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庄二村发生火灾 ©网络图片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是二楼出版机构（葛非、葛磊、满宇）与李一凡合作，于2014年10月1日策划发起的一个针对北京五环六环间行政村进行的艺术家调查项目。至2015年7月项目结束，共计有40组/51位不同专业出身的艺术家参与。他们从这个区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地点，以艺术家的方式、独立或与当地人合作，对此村庄的某一方面，展开一次为期至少10天的田野调查。通过每天发布至少8次的微信朋友圈，直播他们的工作进展与个人遭遇。
这可能是北京第一次有规模的，具有各种身份的人参与的一个艺术项目：导演、建筑师、艺术家、摄影师、漫画家、学生、记者、戏剧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村长等等。可能也是第一次通过微信这个刚刚出现不久的社交平台，进行广泛传播的艺术项目，并且传播本身成为这个项目得以成立的条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明确的将艺术实践放置于一个在当时的艺术圈内部看起来危险的位置。这从我们自身的争论，和因这个项目引起的舆论漩涡就能看出来。当然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晰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也理解这次实践对于自身的意义。
那么在2014年我们为什么发起这样一个项目？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距离发生也才短短两年的时间，但当时感受到的状况似乎已经变得更加触目惊心：据乐施会最近的统计，全球最富有的8个人所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36亿较贫穷人口的总和，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超过其余人口的总和。这个统计是否非常精确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这只不过是我们的切身感受与所见所闻的一个附加说明吧。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们是99%。这个由匿名者发起的运动，后来激发了全球近2000个城市的参与。美国是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倡导者，各种政治正确成为自身秩序合法性的来源。但政治正确本身并非是个问题，而是这样的话语遮蔽了真实的现状。等级制的权力关系让那些高大上的诉求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而那些被压抑和排斥的人，连自我实现都是一个奢侈的梦想，一切美好的经验与品质似乎都需要时间与资源去支撑。“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民众以一种恶性反弹的方式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给出了态度。对保守民粹的认同，将已撕裂的美国社会矛盾公开化了。今年4月，法国发起了“黑夜站立”运动，波及到了70个城市。重新挑战生产关系，以消除不平等的基础是这个运动的重要目标，雇佣劳动是政治不平等的根源，社会的基本矛盾重新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并非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精英资本阶层针对七八十年代工人运动的一场政变。但随着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东西方阵营的解体，我们的确对全球化充满了期待，历史在当时似乎终结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我们进入了文化冲突的视野，更多的以微观的社群视角讨论社会矛盾，而资本朝向第三世界的大规模转移，削弱了当地工会的谈判能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产业的升级与调整。资本流向了生产力成本的洼地，中国也卷入了这样的潮流中，当时我们迫切需要改变。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成为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一员。中国庞大的人口与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资金与技术，并在这几十年中，积累了海量的财富。但这并不能解释是市场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而是强迫劳动提高了生产率，我们被迫在为自己的生计而忙碌。南方的某家具厂，仍然有工人每天12个小时工作，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他们似乎是自愿的，因为在法定的劳动时间里，他们的收入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我们的艺术家在面对这样的身体时，不知所措。那些被烧死的女工，被机器截断手指的工人，因遭遇强拆半夜被扔到城市郊区的人，那些尘肺病人、留守儿童、被迫失业的工人，因户口失学的儿童，在上班路上需要4个小时的人，掏空整个家庭的积蓄还是无法凑齐房屋首付的人，都被忽略了。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无数，他们不是一个统计的数字，都是活生生的，在这样的历史中以肉身在承受代价的人。我们仍然在用民族、国家或者其他的宏大话语来遮蔽我们的矛盾，或者合理化我们的不适，我们沉浸在进步的幻觉中。2008年随着一个巨大的国家神话的过去，包括阶层流动的逐步固化，社会血淋淋的裂缝在大众的意识中才逐渐清晰起来。但一个又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神话仍然被抛出，来代替失效的认同。央视里载人航天直播的同时，海口文昌县失地的农民就像被遗弃的人。那里的村庄被国家征收，成为一个新的卫星发射基地。微薄的补贴和建立在荒芜人烟的搬迁房，让这些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以后如何生活？老村长的焦虑与电视上的盛况有着刺眼的对比。年中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一首《感觉身体被掏空》在网上爆红，歌词吐槽了上班族繁重的工作压力，但在结尾处他们却嚷嚷着要带上爸爸去云南。这首歌的流行，幻想的是与权力的一种暧昧的和解，我们没有什么具有解放效应的微观叙事，有的只是这种原子化的个人。
