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范雨素》 | 别说话，先去找来原文好好读一读
好像穷人只能为饭活着，才没人笑似的。
——范雨素
4月24日，界面旗下的非虚构栏目《正午故事》，像往常一样发表了一篇纪实性长文，不知怎的，阅读量嗖嗖往上涨，很快就突破了几万的日常平均值，径直飙到十万加，看着一千千不断上涨的数字，范雨素挺害怕的。
25日，她本来要去做小时工，结果太多媒体来找，只能请假。到了下午，说自己有社交恐惧的范雨素躲进了深山的古庙中，不能见任何人了。
▲范雨素给文学小组组长小付发的信息。
她不只一次对媒体说“我不愿意出名”、“我不用文字谋生”。遇到什么人火了，大家总会先想到炒作，挣钱，手段和心机。在看到2015年，范雨素在皮村工友之家研讨会上的现场发言以及2016年5月的短章《农民大哥》之后，知著君认为这就是范雨素，一个真实的范雨素，炒作与否她都配得上如潮的赞美和众人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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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雨素在研讨会上呼吁：“农民工”和“艺术家”都应该成为中性词
范雨素来自距城中心30度公里的皮村，经常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这个小组还出过一本作品集，叫《皮村文学》。
十年前一个名叫孙恒的年轻人来到皮村，在公益机构的资助下成立了“工友之家”，建起打工博物馆、图书馆和电影院。外界报道将皮村抽离出全新的形象——这里的农民工是弹着吉他唱着摇滚朗诵着诗歌的。
▲文学小组读书会现场
由于这里是北京文艺农民工们的“据点儿”，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媒体报道了，但远没有这次凶猛。能够相提并论的只有被大家称为“脑瘫诗人”的余秀华，但当时余秀华抗拒采访，因为她觉得大家的关注点并不在自己。
▲余秀华
如果说那篇《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是因为作者的残疾诗人身份与“睡”这个充满挑逗的词才得以吸睛，那这篇看起来并不“劲爆”的《我是范雨素》为啥就火了呢？
工友文学小组组长小付也觉得特别奇怪：“能写这种文章的人很多呀。”
▲文学小组组长小付
但是一年前，手捧《皮村文学》的正午故事编辑就是觉得范雨素的文章在众多中是如此出众，它跟所谓的“打工文学”太不一样了，大家都在诉苦或抒情，而她没有：
“小英，你听说过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吗？咱们可以把思念打成包装，放进背囊。到老了，不能再打工时，咱们运回老家。坐在自家的土炕头上，一点点打开，重温今天分居时的思念，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郭福来《思念妻子的一封信》
从他受伤到去世，只有短短两个多月。我总是想如果小叔不是那么忙，不用急着去天津卖早餐，或者龙叔有妻子儿女可以照顾他，或许龙叔能活到现在…——李若《别死在池塘里的龙》
故乡的一个个老人们，如夕阳西下，用他们最后的光芒，挣扎着照亮这里即将黑暗的天空。我无力回天，也无法改变家乡的境况，只能叹息地看着房倒屋塌、十室九空，再过几十年，这个村庄将不复存在，我疑惑，到那时，故乡没了，我会在哪里落脚？——王春玉《衰落的故乡》
“我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范雨素《我是范雨素》
▲“皮村文学”中的部分文章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只有释怀才敢评价。她把自己的一生轻描淡写成了2000来字儿，处处透着黑色幽默式的自我嘲讽。不过多的抒情也没有废话，精准简练的句子就像尖刀，戳中要害，直击人心。
▲范雨素
她也苦。从少时乡村的温饱问题与人情淡漠到带着孩子漂泊北京的严酷和孤独，她和别人一样都是坎坷。《大家》专栏的作者安光系说：“她那个时候日子极其艰难。印象中她当时只有一个女儿和她在一起，她和女儿的饭就是白米煮稀饭，没有任何菜。她说她们常常就是这样的饭，一吃好几天。”那又能怎么办呢？“活着总要做点什么吧？我是无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穷苦，我又能做点什么呢！”
▲范雨素与女儿
她也有感情，《我是范雨素》是碎片化的六个部分，母亲贯穿了全文。是母亲无条件的爱与宽容支撑着她走到现在。范雨素说自己写文章必须是有感而发，这篇文章的写作契机是当她得知母亲因为土地维权，被维稳人员拽坏了胳膊，过去的事情就全都浮上来了。远在北京的她写到：“我只能在这里，写下这篇文字，表达我的愧疚，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范雨素80岁的母亲
范雨素的文字都是无奈而坦然。接受了过去，直面于现实，隐忍着感情。采访视频中，范雨素语速快、直白、诚恳，跟她的文字一样。自己的事和情绪，没啥遮掩的，也没啥不好意思，就这么告诉你。文学小组老师张慧瑜说整个组属她读书读的最多也最杂，几十年的积淀已经融入日常话语交流，范雨素就是这么一个人，当自己已经尽力，剩下的就交给命运。
社会学视角将个体苦难视为社会问题的表征。米尔斯指出了个体苦难的社会性，认为个人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苦恼，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所造成的。范雨素的笔下的农村由多条线索纵横交错，从她的母亲到女儿是纵向的时间线，不同阶段范家内部之间以及与乡邻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又暗含着城乡发展中的种种阵痛。
