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慧晶，与少年一起挥棒命运 | 导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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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有无限可能。
作者 | 连然
许慧晶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像《棒！少年》里的小双。15岁之前，他都生活在山西临汾的一个乡村里。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他持续地拍摄乡村，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因为那是他的来处。人得先弄清楚来处为何物，弄清楚自己，才能关照到更大的世界。
通过拍摄去关注上一辈，上上辈的境遇，他要搞清楚自己是从哪来的，要搞清楚地域文化是怎么影响自己，“我实际上是在解决自身的问题。”许慧晶小时候听妈妈说过，按政策的话，他是一个不应该出生的孩子。2013年，他拍摄的《妈妈的村庄》，就是关于生育的深重故事。
在30岁以前，先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跳出自身经验与地域文化，去关注一些更广泛的议题。贾樟柯说的那句，“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许慧晶就很喜欢。
父母那一代的兄弟姐妹很多，家族里很多人在一起生活，热热闹闹的。那是他记得少年时期比较幸福的回忆。但在许慧晶那一代，他们面临的就是另一种生活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内煤炭市场低迷，山西省经济滑落至全国倒数几，许多人开始外出务工，谋求新的生路。
许慧晶出生于1984年，他的发小多数在外打工，小孩留在家里面。在他还是小孩时，小孩还会觉得家长外出打工很新鲜，家长会时不时往家里寄点好吃好玩的东西，这样的小孩会被羡慕。但当他们这一批成为家长之后，他们的小孩中，已经变成了谁的父母在家待得多，谁才会被羡慕。
许慧晶说自己是一个挺无聊的人。也是因为无聊，才有创作欲，才有去持续体验别人生活的欲望。他对很多东西没有欲望，生活通常很简单，工作占据大部分，爱好是看电影，“无聊的人就是自己没什么意思，所以希望接触更多有意思的人。”
《妈妈的村庄》
从2005年开始拍摄纪录片，到2017年筹备《棒！少年》之前，他的纪录片生涯中的瓶颈早就出现过了。在拍完《妈妈的村庄》后，他不想做了，他觉得无聊，看不到意义在哪里。去报社待了几天觉得没意思，又去做了一年多生意还是觉得没意思，就又拍了一部，但拍完之后还是没有产生什么可能性，索性他不做了。
他当时对纪录片产生一种怀疑，不知道做下去的意义在哪里，也找不到持续创作的动力，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做完之后对自己没什么用，对拍摄对象也没什么用，就只是在影展上放映一下就消失了。
2017年，周浩给许慧晶介绍了一份工作，《棒！少年》产生的可能性由此而来。之前那些年，不同地域的拍摄，让他解决了自我认知的问题。到了《棒！少年》，他的创作视角正在转向关注同龄人与下一代。
那时许慧晶已为人父，为了孩子的上学问题从北京南迁至广州。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中年父亲，身份发生了转换。
之前在做乡村题材的纪录片时，许慧晶更多呈现的是事情与问题本身，他也开始思考，在呈现的基础上，是否还可以做到更多有建设性的事情，同时在影片的形态上，他也希望能做出一些新的尝试。
“体育运动”是他找到的切口，运动在拍摄方式、拍摄形态、视觉呈现上都有许多可能性，天然会吸引到观众。后来机缘巧合，他知道了孙岭峰的强棒天使队，随之兴奋了起来。这个群体里的故事，既有体育的“外壳”，人物背景也都具备张力。
孙岭峰（左）与许慧晶（右）
强棒天使棒球基地由国家棒球队前队长孙岭峰和他的师父、中国棒球协会青少年委员会前主任张锦新等人在2016年年初联合发起成立。基地里的少年，多是各地乡村之中留守的困境儿童。
孙岭峰选择这些孩子来到基地，是想通过专业的棒球培训为他们赢得光明的职业前途以及全新的人生。他曾在采访中说过，“面对任何一项运动，所有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放眼全球，80%以上的体育明星都是贫困家庭走出来的。‘穷孩子’们身上有一种‘冲劲儿’，他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初去到基地第一次拍摄，小双眼神里的忧伤让许慧晶印象很深，但只有他还不足以支撑影片。直到第三次拍摄，刺头儿一样的个性生猛的马虎出现了，他试图打破基地的规则，这种冲撞也成为了串联影片的线索。
