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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无法逃脱的长夜——你我身边的大学生抑郁症群体
采访：张卓 黄丽媛 秦钰阳 杨佩佩
撰文：张卓陈默很努力地回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患上抑郁症，“脑子里乱糟糟的，揪不出来一个准确的。”她摇摇头。 最开始的那段日子，陈默惧怕下雨天。
四年前，她还在念高中。一天深夜，她被隔壁卧室母亲尖利的求救声惊醒。她冲到母亲的卧室，看到父亲赤着脚，摁着母亲的头，结实的拳头一下又一下地锤在母亲的身上。“你给我下毒！你要毒死我！我先弄死你！”
母亲哭嚎着无法言语，努力拽着旁边的被子想盖到身上，抵挡一波一波砸下来的拳头。
陈默一瞬间全身的血全都涌了上来，狠狠地推开父亲。父亲被推了一个趔趄，发狂地对陈默吼着：“她给我下毒！她是要跟那个男的跑！”陈默盯着父亲发红的眼睛，张开双手护着身后的母亲。 父亲一个巴掌扇倒了她，她的眼镜飞了出去，父亲的腕表刮破了她的结膜。等她从地上爬起来时，眼白处已是一片血红。 她忘记了当天晚上她和母亲如何仓皇地逃出来，只记得那一天深夜冰凉的雨水滴进她眼中的伤口，尖锐疼痛中，她抬头看见母亲惊慌失措的泪眼。父亲是爱陈默的，天亮之后清醒了的他自己去医院挂了专家号。他被确诊为精神分裂，大脑功能紊乱而出现幻觉、幻视。因为疾病引发的妄想，他怀疑妻子出轨、给自己下毒，幻想出妻子一个不存在的情夫。陈默看着自己的父亲，一个一米八的东北大汉在自己面前懊悔，哭得像个小孩。 父亲开始每日服药，情况似乎一天天好起来。但陈默越发无法安眠，她竖着耳朵，每晚听到父亲推开房门的声音就心中一紧。她的眼镜摆在离她最近的地方，手机每晚满格电不关机，为的就是万一再听到母亲的求救声可以第一时间报警。 父亲的药量从一片转为半片，到停药。父亲的妄想症依旧像定时炸弹一样偶尔发作，但是再无严重的暴力事件。陈默高考之后南下到浙江读大学，在大学寝室的每一个夜晚她都不需要再提心吊胆，与室友聊天笑闹之后爬上床，生活开始变得轻松快乐。
她睁眼到天明，僵着的身上全是汗。“天亮的时候，整个人像淋了一场大雨，湿淋淋的。从那以后，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我感觉自己都是湿淋淋的。”陈默说道。 她打电话给母亲，母亲说情况很好，她疑心是母亲骗她。室友惊讶于她每日的萎靡不振，她悚然以为室友知道自己父亲的病。“我问过医生，精神分裂是有遗传因素的。我极怕自己得精神分裂，但是我每日无精打采，干什么都没有兴趣和力气，还有疑心病，我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得了精神分裂。”她如是说道。 “那段时间我就天天想着，我跟我爸住在一栋医院里，我俩都是精神分裂。我住楼下女病房，他住楼上男病房。”陈默笑起来，肩膀一抽一抽的。 陈默的情况越发严重，每天晚上脑中不知何时会出现钟表的滴答声和雨水的声音。白日浑浑噩噩，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强迫自己去食堂，点了三两饭却一粒一粒米地吃。而她真正决定去医院，是在她察觉到自己有自杀念头开始。 “那时候还是考试周，我们学校的行政楼非常高，学生们都开玩笑说‘一跃解千愁’，我就经常无意识地围着它兜圈，后来每天晚上，我开始想我从上面跳下来的样子。每天晚上我都是浮在水面上，太吵了。如果跳下去能跳进深水，沉下去，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就能睡着了。”她说道。 她逼着自己去了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她看到诊断书，原来自己不是精神分裂，是中度抑郁症。
刘苏一直是所有人眼中优秀的存在。 高中就读名校，轻松考入浙江大学。在大学顺风顺水，奖学金拿到手软。本科毕业后，她成功申到美国Top5名校。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她从未输过。 但在美国的无数长夜，她都饱受抑郁症这个梦魇的折磨。 刘苏回忆，在美国读研究生时，每天需要阅读大量的英语文献，论文压力非常大。同时，她对未来的路毫无头绪，整个人逐渐迫切和焦虑起来。最初她发现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经常疲惫不堪。失眠成了严重的问题，一晚上有时候只能睡一两个小时，早上起来浑身无力。 “以前我一直是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很强的，而且适应能力也很好。不管是环境也好，语言也罢，都不会产生畏缩的心理。但慢慢地，一切都变了。”她的记忆力慢慢减退，教授讲过的资料，几分钟就不记得了。不管是谈恋爱、读书、弹吉他，所有以前特别喜欢的东西，她都无法提起兴趣。
