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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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开始的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到现在的吴京，中间还伴随着甄子丹等明星，华语动作电影和功夫明星经过了几十年的流变，成为一代一代爱国者的代表。
作者 | 张友发
修订 | 周亚波
《攀登者》未达到最初的高预期，但这仍然是一部带有强力的“吴京式”风格的电影。
影片中，吴京所扮演的方五洲，以1960年人类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富洲为原型，延续了吴京此前的“中国英雄”形象。2019年，吴京出演了主旋律电影《攀登者》和《我和我的祖国》，还特别出演了汶川真实事件改编的《一百零八》。
吴京的“爱国者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年初《流浪地球》大火时，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总经理张苗就曾在采访中表示，吴京是当今中国扮演英雄的最合适人选：“就是要一个适合演英雄的，你一定要问我谁适合演英雄，我觉得只有一个人。”
2018年春晚，吴京受邀与成龙同台，演唱了一首《国家》。后者是吴京作为功夫明星不折不扣的前辈。甚至还曾有过对《战狼II》类型电影的微词：“虽然这些电影（《战狼2》和《红海行动》）的票房是20亿、30亿、甚至是50多亿，但是这种电影是很难走出去的。”
作为李小龙之后最成功的华语动作明星，成龙怀念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当年李连杰拍的《黄飞鸿》和我的很多的电影，拿到国外给那些老外看，老外是很吃惊的，他们没有见过。所以说那种电影是能走出中国。”
热心公益事业的李连杰现在已经很少露面，在媒体上发言是为了支持武术项目入奥，或者陪着马云练太极。武术是李连杰获得空前声誉的方式，让他在八十年代收获比《战狼II》更加卓越的成功。
从最开始的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到现在的吴京，中间还伴随着甄子丹等，华语动作电影和功夫明星经过了几十年的流变，成为一代一代爱国者的代表。
01 | 前传
在1972的6月，李小龙的电影《唐山大兄》和《精武门》已经席卷了除大陆外整个华人地区的票房。他在台湾报纸撰文聊起归港拍片的缘由：
我从泰国拍完《唐山大兄》和嘉禾的外景对一起回港，就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好的事业不干，却回来拍国片？我只能简单地说：“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尽我的一份责任！”
这位武打明星进一步向读者解释：“事实上，我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我是中国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少，我留在美国那么多年，我是这样看自己。而在西方人眼中，我当然是中国人。”
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粤剧四大名丑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为逃避战乱，李海泉一家辗转来到美国。李小龙就在父亲在华人社区巡演期间出生，他在文章里说到：“我作为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是一个意外，或许这是先父有意的安排。”
出生不到三个月，李小龙就被父亲送回了香港接受中国式的文化教育。在香港，李小龙跟着武术名家叶问修习咏春拳，还成为恰恰舞高手。在全港中学生校际拳击赛上，李小龙戴着拳击手套击败了已经三连冠的白人学生。赛后李小龙表示：“如果放开来打，我一个回合就能把他击倒。”
由于父亲的关系，李小龙以童星的身份进入了香港电影片场。此时的香港电影刚刚起步，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的统战政策下，左派电影十分繁荣。在电影《细路祥》中，李小龙扮演父母早亡的小匪徒，他有一句重要的台词：“那些为富不仁的人，不偷他的，偷谁呢？”