导演与小双
在许慧晶眼里，小双有点代表着中国人里沉默的内敛的大多数，自己也有点像小双，而马虎则有着高度的外张性与包容度。两人性格中的反差与张力让他们自然成为电影中的双主角。
他试着去理解这些小朋友。尽管这群少年来自处于不同困境之中的家庭，现实是残酷的，但他们正处在很天真的年龄中，看很多事还是孩子的视角，“那个年龄段，他就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年龄段，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很梦幻的，对现实的很多东西还不是太接触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马虎
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来自原生家庭的真正的影响，可能会在这群少年成年后，真正走入社会后才会更加凸显。
他在拍摄中尽量剔除成人化的理解与视角，不去管他们的出身、成长环境，而是清空自己三十六岁的心，退回到十几岁左右，持有一份天真去理解与感受。在现场时他不停地调整，不停在提示自己不要越过界限，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跟表达的东西附于拍摄对象。
在后期剪辑时，要做到在小朋友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克制显得更加重要——得理解拍摄对象，基于现实并且尊重现实，才能做到比真实还要更真实本质的东西，而不是只是表面地呈现真实。
许慧晶说，从700多个小时的素材里剪辑成108分钟，像一个高度提炼的过程，素材是经过挑选准备，人物关系、结构、故事走向与现实参照都需要照顾，但并没有制造或是扭曲现实，只是提炼。
人是具体的，事件是抽象的。理解从拍事情到拍人，许慧晶经历了快十年。他跟廖庆松合作了三次，前两次廖庆松都说他是在拍事情不是在拍人，人物多是为事件服务的，直到《棒！少年》的这次，终于是在拍人。所谓的事件与背景都是为人物服务的，是通过人物去讲故事，而不是去面对事件本身。
但是做了纪录片这些年，似乎许多问题还是很相似，没什么变化。资金缺乏、产业小、受众小，都还是问题。“只是不同的时期大家在做事的时候需要的基础不太一样，但是你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好在一开始，《棒！少年》有想象传媒的支持，保证了项目在初期的运转；中期时，压力逐渐增大，需要再找到一些合作方来支持，在他们参加的第一个提案大会CCDF（华人纪录片提案会）上，《棒！少年》拿到了许多奖项，爱奇艺高级总监齐康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两方开始接触，谈合作。当时也有其他家投资方表示了想要合作的意愿，而爱奇艺对内容的认可度与推进效率都很高。
《棒！少年》是今年豆瓣评分最高（8.7）的国产片，首映那天，电影排片比1.1%，日票房50万，10天后，票房572.2万。许多人被打动，也有人质疑纪录片的煽情问题。对于种种说法，许慧晶觉得“都特别好，没别的”。
记住
通过拍摄制作这部电影，许慧晶解决了自身的身份转换问题，也完成了拍事到拍人的转换。无论如何，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少年们的命运被更多人看到与关照，有了改变的可能；而导演自己的命运，在他决意跳出自身所处的地域与文化开始，也走向属于他的方向。
许慧晶的下一部纪录片还是落在乡村议题的框架里面，他想选择不同的身份的人，不同的性别，不同年龄段的人来拍摄记录，最后做成一张“纪录的网”。他也会持续的去做乡村为背景的纪录片，题材始终会与乡村相关，或者落在城乡结合处，链接乡与城市。
下一步纪录片讲的是一个大院子弟出身的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在东北长春郊区搞了40多公顷的盐碱地，自己种大米卖大米，收养很多动物，二十多只不同品种的狗、三只狐狸、一堆猫、一堆猪羊、一堆鸭子、一堆鹅……他和妻子、儿子就在那里，跟一群动物一起生活着。
随着人群的迁出与迁入，人跟土地的关系不断在变化。这个中年男人的生活也有一种新的人与土地的关系。
-“为什么会持续地做乡村的纪录片？
-因为我的来处在这里。”
许慧晶是到上初中的时候，到12岁、13岁左右突然喜欢上画画的，“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当年连美术课都没有。所以人生是不能去界定它或者不能去设想它的，因为它是有无限可能的，只不过是我们需要一些机会，有时候它也是像冥冥注定的一些东西，并不是说你很多事情我想去怎么样、或者你想去怎么样，那不行的。”他说，人生是有无限可能的，只不过是需要一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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