一天晚上，刘苏出现了幻觉。她躺在床上，看见天花板上一个巨大的蜘蛛砸向自己。她惊惧地跳起来，跑到外面。她的抑郁情绪越发严重，凌晨经常出现自杀的想象。 刘苏拨打了校医院的求助电话，医生建议她尽快到医院检查。医院为她安排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她被确诊为轻度到中度抑郁，从心理咨询开始接受治疗。一个月的心理咨询没有任何作用后，她开始接受药物治疗。 她瞒住了自己国内的父母，把自己的病情告知了在美国最好的两个朋友，但朋友回应她的却是满脸的不可置信。“谁得抑郁症你都不可能得。”在朋友眼中，刘苏开朗活泼，喜欢跟人聊天。父母开明，无条件支持她的选择。与人们印象中抑郁症患者木讷、呆滞、迟钝的样子，截然相反。 刘苏说，很多时候，得抑郁症的往往是那些平时很快乐、很阳光、看起来比正常人还活泼的人。而一些患上抑郁症的人，外在若无其事，常常面带微笑，表现得阳光而活泼，但内心却承受着外界难以理解的孤独和痛苦，这就是微笑抑郁症。
新华社2014年报道称，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人数高达100万人；人民日报官方微博2014年发布数据称，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人。《北京青年报》2016年7月4日报道说，当今中国，大学生已成抑郁症高发人群。
据浙江大学专职心理咨询师俞林鑫介绍，浙大全校大概有2%-3%的同学会进行心理咨询。在这些前来咨询的同学中，存在着非常多的抑郁倾向。每100人中就有6人已经确诊为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更多的，只是有比较明显的抑郁倾向，还待诊断。 “抑郁症的原因非常复杂，主要为来自外部环境的刺激以及过去的创伤，甚至一些病人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目前学校里的高发人群是新生以及研究生，问题主要集中在无法适应新环境、学业压力过大、失恋等。”俞林鑫说道。 俞林鑫特别提到了很多抑郁症患者对于患病的病耻感。“很多抑郁症患者有很强的心理负担以及羞耻感，父母生怕孩子的病情被外人知道，被别人说精神病。自己就已经给孩子的病情贴上了负面标签。”而这种病耻感使得抑郁症患者内心更加压抑痛苦，增加了更多负罪感。刘苏曾提到过这种负罪感， “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不想让你们觉得我不开心。”是很多抑郁症患者的内心感受。 前来咨询的同学中，自杀念头非常常见。“10个中有2个吧，是有比较强烈的自杀情绪的。”俞林鑫估算了一下。遇到咨询者强烈如果有强烈的自杀念头，他将建议去医院接受药物治疗，寻求医学的帮助。 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一些程度较为严重的人选择来到医院，接受治疗。记者来到位于天目山路上的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这是一所治疗精神、心理疾病的三甲专科医院。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更多接受药物或者住院治疗的患者们。
父亲大着嗓门，支起肩膀，一只脚不停抖动着。“太晚了！你现在说这些太晚了！早干嘛去了！”他一连说了好几次“早知道”。身旁的妻子悄声细语，手指一顿一顿地敲打着丈夫的手臂。“你要以男人的方式来跟儿子沟通，他听你的话，我们以前就是跟儿子沟通太少。”“你早跟我说嘛！早跟我说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就不让他回去了！你现在跟我说有啥子用，都成病了！”他打断妻子的话，翘起的脚抖动得更厉害了。 朱童闭着眼睛，面无表情，似乎并未听见身边父母的争吵声。他穿着格子衫，背着一个瘪瘪的双肩包。坐了一会，他站起来在门诊门口四处转着。父亲噤了声，母亲试探着小心翼翼地说快到了，把包放下来，坐下来等等吧。朱童背对着她，从一个诊室的门口晃到另一个门口，双肩包紧紧地贴在他的后背上，他没有回应。 候诊大厅里人很多，但是空椅子却很多。更多前来就诊的人，都是站着兜着步子，来回走动着不曾坐下。一个手拿病历的中年男人，显得格外的焦躁，他不停地叩开诊室的门，一次次地询问有没有轮到自己，一次次地退出来。 不断有人走进走廊尽头的特诊室，特诊室门口有专门的医生等候，翻看病历，然后引进不同的治疗室。从特诊室推出一架行动病床，头发花白的老人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被子上缠绕着绑带。“这是有暴力倾向的，是接受了电疗的。”一名医院工作人员说道。 有强烈的自杀倾向以及行动障碍的中重度抑郁症患者将会进行住院治疗。在杭州第七人民医院的住院部二区，住着抑郁症患者以及精神分裂患者。一道玻璃门，隔离了患者居住区与医护人员工作区。玻璃门外，医生护士们匆匆忙忙；玻璃门内，仿佛时间迟滞了一般，穿着病号服的人们缓慢地行走，蹲在门口，踟躇、蹒跚在走廊上。在有家属探望，玻璃门打开的时候，两个扎着高高辫子的女孩，手拉着手，一个滑步，“呲溜”一声滑了出来。