“我最服气的是我的母亲”
范雨素的母亲是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女人，是旧农村中的“上层人物”。首先，她没上过一天学，被家里人指定婚姻，有五个孩子，一家人都要靠她养活；其次，她是一个口齿伶俐，能说会道的妇女主任，民主选举的，在村里拥有不可小觑的话语权；她还是媒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家家都有好几个娃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像母亲这样的人，是最受欢迎的人才。”
▲范雨素80岁的母亲
母亲凭借说话的艺术成为了村里的强者，却始终没能走出这片土地。而十二岁的范雨素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博览群书，文人气质，再加上母亲在村里受人爱戴，也只有她能自我膨胀到出走。
“在我们襄阳农村，儿娃子（男孩）离家出走几天，再回来，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一个娘娃子（女孩）只要离家出走，就相当于古典小说的私奔罪。在我们村里，从来没有女孩这么做，我离家出走，成了德有伤、贻亲羞的人。”
男女不平等和封建守旧的思想描画出旧农村女性的生活背景，范雨素的人生也因此变了轨迹，因为私自跑走，根据村里的惯常，她应该没脸去上学，于是范雨素就再也没有上学。
▲听课笔记上是范雨素的原名：范红菊
“我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来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岁……如果把这几十年的新闻连起来看，你会发现，在没有农民工进城打工之前，就是约1990年之前，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世界第一。”
等到范雨素20岁，大哥哥没能跳出农门，也没能成为文学家，养成了“孔乙己”般受人鄙视的文人气息；小姐姐成了乡村教师，男朋友却抛下她去了城市打工；小哥哥嗜赌成性被撤了官。范雨素还是8年前的范雨素，到底是离开了乡村。
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母亲是村里的强者，女孩外出打工也不再是私奔罪那么严重了，1989年开始，“民工潮”如火如荼。又是一个最差的时代，“按照襄阳农村的传统，成年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母亲没有帮助我的权力。母亲是政治强者，但她不敢和中国五千年的三纲五常对抗。”她还是生长在农村，一个重男轻女，贫穷冷漠的农村。
“我的大女儿跟着电视里的字幕，学认字，会看报看小说了……今年20岁，已成了年薪九万的白领。”
范雨素的女儿成长在城中村，和农民工的孩子们一起玩，生活的地方好像还是那个农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城市的扩张可能无法拔起牢牢扎下的根却抹去了不少乡土气，环境塑造人，更何况是十几岁的孩子。进程农民工的孩子有着相比妈妈们好太多的条件和眼界，生活着城市里的他们可以尽情地展翅飞翔，最起码不会遭受亲人们的白眼。
▲范雨素的家就住在皮村，一个城乡结合部
虽然家乡的影子悄然退去，家庭的气味依旧倔强地传承。中国在变、农村在变、贫富差距好像也越来越大，物质与精神资源的匮乏总是让好东西显得弥足珍贵。范雨素的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但精神上的支撑和对弱者的帮助，言传身教，传给了范雨素。
“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范雨素这样写已经成为白领的女儿：“她上班的文化公司，每天发一瓶汇源果汁。大女儿没有喝饮料的习惯，每天下班后，她双手捧着饮料，送给公司门口、在垃圾桶里拾废品的流浪奶奶。”
随着范雨素跳出农门，来到北京做育儿嫂，农民视角下的城市面目跃然纸上。范雨素写她的富豪雇主三妻四妾，女雇主“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严，伏地求食……每每这时，我就会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还是大清帝国，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我没有特异功能，我也没有穿越过呀！”没有写到的是每到饭点儿，“雇主亲戚会拿给你一双一次性筷子”的刺痛。
她将雇主孩子的国际学校和女儿以及不上学的朋友们放在一起，写到：“公立学校不让农民工的孩子上，上学只能到打工学校上，”最后这些不上学的孩子们都成了工人，逆袭的案例少之又少，父辈的穷苦，循环往复。
▲皮村
从小养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不允许范雨素诉苦，现实中的她也不会反抗，更无力反抗。讥讽的文字是用来宣泄的，背后的阶级矛盾、社会痼疾、别人圈子的规则她不一定明白，但“一次性筷子”带来的感受是真实的。
布迪厄将个人苦难的原因划分为社会不平等结构带来的位置性痛苦和社会关系纽带弱化导致的解体性痛苦。与范雨素的经历异常的契合，以范家为圆心铺开去，就是一个社会缩影，范雨素的痛苦充满了对种种社会现象的映射。
但是一说到皮村，范雨素的话语里又满是轻松和调侃。她写道：“中国人都知道，京郊农民户户都是千万富翁，他们的房产老值钱了。土豪炫富都是炫车炫表，炫皮包，炫衣食。这些炫法，我们皮村都不屑。我们皮村群众炫的是狗，比谁家养的狗多。”采访中被问到为什么选择来皮村，范雨素认为第一是房租便宜，第二就是有“工友之家”和有趣的人。