2014年10月10日，位于昌平区史各庄乡北四村的一处出租公寓，最高峰时，这里居住着有10-12万名的外来打工者 ©葛磊 摄影
而中国的当代艺术，在这30年的随波逐流中，对自身的实践却一无所知。这样带有情绪性的判断，并非是说中国的当代艺术没有发明自己的语言、观念，或者没有重视自己的传统；或者说中国没有在全球的艺术格局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又或者随着国力的提升，我们感觉就要有了话语权等等。这些陈辞滥调根本没抓住重点，都不是。恰恰在一开始，中国当代艺术就具有自身的线索。这是结构上的原因，并非谁的一厢情愿，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中国这个具体的语境中。只是我们并不理解艺术实践在中国社会这个语境中的作用与位置，时上时下，随波翻滚。一定要回到中国这个具体的语境，否则我们无法理解那些在西方早就是保守的一些艺术形式与观念，为何在80年代初期，处于先锋与启蒙的位置，对社会整体的松动与解放起了巨大的作用。任何一种行动如果不放在这样一个具体的语境中，都无法作出相对准确的说明，而是会迷失在从业群体所想象的封闭的专业语境里，去生产他的意义。杜尚的小便池所提示的并不仅仅是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而是语境在生产意义。艺术家如果沉迷在各种形式与观念中，不理解实践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理解实践与自身遭遇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过去，即便最初具有先锋效应的艺术家，也逐渐会沦为保守的势力。也没有所谓先进抽象的知识，他们作为思考的参照，如果不能站在自身处境的现场来作出回应，知识将成为遮蔽真实的障碍，成为大家经常在嘴上唠叨的政治正确或者政治不正确。
但这样的理解并非一种自觉的行为。经历了80年代末那场挫折，我们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在90年代初艺术实践迅速向内坍塌：一是在全球的艺术语境中对于中国艺术家身份辨识的焦虑，一是在艺术的内部如何体现专业化的能力。这样一种基于内部差异化生产的逻辑在整体上接管了艺术实践的方法。中国性符号的泛滥与艺术的点子化、圈子化成为当代艺术的核心特征。但恰恰也是在这段时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国企工人的大范围失业，教育、医疗、保险、住房这些关乎基本民生的领域也都产业化了。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年代里，个人如同草芥，人成为了发展的工具，被缩减成了一种廉价的劳动力。但中国的当代艺术几乎全面缺席中国现场，只是我们将这样的缺席理解为艺术的独立性，这个只有在说辞上才成立的幻觉成为了艺术家们的自慰剂，或者说对于当时的艺术家们，还没有足够的理解去回应自身的处境。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了WTO，同时上海双年展的开幕，当代艺术在官方的视野中合法化了。而后随着798艺术区及大批画廊的兴起，当代艺术迅速成为了资本的一个表征，并且围绕着它，艺术体制建立起它的雏形，而我们为什么要做艺术却被忘的干干净净了。美术馆、画廊、博览会在一个平台的联盟上支撑了这种封闭式的话语操作，即便面对社会现场，那也只是题材或者对象，自身并不深处其中。在一个象征的意义上，2009年北京数个艺术区面临拆迁，艺术家集体捍卫自身权益的“暖冬计划”，作为一个群体的权利意识才逐步觉醒。
2012年4月，出于对当代艺术实践整体状况的不满，我们成立了二楼出版机构。这一年末，我们发起了《夏健强的画》项目，以一个出版的方式，在社会大范围里，直接搅动了关于沈阳小贩案件的讨论。2014年10月1日的凌晨，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在深圳自杀，而葛磊正好也挑了这一天作为“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的启动时间，这是我们后来才意识到的。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纯粹的巧合，我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共同抵抗这个压迫性的时间，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
2013年10月1日，我们与李一凡在皮村 ©葛磊 摄影
2013年10月1日的下午，我们与李一凡本来只是想去皮村的工友之家看看，参观了他们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顺便一起转了转这个具有2万人规模的打工者聚集地。这里的生活状况与市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就在商量是不是组织艺术家来这边做点什么，临时考虑了各种方式，但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当时我们非常反感一种自恋式的矫情，我们觉得就算不做所谓的“当代艺术”也行。在最初的方案构想中，葛非甚至有不允许做作品的念头。我们是在担心艺术家去到现场作秀，就当时的氛围，这样的概率似乎非常高。