拍完电影《人海孤鸿》不久，已经获得美国国籍的李小龙在1959年来到了出生地美利坚。李小龙在华盛顿大学修习哲学系，期间他醉心于老庄、萨特和尼采的哲学思想。他还差点被征召参加越南战争，但因为扁平足问题没有通过体检。
到美国后，李小龙结合自己的搏击经历创立了截拳道。他告诉国外记者，截拳道是唯一非传统风格的中国功夫，而他对传统持批判态度：“我不相信任何形式，我不相信有所谓的中国式的打法。”
接受了美国文化熏陶的李小龙，走在街头，常有人因为他西式的装扮和举止而将他认作日本人，这些人认为中国应该穿着过时的传统服饰，并留着长辫子。
此时的美国和中国大陆因为冷战基本隔绝。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于好莱坞的演绎，自从1882年政府签订《排华法案》以来，美国文艺作品一直在描述中国人落后、邪恶与野蛮的刻板印象。
李小龙的前辈黄柳霜，这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的著名华裔女演员，在漫长的演艺史中，化着蒙古式的妆容，扮演着妓女，需要被白种男人拯救的落魄女人，或者邪恶的杀手。
在好莱坞拍摄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电影《大地》时，黄柳霜曾为自己争取女主的角色，但遭到了片方的搪塞。最后电影男女主角还是高鼻梁蓝眼睛的白种人。根据一位传记作者的记述，李小龙曾在观看《大地》时对妻子琳达吐槽：“难道在美国的上百万中国人，选不出能演中国农夫的人？”
由于在搏击赛事上的出色表现，李小龙获得了出演剧集《青蜂侠》的机会。他出色的表现盖过了主角的风头，美国观众从未想到中国人能够以如此现代的面貌出现。一个当时的玩笑是，李小龙获得出演机会的原因是，他是唯一能用标准美国口音读出男主角名字的亚洲人（这个名字十分拗口）。
事业刚起步的李小龙接受武术杂志《黑带》的采访，表示自己不会在片子里侮辱自己的祖国：“我不会去扮演那种唯唯诺诺，说着洋泾浜英语的角色，我也不会扮演那种在脑后拖一条辫子，在镜头跳来跳去的辱华角色。”
但当在他多次寻求出演主角未果后，华纳公司总裁的妻子说了这样一番话：“他（李小龙）不够高大，太中国化了，这是美国电视观众难以接受的。”
沮丧的李小龙考虑回到香港拍片。这时香港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1967年，香港左派在内地授意下，手持“红宝书”发起对港英政府的游行，遭到港英政府的严厉镇压，左派电影由此元气大伤。
邵逸夫的国语电影公司接管了香港电影界。李小龙接受了由邵氏电影分化而出的嘉禾公司的邀请，拍摄了《唐山大兄》、《精武门》和《猛龙过江》三部电影，贯穿的主题是“我是中国人”。《精武门》中，陈真在上海外滩，砸破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在道场，陈真把《东亚病夫》的匾牌送还给日本人。
在片场中，被李小龙打败的日本拳师多由香港演员扮演。其中有一个大鼻子的年轻小伙子叫成龙，他多年后在美国演讲时回忆，在拍摄李小龙踢飞自己的场景时，他需要将自己扔出去，这个场景反复拍了6回。
成龙和李小龙一样，父母也是在1949年前离开大陆的香港移民。但成龙家境贫苦，没有获得赴美留学的机会。成龙的父亲在法国领事馆做厨师，母亲帮佣。成龙日后面对国内媒体回忆，自己从小是给外国人欺负大的：“我永远是走后楼梯、后电梯。我跟我爸爸走路，有外国人来了，我们得让在旁边。”
说回电影，李小龙的作品获得了空前成功，《精武门》甚至风靡了日本。大陆电影导演徐皓峰小时候通过杂志知道了李小龙：“那时北京这边还传说，毛主席晚年看到他的电影，很喜欢，所以没人批判李小龙。”
在李小龙前两部电影里，主角都以死亡结局，对此李小龙的解释是：“我一直试图证明的就是，只靠暴力生存的人会因暴力而死。”他批评血浆飞溅的香港电影只是在单纯表现暴力。拍完《猛龙过江》后他和好莱坞达成合作，拍摄了《龙争虎斗》。
当时的香港在电影市场的早期阶段，李小龙打算在香港移植美国的演员协会制度，原因是香港的机制过于压榨演员：“每个星期应该拍五天戏，有两天假期休息，美国拍片就是这样，而且，每天最多八个小时。”但这个想法在香港过于超前，最后不了了之。
李小龙有自己的身份苦恼，他在美国显得过于东方化，而在香港又显得过于西式。
有人问李小龙：“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的回答避开了这个问题：“我是一个普通人，在这天空之下，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只是人种各有不同而已。”
02 | 开放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两个因为冷战断绝往来数十年的大国恢复联系。