▲皮村“工友之家”大门
在北京这座包容万象的城市，范雨素不强求自己融入别人的圈子，精神寄托总归是会有的。饥饿和羞耻消耗着生活的热情，“工友之家”就是范雨素们精神的寄托，工人阶层的文化复兴也将会是社会情绪的调控阀。
▲皮村“工友之家”免费图书馆
从范雨素身上，广大的文艺农民工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今年的范雨素44岁，生于70年代，长在80年代。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国人压抑了十年的“文艺理想”喷薄而出。迎来改革开放号角的百姓终于能够接触到除了“红色读物”之外的文艺作品。拨乱反正与文化体制重建大背景下，伤痕文学的代表《班主任》；《今天》杂志的朦胧诗以及先锋美术运动“星星画展”宣布中国文化事业春天的来临。
▲《班主任》封面
▲星星画展
同时，潘鸣啸先生所说的“失落的一代”扛起了“知青文学”的大旗。字里行间透着独有的折返、找寻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期许，就是现代人口中的“诗和远方”。范雨素学着知青小说的样子“出逃”海南岛，在垃圾桶里找吃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而且，小说里都是这样的。这段经历剥夺了她上学的权利，却激起了大批读者的共鸣，仿佛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5年，杨宏海第一次提出打工文学。 1984年《特区文学》发表了林坚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20 世纪 90 年代初，张伟明、安子是第一代打工文学的代表。
从王十月的《烦躁不安》到欧阳一叶的《浪子飘》，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操起键盘和手机参与到打工文学的写作中，打工文学网、榕树下、红袖添香等文学论坛，包括打工者的博客、微信等新媒体，成为打工者抒发情感的平民化载体。
“我，他们，不该开除我，我啥都忍得，晒太阳、淋雨、跑花园、拖地，我的工资，还有押金，我要工作，现在没了……”——周崇贤《我要活下去》（1997年）
“我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当插件工。这是一条没完没了的流水线，工作时间一天8小时是不正常的，而12小时是正常的。那些电子元件虽然有棱角，但大小不一，不好插，没干多少天，手指上便是一团黑黑的淤血，十指连心地痛。”——安子《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1999）
“每天上班十一小时，底薪只有六百四十元······辞了工将自己埋在被窝里，想着两年来所经历的寒风冷雨。不经意间流下了泪的伤。”——欧阳一叶《浪子飘》（2010）
“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余秀华《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2014）
“最后，大哥什么都不养了，说以后踏踏实实做农民。——范雨素《农民大哥》（2016）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范雨素《我是范雨素》（2017）
▲部分打工文学作品选摘
《我是范雨素》是打工文学的又一里程碑。网友们多是为范雨素的真实和坚强所感动，为史诗般的乡土纪事所震撼。近些年，中国政府一边“打虎拍蝇”，一边更加爱惜人民，大众的目光也始终聚焦于自身，“小人物”和“老百姓”最容易受到关注。
这是一个好现象，平民阶层得以借助众力发声，比如早年的庞麦郎，西单女孩任月丽，还有《我是仙女》里被奉为设计师的王守英。但其实，过度的关注所形成的“消费”就像一场春梦，到最后如鸟兽散去，留下当事人在原地恍惚，更有甚者走向了堕落。范雨素不愿自己被消费，搞得像做了什么不正常的事，被当戏看。
对范雨素的众多采访中，让知著君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句：“好像穷人只能为饭活着，才没人笑似的。”范雨素奇怪于人们过度的反应，在她看来，只要是人，都有着多层次的需求，物质的和精神的，只是为内心堵塞的情感寻找一个出口，有啥大惊小怪的。难道穷人就只能为饭而活才正常吗？知著君觉得她挺对的。
各大媒体和网友们惊叹于农民工强大的文字功底和感悟能力。为人惊叹的通常是被认为超出常规的，甚至，违和的。大概是一种从上世纪80年代末“民工潮”形成伊始就种下了的固化潜意识——农民工=没文化。30年足以令一个国家改头换面，上述顽固思想的出现或许可以归结于信息门槛的影响，而随着科技浪潮愈加汹涌，移动互联网催生的“信息平权”使得这种知识鸿沟在逐步的缩小。知识的获取就像言论自由，文明从来都是为人类所共享。
“工友之家”的创始者孙恒说：“过去，社会上都习惯叫我们‘打工者’，这是指我们是一群被雇佣的劳动者，而‘新工人’则有了主体性的含义，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其次，‘新工人’是我们一种自觉的诉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
打工文学已经形成一种文学题材，有着十年发展史的工友之家已经变成新工人艺术团了，范雨素在某一次“工友之家”讨论会上倡导农民工与艺术家都应该成为一个中性词，而那些自诩“高知”的“文化人”仍停留在过去，用陈旧的短见操纵着象征新时代的键盘。到底谁才是违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