑造有帮助吗?
王景春:有帮助,非常大的帮助。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思想比较叛逆,和父亲基本不交流、不说话,跟《地久天长》里刘耀军和养子的关系很像。所以我也把我父亲的状态放到了刘耀军身上,北方男人在跟孩子沟通表达时的这种状态是,虽然他心里面全是爱,但他却不会直白地表达出来。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父亲形象。
三声:这种经典的父亲形象在过去三十年的生活语境下是很普遍的,你想过为什么吗?
王景春:我觉得这是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现在的父子关系已经开始慢慢改变,一些西方的观念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比如父子之间要像朋友一样去相处。但刘耀军跟他的养子相处的时候还是2000年前后,所以他的观念会比较传统。
三声:《我11》里的父子关系跟这个又很不一样?
王景春:《我11》的时候,一方面王憨是一个11岁的孩子,对待这个年纪的孩子方式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王憨的父亲王伯驹又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哪怕是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也擅于去教孩子发现生活中的美。他是另一种人,跟刘耀军从文化背景到人物属性都不一样,所以父子关系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电影《我11》剧照
三声:你自己现在也成为了一名父亲,你觉得自己更像王伯驹还是更像刘耀军?
王景春:关键我的是个女儿,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我又是个“女儿控”,我完全就被她打败了。但如果是个儿子,我可能也会挺严厉的。
三声:王小帅导演的电影中有哪些一脉相承的地方是打动你的、或者影响过你的?
王景春:王小帅导演的一些艺术观点是和我很相近的,我们经常聊天会谈这些事情,彼此也很了解。因为岁月,大家都成长了。
就像我的个人演技,对生活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都提高了。导演也是一样的,他也变化了,他艺术上到了更高的阶段,而且这次剪辑的手法,叙事的方式,他也是新的一个尝试。我看《地久天长》剧本的时候非常喜欢,剪辑上也非常大胆,影片的风格非常内敛,内敛但极其有力量。
“我对表演当然是有野心的”
三声:你觉得阿勒泰在你身上留下了哪些印记或者塑造了你哪些气质?
王景春:(阿勒泰地区)部队大院里每天都是绿色的,绿色的军装。那个环境塑造了我的性格和我做人的观念。阿勒泰是一个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艰苦的地方生活的人,就不怕苦,我觉得能吃苦就是我的标签之一。另外一个是“礼行”,礼是礼貌和礼仪,行就是行动,要有礼貌地行动,对朋友、长辈、孩子,都有一套规矩。
阿勒泰是个特别小的城市,也就几万人,人人都认识。但那个地方特别有人情味,所有人都愿意帮忙,可以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次我获了奖跟他们说,他们也都特别高兴。
三声:新疆跟上海应该很不同,你从新疆到上戏的头几年会有错位感吗?
王景春:对,有的。尤其是第一年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在新疆上班那会儿一直想要考戏剧学院,但当我考上之后,都已经开始上学了,还经常会恍惚一下,觉得我这是在哪儿?这种感觉甚至到我毕业之后都偶尔出现,我毕业后分进上影厂,第一次参加中午的会议,看着那些剧团的前辈们,他们都是我小时候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突然跟我在一个会议室开会,这种错位感还是非常强烈的,特别的恍惚。
三声:对于表演的认知体系也是在上戏这段时间建立的吗?
王景春:对表演所有的观念和认知都是在戏剧学院这四年学到的。我的这种错位感也会一直鞭策我去认真学习,一般只有第一年需要开晨课,我一直坚持到二年级。获奖的时候我也特别感谢我的两位老师:赵国斌先生、糜曾先生,特别有幸在戏剧学院遇到他们,不仅在学业上,也在生活上对我特别好。因为这四年扎实的学习,才能奠定我对表演的认知和方向,而且我觉得我走的表演道路还挺对的。
王景春在上戏时留影
三声:你认为好的表演是怎样的?
王景春:我一直认为好的表演是相互的,我不太喜欢飙戏。戏不是飙出来的,你要给对方,对方要能接受,还要能给你。它是一个相互配合、相互给予、相互成就的过程。
三声:这次你跟咏梅老师一起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能形容一下跟她合作的感受吗?
王景春:我们俩都喜欢自然的、真实的表演。我们第一天是一场拍合照的戏,特别简单、没有一句台词。机器摆在那儿,我转过身来她就问我扣子扣好了没有,然后她就帮我把扣子都整理了一遍,我再转回去拍合影。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两个人的关系都表现在这个动作里,那是中国夫妻之间的一个很平常的举动。第一场戏,第一个镜头,就已经是这样了。
三声:你理解一个人物的体系是怎样的?
王景春:如果是古代的,要靠书中的知识,如果是当代的,不仅要靠书上的知识,还要到生活中去挖掘。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会有参照物,不同的参照物、不同的点放到一起,综合去分析,就能在某一具体时代背景下,去了解这个人物的脉络。
三声:那我们分开来聊,比如你在《影》中饰演的鲁严,和这次饰演的刘耀军,你分别会做哪些事情去塑造他们,去抓住他们的“魂”?
王景春:《影》发生的时间背景离我们太远了,我们不可能实际去体验古代人的生活状态,只能通过比如《史记》这样的书籍或者是一些文学作品去琢磨当时的人。鲁严是一个大臣,塑造他的时候主要是琢磨他与其他角色的人物关系,比如他跟都督、跟沛王之间。人物关系把握好了,其中有很多背叛、转折就都能够更自然地呈现,鲁严这个人物也就出来了。
王景春在《影》中饰演鲁严
三声:在《地久天长》中呢?
王景春:这里面的生活其实离我们不远,我本人也经历过戏里的年代。我比刘耀军小点,他们这一代人我身边基本都有,比如我是知青出来的,我舅舅是一个工厂里的车工,修汽车的。他们一辈子都在工厂里每天上下班,再到退休。
三声:那个时期的生活是比较苦的,你怎么理解这种苦难?
王景春:生活是挺苦的。但是他们这一代从来也没觉得有多苦,或者觉得生活也还行,每天都乐呵呵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发生在刘耀军身上的事情,我们旁观者觉得很苦,但是对他自己来说,生活就是这样,命就是这样,他就是必须要接受。往往普通百姓想到的是这些,而不是生活有多苦。
三声:你介意自己一直演中年形象吗?
王景春:不介意,事实如此,生活如此,我必须坦然接受。但演员不能演自己,那样就没意思了。我喜欢去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戏,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职业,多好玩,多有意思。
三声:报道说你从一入行就想拿影帝,喻恩泰也分享了你在庐山许愿要拿影帝的事,你对表演是有野心的吗?
王景春:之前有过入围但没拿奖的经历,后来开玩笑说一定要拿影帝。其实没有把它当做目的,主要是因为得奖是对表演的一种肯定,重要的是要好好演戏。
我对表演当然是有野心的。从最开始喜欢这个,特别是把它当成职业之后,就会不断地去投入,一直琢磨,一直推敲,停不下来。到现在对表演的追求已经变成了我的生活,变成了我每天都在想的事,我对生活的感悟,哪怕是一点点的感动,都是我表演积累的一部分。
三声:对表演有野心的你在意自己在大众层面的人气吗?
王景春:我特别不在意。“红不红”这个事儿我已经习惯了,我能拍到好戏我就挺高兴。
三声:你是个典型的水瓶座吗?
王景春:是,很典型。水瓶座求知欲比较强,是“十万个为什么”,喜欢新鲜、挑战,不断尝试没有做过的事。我就属于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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