据一位曾经在七院接受治疗的吴女士介绍，抑郁症患者与精神分裂患者居住在不同病房范围。目前七院的治疗方法主要分为各种心理治疗、团体活动、物理治疗。杭七每天的活动有绣十字绣、卡拉OK、书法、催眠等，还配备有小型健身房。根据病情，必要情况下会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提也会是进行麻醉，不会有任何痛苦。 等待着探望亲属的陈先生，满面愁容地望着那扇玻璃门。他就读于浙江理工大学的侄女，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又指指旁边的椅子，“刚刚这里还坐着一个男的，武汉的。他女儿在浙大读研究生，精神分裂，天天喊着有人强奸她。”陈先生点起一根烟，苦笑着，“就是你们现在这些读书人，读书读得太多了。”半晌，他轻轻地问：“你们大学生都在想写什么呢？不愁吃不愁穿怎么哪来这么大压力？” 据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刘军云大夫介绍，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近年来抑郁症患者数量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着，且患者年龄越来越年轻化。这与当下快节奏的时代特征以及逐渐“陌生人化”的生活节奏息息相关，社会竞争压力加剧，人与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慢慢感受不到亲密情感的联系，逐渐失去情感交流的能力，从而慢慢滑向孤独的深渊。 同时也在浙大紫金港校区校医院出诊的他指出，校园中的确诊患者大多以轻中度抑郁症为主，大部分可以依靠心理治疗以及药物治疗来痊愈，需要住院治疗的比较少见。但刘军云提醒，大部分住院患者的病情都是在轻中度抑郁时并未得到重视以及及时治疗而逐渐恶化，所以在发现抑郁倾向时应当尽早进行心理咨询以及治疗。 “抑郁症病程较短，轻中度一般半年的治疗就可恢复。但是抑郁症的复发率较高，彻底恢复比较有挑战性。”刘军云指出。
2003年4月1日，一代巨星张国荣从文华酒店高高坠下，留下遗言，“我一生未做坏事，为何这样。” 2016年9月16日，歌手乔任梁于死于上海家中，生前饱受抑郁症折磨。 明星的光环让我们以为抑郁症高发在知名群体中，但其实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有人在抑郁症的痛苦中挣扎。 “就是想死，痛苦得仿佛要被劈成两半，那种绝望，就是感觉死了才会解脱。你们这些有希望，生活在阳光下的人不会懂。”《新京报》报道中身患抑郁症18年的农民杨思明流着泪说。
“正常人的抑郁情绪与抑郁症是不一样的。正常人抑郁时，他们的伤心值是3，可能过一段时间就降为2，渐渐都变成0了。但抑郁症患者只要一碰到失意的事情，伤心值就是8，甚至越来越恶化，自己一个人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的平均值就是8。”知乎上一名匿名的回答者如此解释。 “国内对于抑郁症群体还是有偏见，最大的偏见可能是觉得，抑郁症是臆想出来的，是不存在的。我们往往接受眼见为实的疾病，比如身体上的病变，很难接受这种可以被隐藏的心理疾病。”刘苏分析道。 然而据德国心理学家乌尔苏拉·努贝尔的研究表明，抑郁症是一种典型的复杂疾病。复杂心理的人类创造出了复杂的世界，因而这种复杂的疾病更加需要系统性、科学的治疗方法。抑郁症的发病既有生物学方面的原因，大脑内部化学元素失衡，导致患者身心遭受双重痛苦。同时也存在社会、行为、情感等非生物性因素，导致患者长时间、全面的抑郁。抑郁症作为一种综合病症，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处方和治疗建议。总而言之，抑郁症绝不是单纯的情绪低落导致的思想痛苦，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疾病。 俞林鑫也指出，当下对于抑郁症患者存在过多偏见以及误解。很多人认为抑郁症就是自己“作”出来的，是一天到晚瞎想出来的，只要好好开导就能自己想清楚。更加过激的想法即为将抑郁症视为避之不及的精神障碍，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扣到他们头上。 “面对抑郁症患者，很多话最好不必说。” 俞林鑫表示，类似于“你应该乐观一点、一切都会过去的、不要瞎想”之类的话毫无意义，反而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心理负担，认为你不理解他。更多的需要陪伴，家人朋友能做到最好的事就是陪伴，并且监督就医、吃药，不需要过度关心。 “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最重要的是遵守医嘱，进行临床治疗，并做好自杀预防。”刘军云表示。 陈默目前已经休学进行治疗，在采访过程中虽然出现情绪不稳的情况，但是自杀念头已经不再出现，最近还念着EXO的杭州站演唱会。 刘苏回国后，有着稳定优越的工作，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目前她的病基本痊愈，虽然偶尔复发，但是基本上在可控的范围内。 “她告诉我，你不是被困在某个地方，你是可以自己操控一些事情的。”在美国时心理医生对她反复讲的话，成为她走出抑郁症的一个关键。 抑郁症，这个被称为精神上的流感的疾病，悄无声息地潜入人群中，沉默而又强大地吞噬着人们心中的欢乐与温暖。但只要活着，只要理解，只要接受治疗，就会有希望找到驱逐他的力量。在一篇抑郁症科普文中，已经走出抑郁阴霾的作者如是写道：一种病痛，它本身就包含着治愈的力量。
《不要恐惧抑郁症》（德）乌尔苏拉 努贝尔新京报3月28日报道《一个抑郁症男人的十八年》ps：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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