国外记者问李小龙，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否会给他带来更多好莱坞主角的机会。李小龙颇有兴致地告诉记者，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开放了，这将会带来更多的了解，许多事情看似不同，而两者的差异会带来新的事情发生。
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年，正值事业巅峰的李小龙突然离世。香港电影界兴起了寻找“下一个李小龙”的风潮，此前和李小龙多次合作的导演罗维则开始培养成龙。李小龙没能看到中美合作后的新景象，当时还年幼的北京什刹海体校学生李连杰很快感受到了变化。
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握手后，西方世界的反文化运动高潮正在散去。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法国学生和同时期的香港左派一样，举着“红宝书”反抗戴高乐政府。《人民日报》当时对五月风暴进行了持续的报道。
和西方世界恢复外交关系后，武术成为对外传播的新符号。由于多次全国武术冠军的表现，李连杰跟随着代表团频繁地到北美、非洲、欧洲等地巡回表演。李连杰回忆：“那个时候，我去欧洲表演的时候，我们做几个动作，许多人就会问我们在做什么，人们会喊‘李小龙，李小龙’。”
在白宫，尼克松观看了李连杰的表演后和他开玩笑， “你有这么好的功夫，长大后想成为保镖吗？” 从小向往解放军的李连杰回答说：“我不想去保护一个人，我想保护亿万中国人。”
这样的回答让这位曾经以“反共”著称的美国总统颇感意外并且哈哈大笑。
时间进行到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后复出的领导人廖承志接见了香港的电影界人士：“香港电影制作的幅度可以更为广泛些。凡是有利于爱国统一战线的，什么都可以拍。内地支持你们。”
1982年，《少林寺》诞生，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李连杰被选为这部具有弘扬国粹意义电影的主角。在电影票价1毛钱的情况下，《少林寺》的票房达到了1.6亿。据《中国电影图史》记载，《少林寺》国内的观影人数达到了5亿人次。1994年电影体制改革后，中国电影观影人次再次破亿，还要等到李连杰师弟吴京日后拍摄《战狼II》。
香港的成龙也在这时候事业起飞，他接连拍摄了《蛇形刁手》和《醉拳》，将喜剧表演引入功夫电影中，并收获了票房成功。成龙开始突破“下一个李小龙”观念的禁锢，创作出属于自己的功夫片形式。
《醉拳》成功后，因片酬暴富的成龙一口气买了七只钻石表，每天换一只；最奢侈时有50多辆车，占了嘉禾所有的车位。李连杰却没有这种好运气。体制内的身份让他无法享受高额的票房带来的好处，在拍摄《南北少林》时，大陆演员吃的是廉价的盒饭，而香港的演员却吃着特制的广东菜。
李连杰发现政府经营了“友谊商店”，拿着通行证的外国人可以到店里购买奢华的用品，但中国人却无法进入商店。23岁的李连杰胸中愤懑：“就因为我的国藉，所以我根本没有选择，也就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甚至没有办法享受这些吃吃喝喝的事情。”
这种情绪体现在他自导自演的电影《中华英雄》中。这部几乎被遗忘的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二战胜利后的山东青岛，政府热心欢迎到来的美国军队，中国人却因为妨碍进城的道路而被禁止行走。美国部队尽情的饮酒作乐、嫖妓，而中国士兵却必须忍受屈辱。
不过，李连杰不成熟的导演技巧让电影完全失败，打倒美国人的剧情并没有让民众买账。
在80年代，中国和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都处在蜜月期。歌手张蔷依靠模仿美国的迪斯科音乐，专辑《害羞的女孩》销量达到了420万张。早于成龙和李连杰，张蔷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她自己很不喜欢杂志上的那张照片：“东西方的审美差异真的很大。”
1985年，国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的方针。第二年，张蔷放弃唱歌事业赴澳洲游学：“有海外关系就意味着有生机，能够有改变。”
李连杰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黄秋燕1988年来到洛杉矶，以教拳为生。离开大陆后，李连杰爱上了古代文学，其中最喜欢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他还创作了一套“满江红拳”。
