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皮离开后的40天，归化能为中国足球讲出新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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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俱乐部正扮演足协归化球员代理人的角色。在这个归化模型中，俱乐部和国家队的商业诉求是重要的驱动力。
作者 | 张友发
编辑 | 张一童
设计 | 张鹏飞
中国足球的剧情从来不缺乏转折。中超比赛已经结束了第一轮，但万众期待的归化球员们（指在出生国籍以外自愿、主动取得其他国家国籍的球员）仍然没能出场。
有消息称，俱乐部接到了足协的通知，但没有人公布具体原因。《足球报》记者陈伟此前在社交媒体透露：“新赛季中超前两轮，归化球员都上不了，包括恢复国籍的球员（申花新引进的钱杰给·恩杜姆布）。”
申花基地开放日 归化球员恩杜姆布参加全队合练
归化毫无征兆地由设想变为现实，继而又突兀地被按下暂停键。
戏剧性继续挑动着球迷们的情绪，并且在足协和俱乐部以及俱乐部之间复杂的关系中发酵，和足协历来关系不错的广州恒大成为球迷们阴谋论的对象。这或许从侧面印证了足球的归化计划在中国具有的特殊性——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其他项目，俱乐部的商业考量成为了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故事线隐藏在历史的逻辑里。2019年对中国足球将是不平凡的一年，包括限薪，限制外援，深化扶持年轻球员等，足协的多项新政于今年展开。中超各豪强都做出了自己的应对，众多变化中，归化最具有标识性。如果前两轮的空缺只是虚惊一场，那今年会有多位归化球员登上中超球场，这对于中国的职业体育来说是节点性的时刻。
在有着严格国籍管理的中国，归化球员能够出现在中超，无疑是俱乐部、足协和更高层决策合力推进的结果。归化是商业诉求的胜利，也需要在商业考量和国家利益间摇摆前进。
中超拐点处的归化球员
金元攻势已经帮助中超初步建立起品牌效应，但俱乐部现在面临着足协对资金和外援使用的限制。新形势下，中超要用更巧妙的方式来拓展商业价值，而归化正中下怀。
资本在2015年开始大举进入中超，后者的品牌价值随之飙升。足协在上赛季联赛总结工作会议上透露，中超的电视直播场均观赛人数2.41万，上座率居世界第6。中超的商业价值因此不断膨胀。2015年中超获得了体奥动力5年80亿的天价版权，恒大则在亚冠夺冠前挂牌新三板。支撑这些数据的，则是各俱乐部上赛季高达6亿9600万美元的薪资总支出。
现在，新政斩断了中超继续以金钱堆砌换取影响力的可能。足协限薪令的规定下，未来3个赛季，每支中超球队的投入上限将从12亿减少到9亿，薪酬比例上限从65%下降到55%，赢球奖金也大打折扣。受此影响，今年的转会市场颇为冷清，外援多在中超内部流动，没有足够大牌的外援新加入。
为了保持球队的竞争力，引进归化球员变成划算的生意。几位归化球员都来自水平更高的海外联赛，并面临着来自身份和能力的双重尴尬，作为外援实力不够，作为内援又被国籍卡住。但归化政策实施以后，他们突然跃升到绝佳的位置，归化身份为俱乐部留下了灵活的操作空间。
这集中体现在对引援调节费的规避上。根据中国足协规定，各中超俱乐部引入外援的支出不能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人次，引入国内球员资金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人次。
归化球员处在中超新政的特殊空间里。根据转会问题专家朱艺介绍，成功归化中国籍的外国球员，转入中国时以外籍球员标准计算调节费限额，但注册时以内援身份注册，不占外援名额。这便利了俱乐部以内援的身份引进高水平联赛的球员。
根据媒体报道，恒大还曾想更进一步，提议消除内援名额（上限5个）对归化球员的限制，但这个提议没有得到通过，恒大不得不暂时让归化球员布朗宁以外援身份注册。
对非华裔球员的归化将更深远地影响联赛格局。优质的华裔球员毕竟有限，一些在中超征战多年的外援一直归化呼声颇高，如果计划成行，俱乐部等于凭空增加了外援名额。
除了性价比，归化还给中超带了更多话题度。在信息过载的年代，注意力是稀缺资源。竞争者CBA为了增加可看性拉长了赛程，崛起中的电竞则分流了年轻观众。恒大中超七连冠伟业终结的夜晚，这条新闻在社交媒体上被电竞战队IG夺得世界赛冠军的风头压过。
资本的嗅觉敏锐。足协宣布实施新政后，中超的版权合同从5年80亿一路跌到10年110亿。而在今年，耐克和LPL（中国英雄联盟联赛）达成了四年的合同。
