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类学讲座回顾] 与赫兹菲尔德对话: 政治人类学视角中的威权与权威
2015年5月21日（周四）下午四点的文科楼1004室，哈佛大学人类学资深教授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以"In Dialogue WithHerzfeld: Exploring the Anthropology of Power and Authority"为主题与来自人类学和相关学科的师生们展开了一次以政治和权力为主题的学科对话和交流。本次工作坊的主旨与潘天舒教授于2015年春开设的政治人类学课程相呼应。赫兹菲尔德教授不但梳理了政治人类学的一些传统观点，也适时地提出了一些新的视角。他始终强调语言和田野调查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鼓励同学们坚持学习语言，并将其运用于田野研究中，充分认识并应对人类学领域的新挑战。
首先主持人潘天舒教授向大家介绍了他的老师赫兹菲尔德教授。潘老师介绍说赫兹菲尔德是哈佛人类学系近年来最多和最活跃的人类学家，同时也掌握了很多种语言。作为访问学者来复旦时讲授的FIST课程（Doing Anthropology in the 21stCentury）场面非常火爆，从那以后赫兹菲尔德也成为复旦人类学民族学所和整个长三角人类学界的常客。
赫兹菲尔德教授首先强调他希望通过这次工作坊与大家分享政治人类学一些传统的理论范式与他田野经验结合后产生的新想法。他认为当今很多博士生引用的很多书和文章，却很少关注到1990s以前的成果。政治人类学经历了结构，能动性(或称过程论)的理论范式变迁，从关注结构，文化，制度到个人选择，策略，赫兹菲尔德指出这些不是决然对立的，我们生活在一种有结构的社会里，过程中也需要有秩序。
在这场对话中，赫兹菲尔德教授主要围绕四个主题进行论述，这四个主题背后的线索是政治人类学从结构到过程和能动性的路径转移，从固化到动态的视角转变。结构和过程作为政治人类学研究两个不可绕过的关键词，他认为二者缺一不可，结构只有在过程中才能被理解，过程也只有在理解结构的前提下才能被认识。
第一个主题是无政府政治（politics without government）。这是政治人类学最传统、最初始的研究主题。1940年，佛迪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出版了著名的《非洲政治制度》，本书被认为是政治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书中描述了两种政治组织国家的差别，一种是欧洲和中国类型的君主集权等级制（centralized state structures）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另一方面是的继嗣群制度（the 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即“政府不存在”的“无首脑”的社会，他们没有西方人所熟悉的那种政治生活，故而被认为“非洲人没有政治生活”。而早期政治人类学家们的发现改变了这一观点。政府是一种常见的政治形式，那些有政府的政治制度，我们大多称其为民族国家。但在一些社会中，政治是可以脱离政府而存在的，宗族（clan）与世系群（lineage）等也可以被视为政治组织。非洲大陆的传统政治形式并非民族国家，而是裂变社会（segmentary society），权力掌握在非正式组织中。
虽然不存在以欧洲政府为标准的政治体系，但非洲大陆有着其特有的政治关系制度，如世仇（feuding）。赫兹菲尔德用了现代足球队作为比喻解释了非洲由世仇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关系。对个人而言，世仇无疑是暴力的源头，但同时对整体而言，世仇体系却产生了维系整体社会和平与平衡的重要作用。普里查德笔下的努尔人正是一个经典的人类学案例。世仇制度在政府建立之前运作良好，但当民族国家建立，事实上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和破坏。努尔人和丁卡人的社会，也就是现在的南苏丹地区，正处于尖锐的冲突暴力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需要被推翻，而是说人们应该改变对世仇等本土制度的看法，应当从本土的角度去理解当地社会，才能够真正解决本土化的政治困境。
赫兹菲尔德教授用《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这一民族志经典案例来说明政治制度的不固定性。利奇在他的书中提出了关于克钦政治制度的“钟摆模型”，克钦社会政治形态在民主的贡老制(gumlao)和专制的贡萨制(gumsa)之间来回摇摆，从而在较长时段内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赫兹菲尔德回顾自己对泰国的田野研究，指出泰国是混合制的政治形式。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在官僚主义的民族国家，国家应该提供对个人的保护来获取个体对国家的忠诚，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等私在。就此，Herzfeld认为八卦在生活中很重要，他让我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应该做。
第二个主题是从内部视角出发的民族主义叙述（nationalism from within）。赫兹菲尔德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学是一门八卦学。Gossip的词源来自于godsib，意为教父教母和好友，也就是说只有完全信任的人才可以互相讨论八卦。这实际上暗含着一种人际关系模式，聆听八卦的能力意味着人类学家可以融入并取得所研究对象的信任从而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将人类学视为八卦学是为了提醒大家人类学保持聆听的重要性。不同国家、地区有着不同的本土话语和解释，只有用内部视角去看，参与其中来了解当地，才能真正做好人类学研究。人类学家必须在与当地人结为朋友之后，才能把握那些隐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东西。