李连杰去北美的这年，成龙的《警察故事续集》斩获了台湾地区票房冠军，在电影里，他继续扮演一名英勇的香港皇家警察。
之前英国女王访港时，成龙第一个登台表演，在合唱歌曲《这是我家》时，成龙站在了一众明星的中间位置。
成龙这时期开始跨国拍片，逐步开创出自己的电影模式：全球取景、精彩动作、商业喜剧。
在美国拍摄时，剧组有一个演员用日语和成龙打招呼。成龙对那位演员说，自己来自香港。但那位演员还是继续用日语打招呼。成龙思考了一下：“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香港在哪里，还以为是日本的一部分。”成龙开始穿唐装：“我一穿就要给你们知道我是中国人。”
成龙后来告诉儿子房祖名，当时香港人很惨，经常一个家庭里有很多种身份。比如他们家，他是香港人、老婆是台湾人、爸爸是澳大利亚籍、儿子是美国籍，没有一个国家作为后盾。
在八十年代行将结束时，李连杰来到了香港，他和什刹海体校的师姐黄秋燕离婚，转而和从大陆来香港打拼的港姐利智在一起。
他多年后回忆这段时光总结道：“八十年代整体来讲，是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一个很长的阶段。”
03 | 回归
1991年，李连杰回到香港后和徐克合作的武侠片《黄飞鸿》帮助他东山再起。在这部片子里，主角黄飞鸿面临晚清复杂的中西冲突。在李连杰再度演绎陈真的故事时，则强化了西方文明对陈真的影响。
李连杰逐渐在香港站稳脚跟，他日后谈到香港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对我来说，资本主义，不，市场经济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人从小要在香港这种文化里生存，你一定要创造财富给投资你的人，最后，不管他喜不喜欢你，他都喜欢钱。”
《少林寺》导演张鑫炎这时来到什刹海体校，发掘了同样是武术冠军的吴京。1996年，吴京的第一部电影《功夫小子闯情关》上映，讲述晚清背景下，身手不凡的少侠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故事。这部片子反响平平，1996年的香港票房前十，只有《大内密探零零发》一部古装片。
李连杰也尝试转型拍摄现代动作片。为了区别于成龙，李连杰选择了内地公安角色。在《中南海保镖》，《给爸爸的信》等电影中，李连杰扮演中国公安在香港执行任务。
导演元奎说：“《中南海保镖》这部电影的最大特点是铁汉柔情，要刻意塑造大陆公安的英雄形象，所以每一个镜头都要漂亮。”但这些电影没能在大陆上映，审查部门觉得这些故事和大陆公安的真实形象存在偏差。
这些片子上映时，香港回归在即。李连杰的老搭档徐克接受外媒采访时略有不安：“我不知道1997年之后会怎么样，如果有什么我完全不能赞同的东西，我不会留在这里。”成龙则在1993年的大陆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了节目《龙鼓喧天震四海》。不久后，他的《醉拳2》也引入内地，成为内地第一部以分账形式引进的香港电影。
对此时的香港电影人，台湾市场才是最重要的，王晶在回忆录里写道：“以前70，80年代台湾太有钱，于是就投资香港电影，当时台湾的国民党只要求没有反国民党的就都可以在台湾上，台湾人捧红了香港电影。”
在1995年的金马奖上，成龙的《红番区》获得最佳动作特效的提名，电影的故事背景放到美国华人街区，主角的叔叔娶了一位非洲老婆后说：现在不再有黄白黑种人，只有一种人，那就是地球人。李连杰则获得了大陆人士特别贡献奖，这个短命的奖项在1993年设置，不久后废除，李连杰是这个奖项的唯一获得者。
1997年转眼到来。这一年，刘德华发行歌曲《中国人》，并在回归庆典晚会上演唱本曲。2007年的回归十周年演唱会，刘德华再度演唱《中国人》，最高领导在晚会结束后和他握手长达九秒，要他“以后有机会多为国家献唱”。
回归后不久，成龙和李连杰分别拍摄了《我是谁》和《黄飞鸿之西域雄狮》，两部片子共享同样的剧情模式，一位失忆流落的中国武术家，最终找回了自己的身份。
回归这年，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在香港总票房上亿，台湾则开放了对好莱坞的市场，王晶回忆：“香港电影马上就被好莱坞打败，没有了台湾这个稳定的市场，香港当时只有600万人，很难养活的了那些国际巨星。”
香港电影每况愈下。成龙和李连杰前后脚去了好莱坞发展。
赴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刚到美国时，成龙点餐只会四个单词，因此不愿意去餐厅吃饭，饿得半夜打电话回香港诉苦。后来成龙学会了汉堡、炸薯条和可乐的说法，吃快餐吃到胆固醇超标。在凤凰卫视的访谈中，主持人窦文涛问成龙，黄种人到美国那边会有二等三等公民的感触吗，成龙脱口而出，太有了。