为了在其他赛事的竞争中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中超需要话题。体育作者张佳玮论述NBA的商业成功时曾经提到：“事实上，大多数球迷并非纯粹篮球的爱好者。他们要看明星，要看恩怨，要看科比VS勒布朗。”
中超同样需要自己的剧本。之前中超达到破圈效应，靠的是恒大王朝的建立，恒大的亚冠征程像一曲英雄史诗吸引着观众。但随着外援和赢球奖金影响力的减弱，这个叙事面临挑战。
归化正为新赛季的球迷提供新的看球理由，媒体的聚光灯已经对准了归化球员，腾讯体育如此报道归化球员侯永永在超级杯的出场：
“相机、摄像机、手机的镜头全部聚焦在他一个人身上...相信21岁的侯永永踢球这么多年，还从未被如此关注过...赛前训练只对媒体开放前15分钟，记者们用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来拍摄侯永永，只因他是中国足球的第一个归化球员。”
2019足协超级杯，侯永永首秀
赛后社交媒体的讨论中，侯永永的话题度甚至超过了比赛本身。归化可能是恒大夺冠、里皮就任主帅后，中超新的流量点。
除了制造话题，联盟也需要靠不断造星来吸引观众。当本土球员实力不足时，引进高水平外援是一个替代性举措。日本足协今年就取消了J联赛的外援注册限制，神户胜利船花重金引进了前巴萨球星伊涅斯塔，球队的开幕战预售门票一秒售罄。
这曾是中超惯用的套路，但现在中超对于成名巨星的吸引力在下降，去J联赛前，伊涅斯塔拒绝了多家中超俱乐部的邀请。
当青训青黄不接，外援老面孔居多时，归化球员提供了造星的新选择。侯永永已经被媒体认为具备明星潜质。根据媒体报道，在比赛开始前，国安球迷齐声高喊侯永永的名字，俊朗的外表也为他圈得女粉丝无数。
以国之名
尽管归化球员和俱乐部关系紧密，但媒体更多讨论的还是归化球员出战国家队的可能性，这种讨论牵涉到法律和法统的诸多问题。容易被忽视的是，归化同样会提升国足的商业价值。
相比中超联赛，国家队的商业价值和成绩关系更紧密。前年实现世预赛十二强赛的突破后，不少商家加入了国足的赞助商名单。国足比赛版权的价值也随战绩水涨船高，当时国足亚洲赛版权的持有者乐视体育的副总裁于航曾告诉媒体，国足进入十二强后不断有合作方的电话打过来：“这个12强赛的价值就至少1亿。”
国足的战绩不仅影响着赞助商和版权方的商业利益，也辐射到整个产业链。《足球周刊》总编辑傅亚雨曾表示，国家队代表着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最高峰，也代表着一个国家足球生态系统的制高点。
在世预赛国足第二次被香港男足逼平之后，一家足球创业公司的员工告诉懒熊体育：如国足不能出线，公司的发展前景很可能会蒙上阴影。这家公司主要为中超各队球迷做社区服务，而国足成绩不佳将严重影响球迷对中超的热情。
但现在，国足面临人才断档的危险。中国过去十年的青训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人才储备，U19国青队最后一次参加世青赛是2004年，从那以后中国队再没能获得过参加世青赛的机会。足协希望通过中超新政来支持年轻球员的发展，但效果难测。
肆客体育创始人颜强将国足面临的困境总结为“中国足球青训的彻底失败、国足竞技成绩的政绩压力”。其实除了政绩压力，足协面临的商业压力也不小，商业赞助、赛事版权和整个足球产业链都面临国足成绩下滑的挑战。
球员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名帅里皮曾经成为国足商业价值的卖点。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国家队之前12强赛成绩陷入低谷，赞助商对于国足的热情是会有影响的，但里皮的上任，重新唤起了外界对于国足的信心。”
今年1月29日，辞职后的里皮返乡回国
但里皮的后继乏力和最终辞职让国足的吸引力再度下降。现在国足拥有一个更务实的选项：归化。里皮辞职后谈到过归化球员：“我早就跟有关部门踢过这事，全世界有几百万中国后裔球员，他们本就可以为中国队所用。”归化能够填补人才的空白，也能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意象，像里皮一样提振赞助商的士气。
归化球员对球队战绩的提升显而易见，前国脚彭伟国就举了日本队的例子：“在1990年以前，日本队根本就是亚洲二流球队，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通过邀请巴西教练执教、归化巴西球员等全方位的方式来学习巴西足球的先进经验，差不多十多年后，日本足球已经成为亚洲一流。”