经过持续的沟通，几个月后，李一凡提议我们组织艺术家去五环和六环之间的村庄“看看”。在此之前，崔灿灿策划了“夜走黑桥”的项目，在朝阳区黑桥村的一个非营利艺术空间，170多位艺术家进行了一场狂欢式的聚会，这是对越来越趋于精致化的学术体制的一次反向实践。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与那怕只有一沟之隔的农民工群体，相互之间也并没有什么互动，既没有艺术家去看一眼，也没有艺术家群体之外的人对我们做的事情产生过什么好奇。这是最初触动我们的一个原因。我们先后又考察了附近的几个村庄，并且还去到社科院农村所的李人庆老师那里，了解他们曾经针对这些村庄做过的调研，现在跟他们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首都对于资源的高度垄断，吸引了大量来寻求工作的人，他们居住在这些极为恶劣的环境里，在上下班的路上要花费好几个小时，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每天几百万人在五环外和五环内流动，几乎是一场小型的春运。城市的极速扩张，并没有为他们留下生存的空间，他们更多承担的是代价，而不是好处，但家乡又是回不去了，他们也无处可去。城市中的人享受着他的服务，却对付出的人视而不见。我们并不关心做早餐的人几点起床，送快递的人几点回去，他们一天的生活是怎么过的，我们只关心交易的性价比。我们在生活中天天彼此交集，却从未真正看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仅仅遵循着商品交易的逻辑，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对于艺术家来说，首先要去到现场，而对于观众来说，首先得让他们看见。因此，我们将项目的基本方式设置为调查。但在与艺术家的交流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问题，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在公开发布的文本中，将“调查”改为“具有调查的元素”。微信朋友圈的发布，即是针对传播，也是为了改变艺术实践的生产与流通方式，包括在项目结束后的文献展，我们有意选择了单向空间，一家书店，这与项目的初始意图有关。也就是说，传播本身是项目的一个部分。既然我们的工作场域是对社会秩序的干预，所有在日常生活中的方式都可能成为方法。
不低于10天的规定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时间，为了能够更多的人参与。太长对于这个项目并不实际，太短对于项目来说又过于仓促了。但在实际的过程中，有的艺术家远远超出了这个时间，对这些村庄和群体的关注，甚至至今仍在进行。项目的名称“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改编于当时非常流行的相声中的一句歌词，我们尝试用实践赋予它截然不同的内容。这首歌的受众几乎也是我们项目的目标人群，葛磊在一次讨论中提到了它，我们一致认可这个标题。
2014年10月14日，满宇、葛非在北四村探望参与项目的艺术家刘伟伟 ©葛磊 摄影
在艺术家的名单设置上，我们首先邀请了前几位的艺术家。最初开始的工作非常重要，常常暗示着项目的基本面貌。我们首先安排了纪录片导演胡力夫，他自身的专业背景和经验正是这个项目所需要的，第二个我们安排了刘伟伟，一个具有问题意识和突破能力的艺术家，到第三个周艳峰、秦安心才是带有常规艺术方式的介入。那么基于前面工作的案例，能够回避我们担心的一些问题。随着持续的发布，关注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参与的人是我们邀请的，有的则是自己报名的。这个项目设置本身就考虑了反对专业壁垒，“人人都是艺术家”在这里并不是一句口号。
在艺术家工作的10天当中，我们至少会安排一次探访。即便我们从微信的直播和他们的描述中知道村子的现状，但现场的触目惊心仍然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看到用废弃的工厂改造的像监狱一样的出租房，只能容纳一张床位的房间，没有窗户，里面漆黑，房子从外面看有火烧过的痕迹；遍地的垃圾、污水和粪便，有的村子本身就建在处理垃圾的地方；有的一个村子聚集了10万人，比一些县城的人口还多；有的是几百个临时厕所排列在一个一个院子外面，上面写满了各种防止外人使用的粗口；有的地方聚集了几百家的石材工厂，粉尘和污水布满了街道和河流；还有得了绝症在等死的中年妇女，她不绝望，只放弃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首都，一个并非只有天安门、鸟巢和长城的地方，不一样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一个抽象的概念。
在工作过程中，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展开调查，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遭遇，这些遭遇成为项目重要的组成部分。40个项目大部分按计划完成，虽然有着各种困难。中途也有放弃的，有的是触及了权力的红线，小学校长流着泪在倾诉，却不敢让艺术家做任何记录；有的是艺术家无法承受村子恶劣的生存环境，待了几天后放弃了；有的是加入项目之后，并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做而放弃；还有几组是在项目过程中都有人生病。
2015年3月29日，社科院李人庆老师在工友之家举行的“皮村，早晚见”项目讨论会上发言 ©葛非 摄影