好莱坞成名后，成龙跟史泰龙等功夫巨星聊天，这波白人聊雪茄喝红酒，成龙只能傻呵呵地坐在那里。过了不久，成龙成为了红酒收藏者。他还引入美国的演员工会制度到香港，完成了李小龙当年的夙愿。
重义气的成龙拍摄《尖峰时刻》时，自述曾在张静初拍摄哭戏时现场陪同，以免她作为新人被欺压。周润发和陈可辛的电影在北美发布时，成龙也到场支持：“中国人一定要互相打气，我一定要去捧场。”
同去好莱坞闯荡的李连杰则多次出演反派，习惯了他正面形象的影迷对此提出了批评。李连杰接受港媒采访时颇为无奈：“对于演反派角色的问题，我想坏人是哪个国度、哪个种族都有的，我们应该把心胸放得更宽广一些。”
在大陆，李连杰的好莱坞电影一直没办法上映。《致命罗密欧》因为黑社会背景，《龙之吻》被大陆方面禁映的理由则是：里面有中国警察在国外打架杀人的情节，有损中国形象。
发展不太顺利的李连杰希望拍一部新的片子，从纯人性的角度讲故事，传达“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信息，电影《狼犬丹尼》由此诞生。片子避开了黑社会和警察的议题，李连杰觉得电影有机会来到大陆市场。
但《狼犬丹尼》北美公映的海报在亚洲掀起了轩然大波。海报上李连杰戴上了狗箍，中国观众觉得这是对亚洲人和中国人的侮辱，有网友在天涯版发了一篇情绪激烈的文章《李连杰，你怎么成了老外的狗》。
李连杰撞在了大陆网民的枪口上。世纪末的大陆，《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先后成为畅销书。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大使馆后，网民们在人民日报站发表纪念学生运动的帖子，“抗议论坛”不久改名为“强国论坛”。2002年“空军一号事件”后，网民在强国论坛发帖抗议被删帖，一些活跃坛友转战到铁血社区等非官方论坛讨论时事。
这一时期，大陆的票房市场也开始成熟。2003年起，香港与内地电影人的合拍片，可以享受内地华语片一样的票房分账待遇，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合拍片风潮开启。
在大陆拍了几年电视剧的吴京为了寻求动作片拍摄机会，逆潮流来了香港。他后来自陈，在香港拍戏的时间并不好过：“在香港的有些经历我真的没法说，有些事太黑暗了。”
为了缓解苦闷，吴京每天深夜听郭德纲相声来缓解情绪。
04 | 人类
进入新世纪后，李连杰和成龙开始将工作重心向内地偏移。
李连杰一家在2004年亲历了印尼大海啸，死里逃生，李连杰的女儿半年的时间不敢在浴缸洗澡，因为怕水。这次经历后，李连杰开始筹备在大陆创办“壹基金”。当时法律无法批准公募的个人慈善基金，壹基金只能挂靠在红十字会下独立运作。
在壹基金发布会的第二天，网络上有文章的标题是“李连杰2亿豪宅被疑贪污善款”。李连杰对媒体大倒苦水：“如果不是我有一个坚强的宗教信仰支撑，在中国做慈善，我早就垮掉了。”
李连杰这时宣传电影，十句话有八句会提到壹基金，在相关的采访中，“人类”成为了李连杰口中的高频词。2005年李连杰来到北大演讲，希望年轻人站在人类视角上看待中国崛起：“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对我们民族有热爱，我很高兴，同时我更希望大家能够站在整个人类一体化的高度上去看社会。”
他谈到现在拍电影的目标：“就是告诉全世界的年轻人，中国人不只是功夫好，中国人不只是会打架，中国人有非常大的胸怀去包容各种文化，包容不同的政见，不同的信仰。”
不久后，涵盖了他武德思想的《霍元甲》上映，但被舆论批评说教味道太浓。
与李连杰相比，在香港回归后，成龙更爱发表对时局的看法。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发生枪击事件，成龙评价其是“天大的笑话”，被台湾拒绝入境4年。此时的两岸经济关系已经发生逆转，2007年，广东省的GDP超越台湾。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成龙参加了开幕式表演。开幕式上，后台的演员通过电视观看现场的表演，据媒体报道，成龙和刘德华在奏国歌时一齐起立，“很多段落的时候大家都被感动到落泪”。
这一年，成龙还和李连杰合作了好莱坞电影《功夫之王》，观众在电影里看到了香港动作片盛年的风采。这部片子之后，两人都鲜少在好莱坞电影露面。紧接着的建国60周年，两人再次在《建国大业》中合作。
电影上映前后，“《建国大业》里边有27个导演、演员已经加入了外国籍”的说法流传于网络。广电总局被迫出面回应，影片符合国产影片主要演员中境外人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的规定。