足球产业也有可能因此被盘活，恒大夺冠的那年，知名足球员李毅就开始呼吁归化。他的的思路是：国家队才是一个国家足球品牌的真正树立者。如果国家队成绩跻身亚洲一流，就能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这个项目里来，从而进入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归化代理人
但在归化这条路上，国籍法的限制压制着商业诉求。足协早在2016年就和有关部门讨论过归化进程，一直推进迟缓。这次归化的成行受益于冬奥会，为了备战2022年在本土召开的冬奥会，不少雪上项目开始归化华裔。
大势之下，足协运转多年而不得的归化进程得以加快。足协和联赛的复杂关系此刻显现出来。足协的新政的限制，驱使着俱乐部寻求归化作为政策缓冲。但足协归化试点计划的推行，也为中超联赛引入归化球员提供了可能。
大众对于归化球员和国家队聚焦，缓解了俱乐部的舆论压力，对大部分球迷来说，俱乐部不过是归化计划的一个落地点而已。现实恰恰相反，俱乐部是中国足球归化计划推行的关键环节。
在发达国家，归化的惯常做法是用更发达的社会环境来吸引发展中国家的运动员。网易体育曾经报道，日本归化中国乒乓球和篮球运动员的产业链中，先是挖掘有意到日本读书的球员，球员到日本后，学费全免，包生活费。毕业后球员能够移民，享受日本的公共资源。
但在目前的中国，这一逻辑可能并不成立。根据《世界移民报告2018》统计，中国和印度是亚洲迁出移民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在2013年，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只占全球移民总数的3%至6%。
中国引入归化需要逆移民大潮。侯永永放弃国籍就引发了挪威舆论的不解，挪威民众认为他们的发达程度和福利水平远高于中国。或许这项事实可以解除他们的困惑：侯永永所在的挪超平均薪资全球联赛20名开外，而中超高居第6。
在中国的归化策略中，对外籍球员具有吸引力是中超和其他联赛的工资差距造成的势能。中国的归化也因此以俱乐部而不是国家为主体推行。中超担当了归化人才蓄水池的角色，这是中超为足协提供的便利。反面例子是，2017年中国冰球协会就举办了海外选拔营，但由于国内冰球联赛尚未建成，一直没有归化球员的官宣消息。
将归化球员放到中超而不是海外联赛，也便于归化球员的征召和管理，这是以协会为主导的归化政策不能相比的。在海外联赛打球的菲律宾归化球员布拉齐在2017年就拒绝出战亚洲杯，据媒体报道，因为他向菲律宾篮协索要一百万美元“出场费”被拒。
归化的华人球员王新朝喜为日本出战东亚运动会
这将很难出现在中国的环境里。俱乐部有帮助足协约束国家队成员的惯例，比如在这次亚洲杯结束后，恒大将在赛事期间表现不佳的队员冯潇霆下放到了二队，这套管理思路将来可能应用到归化球员上。
俱乐部作为代理人对归化球员进行搜集、约束和管理，足协的意志通过俱乐部传递。这种模式大大降低了足协的归化成本。当然这个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因为俱乐部和足协的关系充满着张力。
就像这次引起争议的山东鲁能对德尔加多的归化，后者并无中国血统，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在中超效力五年才能为国家队出战，无人能保证他不会在五年内离开中超。这无疑让媒体对山东鲁能产生质疑。朱艺就指出：“五年后再发国籍完全可行，风险完全可以避免。五年前发国籍是为了什么，内援身份。”
他把这种现象的出现归因于国足监管的缺乏：“此次归化，完全授权俱乐部去寻找球员搜集材料，中国足协只负责往上递材料。既无规则、又广放权，没有制度和管理的约束。”
在这种代理人模式里，国家利益和俱乐部利益并不完全步调一致，俱乐部可以为了利益而支援国家队大计，也可以用国家之名谋求自身利益，最终和足协的诉求背道而驰。
而在这次鲁能新赛季的报名表里，德尔加多没有出现在名单里。
尽管足协落后于俱乐部摸石头过河的步伐，但这场归化的最终解释权还攥在足协手里。据《足球》国内部主任李璇透露，超级杯之前的苏州会议上，中超联赛部部长陈永亮表示，入籍球员转会、注册、参赛工作参照《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执行，这一规定将于近期下发。
但中超的开幕没有迎来规定的颁布，反而等来了含糊不清的停赛规定。在这场归化大戏中，和足协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中超联赛的俱乐部们，仍然需要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调试自己的代理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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