2015年3月29日的下午，长期关注工友之家的宋轶，在皮村的工友影院组织了《皮村，早晚见》的讨论会。现场来了五六十人，有社科院的李人庆老师，工友之家的王德志、许多，还有他们组织的七八位工友，还有参与了的艺术家，还有一些对项目有兴趣的朋友和媒体。我们简单介绍了已经进行的项目，到场的艺术家则由自己介绍。社科院的李老师反思作为学科的社会学，艺术家丰富的感知实践，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讨论的过程中也初步触及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些成为日后关于这个项目争议的焦点，比如这是肤浅的社会调查还是蹩脚的艺术？艺术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艺术与知识生产的关系等等。现场的讨论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充分展开。当有艺术家开始滔滔不绝用专业的说辞描述自己的实践时，那尴尬的错位让我们不得不打断他，让他用简单的语言说明自己的工作。也有艺术家先抛出一堆哲学家的名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然这样的情况并不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做家政的阿姨（范雨素），她一直在会场的最后一排站着，也许到的晚一点，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她。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她举手发言说了很多，其中一句：什么时候大家听到“艺术家”与“清洁工”这两个词，觉得他们是平等的，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平等了。她道出职业分工与不平等秩序同构的事实。艺术家身份并非置身社会秩序之外，艺术实践的逻辑如果不能重建平等的生产关系，那一切不都是虚伪的说辞吗？
2015年7月11日，由崔灿灿策划的“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文献展，在望京的单向空间开幕。40个项目积累了上百万字的文献资料、几千分钟的视频与海量的图片。空间的位置并不好找，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内，但开幕的当天还是吸引了三四百人过来观看，这是个少见的并非只有艺术圈的人来“捧场”的展览。40个项目中有着各种情境，有的是艺术家自己的设置，有的是偶然的遭遇；有的项目内容非常丰富，充满细节，有的则只有一小段文字或视频，但这些都是同等重要的。展览的空间并不大，大约170平米，放置了20块双面活动展板。因为空间在周末还有其他的活动，需要腾出地方。表面看在这里似乎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我们之所以不考虑美术馆，就像先前说过的，是跟项目所针对的人群有关，而单向空间则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对接入口。项目的后续有着大量的报道，媒体被艺术家有趣的调查和观看方式吸引，随着信息不断的呈现在公众面前，一个整体的实践形态在公共舆论中也逐渐展示了出来，成为了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但这里要提醒的绝不仅仅是艺术家的花招，而是那巨大的、被回避的现实，在一个一个细节中集中浮现让我们震撼。
随着项目在社会空间中的不断传播与影响，艺术圈内部开始反馈，有支持也有质疑。质疑的声音五花八门，但比较集中的就是这到底还是不是艺术？（这几百年的艺术实践似乎一直伴随着这个终极问题）与此相关就是，这是蹩脚的社会学还是艺术？这里有些基本的关于艺术的理解需要梳理。调查作为一个手法，能不能成为当代艺术的实践方法？这是个常识问题，就不回应了。德国艺术家汉斯·哈克甚至经常直接呈现他的调查资料。还有这些问题的潜台词是社会学更科学、更客观。但了解社会学历史的人就知道，没有客观的视角。文化、语言、研究的方法还有研究者自身的个人语境，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得出不同的结论。对研究范式的科学与客观的迷信反而是一种妄想。我们所接触到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此都有着清醒的警惕。艺术家的调查强调充分的感知，认同艺术家自身作为不确定性的主体，不回避任何相互的与他人或情景的遭遇。因此在项目中，艺术家所呈现的、或采取的方式带有非常多的偶然性：荒诞、歇斯底里、无可奈何、搞笑、悲愤、强迫、装逼、还有失败。在这个项目中，如果一个艺术家每天去五六环的村子中数苍蝇，每小时公布一次，并配上苍蝇的特写与视频，也是允许的。所有这些充满感性和荒诞的信息，这些在普遍性知识中要回避的，恰恰是艺术实践中所珍惜的。所以我们一直说这是在直播遭遇、直播他的所见所闻和感受。这也是艺术的实践伦理，让不可名状的创伤（这是个主体的概念）能被看见，能被表达和传播。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改变，才能在一些重新被看见的现场面前，考虑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或者理解那些已经僵化的概念。艺术家在建立这样的上下文，也是为了理解自身，去重新建立我们自身的语境。我们身处其中，如果不了解建构我们的现场，如何让意义浮现？那症状只能以迷狂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沉浮。通过个人之间的联合行动，让被遮蔽的现场重回公共视野，艺术家用他自己的方式，改变了视觉秩序在社会中的分配，对接触到信息的每一个人，在公共场域的意义上，就是在重建被篡改的上下文。在这样的理解中，艺术家式的调查是最为激进的当代艺术实践，而不是同质性的生产新符号。当你真的尊重自身偶然的事实，你的回应必然就是创造，同时也能避免更多因语境错位带来的误判。还有艺术家本身也是社会秩序生产的一个后果，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一直存在，对于自身性质的反省，是作为自觉行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对艺术家身份的焦虑可能是来自于对自我辨识的焦虑，也可能来自于对自身价值确认的焦虑。但当下艺术实践并不是通过差异化来定位，虽然并不反对，而是通过实践去理解自身的来龙去脉，去理解权力在身体的运作。而与他人的遭遇，是权力运作的基本场域，艺术实践的伦理就是面对它。面对不仅仅是指通过形式的语言来表达或遮蔽，更是通过裸露，通过不去消化或无法消化，去激发行动带来改变。
2019年11月16日，曾经车水马龙的朝阳区东坝乡西北门村已经被夷为一片平地 ©葛磊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