李连杰的国籍已经改为了新加坡，他表示“双语教育，多种文化，有一些西方来的企业文化”是新加坡吸引自己的重要原因。另一位演员成龙曾对媒体说，儿子房祖名已经主动从美国国籍改回了中国香港籍，他表示这是自己中国化教育的结果，房祖名在美国时，成龙还曾给他寄去《康熙王朝》的录像带。
成龙此时已经是中国电影协会副会长，他以这个身份出席了2009年的博鳌论坛，据港媒报道，成龙在论坛上说：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这番言论在港台地区引起轩然大波。香港苹果日报在头版怒斥“成龙这个奴才”，又在第二天的头版敦促成龙道歉。港台媒体同时提到，《新宿事件》，这部成龙的转型之作，由于讲述了华人在日本建立黑帮而被大陆禁播。
大陆媒体并没有太多关注此事，成龙不久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再次批评香港游行过多：“骂中国，骂领导人，什么都骂，什么都游行。应该规定什么可以游行，什么不能游行。”成龙还说：“我们今天回归了中国，怎么还可以老骂中国的领导人？”
面对外界对自己的批评，成龙在节目为自己解释：爱国有罪吗？如果你不爱国，走，请走。
之后的2013年初，成龙作为演员代表入选了政协。
不同于两位前辈热衷于公共事务，吴京此时事业还颇为挣扎。他参演了李连杰的好莱坞电影《木乃伊3》，但戏份被剪辑到只剩三秒。拍摄《狼牙》时，吴京在南疆牧场坐着发呆：动作路线是什么？市场到底在哪儿？好友摸摸他的脑袋：“小吴，没事儿。”吴京突然开始放声大哭。
吴京在2010年回到了大陆，开通了个人微博，新浪误将其认证为“香港著名武打明星”。
回国后不久，什刹海体校校友甄子丹因为《叶问》而翻红。一位记者问吴京：甄子丹现在的这个地位是他等了十年的结果，你也要等这么长时间吗？吴京语气里充满无奈：“我当然希望能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但是这与天时地利人和个人因素有很大关系。”
之后不久，吴京为了电视剧《我是特种兵2：利刃出鞘》的演出，在南京军区花了一年多在部队体验生活。吴京表现优异，还破了几个记录。他脱离时，部队拉出横幅“向吴京同志学习致敬”。这次经历让吴京转向军旅题材电影的拍摄。
现代军旅题材电视剧那几年颇受欢迎。而贯穿社交网络发展的爱国主义氛围也一直在演变。
2010年时，国内韩国明星的粉丝因争抢门票辱骂上海世博会武警和志愿者，遭到“魔兽贴吧”玩家和其他论坛网民的攻击；近年来的“周子瑜事件”和“赵薇事件”，不少明星粉丝成为了攻击台独行为的主力军，网络民意开始合流；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中美关系、香港问题等诸多时间过后，以微博平台为代表的社交网络，更是兴起了一股类似“为祖国应援”的爱国情绪表达。
《战狼II》上映时，吴京就说过：“国家强大了，爱国之心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面在暗流涌动。爱国的情绪这把干柴，已经被晒的特别透了，一点即燃。”
成龙也顺潮流而动。在记者会上，他表示自己在会加入武德、礼义廉耻等中国文化到电影里，以此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成龙2015年拍摄了《天将雄师》，落脚点在世界和平。张艺谋第二年推出了电影《长城》，请来好莱坞影帝马特达蒙和国内明星对抗怪兽。两部电影都遭遇口碑滑铁卢。
在2016年，成龙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身着唐装的成龙在颁奖礼上感谢了香港这座城市和自己的祖国，他说：“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第二年他拍摄了《英伦对决》，影片讲述了在北爱尔兰和英国的纠葛背景下，华裔为自己的女儿讨回公道的故事。
中国电影在寻找一个更合适的情绪出口，吴京此时接连拍摄了《战狼》一二部，其中《战狼II》在2017年斩获了50多亿票房。吴京对媒体说，拍战狼第一部时他脑中想到的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拍第二部时，他想到的是“杀我国人者，皆我天敌”。
自媒体人李北方评价这部电影的节点意义：“大半年前上映的按照好莱坞模式制作的张艺谋大片《长城》还在让一个白人充当中国的拯救者，而在《战狼II》中，扭转局面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在影片宣传期的一段著名采访里，吴京回应关于主人公打不倒的说法时也提到：“美国人可以，中国人就不行，我鄙视（这种观点）。”