由此，赫兹菲尔德教授结合自己在泰国的田野调查经历，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发现，即所谓“钟摆模式”（oscillation）。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相对的政治秩序，一是集权的贵族制，二是无政府的民主制。这两种社会的结构性内在矛盾导致了两种制度之间的不断“摆动”，但同时这种“摆动”保持了整体的动态平衡。他认为，钟摆模式是存在于每个社会的。除此之外，赫兹菲尔德教授还强调了维系国家存在和保持成员忠诚的一些其它因素，如身份认同、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等。
赫兹菲尔德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在本尼迪克特的《想象的共同体中》中比较早提到民族主义，以前并没有今天的中国，美国，泰国这样的民族国家概念，民族主义是“文化的人造物”，是对时间压制的机器（“Machines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ime”），是怎样产生的，拥有一样的宗教，语言。民族国家想要一直存在，要获得人们的支持。腐败（corruption）是一个历史，传统(heritage)是不朽的，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传统，最好的方式是学会当地的语言。在对国家法律自由主义以及对国家忠诚的概念探讨之后，Herzfeld指出文化的亲近是对国家忠诚的真正原因。
第二个主题是从内部视角出发的民族主义叙述（nationalism from within）。赫兹菲尔德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学是一门八卦学。Gossip的词源来自于godsib，意为教父教母和好友，也就是说只有完全信任的人才可以互相讨论八卦。这实际上暗含着一种人际关系模式，聆听八卦的能力意味着人类学家可以融入并取得所研究对象的信任从而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将人类学视为八卦学是为了提醒大家人类学保持聆听的重要性。不同国家、地区有着不同的本土话语和解释，只有用内部视角去看，参与其中来了解当地，才能真正做好人类学研究。人类学家必须在与当地人结为朋友之后，才能把握那些隐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东西。 由此，赫兹菲尔德教授结合自己在泰国的田野调查经历，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发现，即所谓“钟摆模式”（oscillation）。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相对的政治秩序，一是集权的贵族制，二是无政府的民主制。这两种社会的结构性内在矛盾导致了两种制度之间的不断“摆动”，但同时这种“摆动”保持了整体的动态平衡。他认为，钟摆模式是存在于每个社会的。除此之外，赫兹菲尔德教授还强调了维系国家存在和保持成员忠诚的一些其它因素，如身份认同、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等。
第三个主题是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赫兹菲尔德教授提出，当前政治人类学正进行着从宏观政治向微观政治的视角转变。人类学家应着眼于研究小规模地方性政治过程，关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话语和具体诉求，从而揭示出日常生活背后的政治意涵。如Marcel Mauss的礼物（gift），Max Gluckman的八卦（gossip），F.G. Bailey的策略（stratagem），等等，都是人类学家微观政治研究的杰作。作为地方话语或者客位话语的腐败（corruption），作为关系系统或者结构暴力的赞助（patronage），以及包括性别、阶级等在内的个人关系等等，都可以作为微观政治的研究对象。
最后一个主题是审计文化和新自由主义（audit culture and neoliberalgovernment）。赫兹菲尔德教授结合自己在内华达大学演讲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审计文化如今已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经济主导了政治思维方式，所有事情都被简化为了一种经济测量。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玛格丽特·撒切尔曾说，“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有个体”。赫兹菲尔德认为新自由主义制度让我们陷入了选择和唯意志论的风险之中，而审计文化将大学视为数据的生产机器而非真正的知识。如果把一切标准化，一切都将不可知，真正的知识也将不复存在。他提醒同学们，如果你对我尊重，请不要称呼我为教授，而是尽可能和我争论问题，追求真正的知识而非衡量性的表演。
在演讲的最后，赫兹菲尔德教授提出了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对政治人类学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人类学必须要捍卫对细节和小规模社会研究的意义，绝不能忽视民族志方法的独特洞察力，并且政治人类学应当致力于政策批评，尤其需要关注对审计文化的剖析。人类学本身就是政治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涵盖权力关系，人的日常行为无处不存在政治性。
人类学可以并且应当在政治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正如赫兹菲尔德教授曾经提出的“有担当的人类学”（engagedanthropology）。真正的知识来自于对研究对象的真正尊重，对本土话语和诉求的真正理解。这是政治人类学可以区别于政治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和道德基础，也是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价值。
复旦人类学 柴茜 冯博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