学者张慧瑜则认为这部电影实现了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战狼II》的大获全胜，标志着新世纪以来电影产业化改革所培育的市场化的文化工业系统，与国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之间形成了配合关系。”
在2018年，《战狼II》获得了百花奖和华表奖。在百花奖颁奖前，101位大众评委集中观摩入围电影，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学习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在华表奖获奖后，吴京表示：“要感谢时代，感谢这个国家。”这年底，吴京和成龙一道被选为影协副主席，2019年1月，他首次担任北京政协委员。
李连杰没有出现在这些故事里，这些年的采访里，出于宗教信仰的关系，他总是不忘谈到对人类未来的担忧：“我还开过另一个玩笑说，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自然人类...也许 30 年、50 年、80 年后，（身体）90%是机器，大家也觉得很正常。那我们将又会面对什么？”
05 | 演员
进入2019年，吴京也开始站在人类的角度反观电影，也更多地站在演员角色的本位，去把握时代故事的精神意义。
《流浪地球》改编自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同名短篇小说，在复旦大学教授严峰的眼中，电影继承了原著的某种气质：“宏大、厚重、冷峻、残酷、精确、坚硬......还有柔软，一种立足于中国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感情的柔软，这种硬与软的反差在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中是常见的，也构成了这部电影风格化的基调。”
导演郭帆持有同样的观点：“应该基于这两点，一个是我们对土地的情感，一个是集体主义。”在这部电影里，牺牲和奉献再次被置于了很高的情绪位置，体验震撼特效和宇宙的观众也为这样的精神所感染。
吴京最初是以客串角色参与其中，逐步成为自掏6000万人民币的投资人，以及影片中的关键英雄。某种意义上，吴京是一个非常敏锐的投资人，他意识到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更需要属于自己的故事、情感和投射，也知道中国电影走向重工业的关键节点上。中国开始强调自己的独特性。最终，流浪地球现象级大卖，一度成为中国影视票房第二（后被《哪吒之魔童降世》超过）。
在接受时光网采访时，他说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得支持。总得有第一个人站出来，如果没有这个人，中国永远没有，那又要落后于人家的电影很多年，就跟当初我那个军事类型的电影是一样的。”
而在《攀登者》这部影片的宣传当中，吴京也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帮忙”与“尝试”：“我都想去尝试，开拓一个新的类型，就可以帮。开拓一个新的类型就可以让中国的观众或者中国的市场多一个类型片的，多一条支线出来，让观众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那种电影多样化去看。所以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为拍好《攀登者》，吴京2019年1月初就进抵达岗什卡雪峰，在反季节的寒冷中进行了半个月的训练，亲自上阵爬雪山，由于他当时得了感冒，在登山第二天，就被登山队劝退，回到了出发地。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次彻骨的经历，但也加深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2019年，从刘培强到方五洲，吴京下着比以往还要多的工夫去演绎。吴京仍然在演绎英雄，但已然是更加丰富、更加接近人类本质的英雄。从演员到角色，再到爱国的方式，都经历了新一轮的诠释与被诠释。
这不是第一次，经历过也被告诉太多的苦难，我们就会如此渴望着英雄，如此忍耐着牺牲。
总要有人提供这样的感动和快感。
▫本文根据2019年2月三声原创文章《功夫明星都爱国》修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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