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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象视点】电影(纪录片)有没有性别? | 2016瑞象校园系列活动·相关阅读

2016-07-13 马莉 主编 瑞象馆

本周“中国民间纪录影像里的社会田野”的工作坊活动将迎来石头和明明这两位女性导演和艺术家担任客座嘉宾。我们选编了以女性电影作者为主题的《电影作者》(Film Auteur)第四期(责编:马莉)的第一部分:“三问”和部分回答,作为讨论前抛砖引玉的参考文献,大家一起来读读看吧。

 



不管怎么说,当一个题目极具争议性——

有关性别的任何问题都是如此

——这时也就不能指望人们说出真相。

人们只能够表明,他是怎样得以拥有他确实拥有的不管什么见解。

人们只能够给他的听众这样一个机会:

当他们觉察到演讲者的局限、偏见、癖性时,

他们可以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弗吉尼亚·伍尔芙《自己的一间屋》


三问

 

1.电影(纪录片)有没有性别?电影作者的性别是否会对他/她的创作产生根本性影响?性别差异在弱化,不变或更深刻?

 

2.她们的作品是否存在女性视角?视角中有没有产生共性?共性是什么?是什么推动了共性的存在?作为男作者你更愿意将它看作优势还是劣势?

 

3.请您描述您所见的目前独立电影(纪录片)女导演创作现状,环境,比例。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试举一部您印象深刻的女导演作品,为什么?(此题任选一答)

 

代序——27位男作者答三问(节选)

 

电影存在性别差异,视不同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对象而表现出或显性或隐性的差异。譬如,就对秉爱这个妇女而言,或许只有某种女性的柔软的感性的触角才能更接近她。在文化语境约定俗成的某种特定语境下,性别有时决定了它的身份的、社会的视角。譬如穆斯林女性的活动空间是否约定了她们与《古兰经》特殊的关系,她们是要投入社会还是要回到家庭主妇的位置上来观看?虽然女权很大程度上取得了重要胜利,但社会依然还是男权主导的。特别在我国,女性因为婚姻、孕育及母性价值系统的自我支配,在此特殊情形下,女作者的写作空间相应地与她的自我支配有深切关涉。在某些问题上,女性会显示出特定的性别优势。

 

其实有些作品,譬如我看季丹的《危巢》,纹理细腻,一层层微妙地包裹起来的气息,这应是较具象的女性视角吧。马莉的《京生》中那种沉静的呆坐和平静的叹息,也是较具象的女性视角吧。虽然电影试图规整地纳入“正统的观看系统中”(不得不批评女性作者们干嘛不制定以你们的性别为支配地位的“正统的观看系统”,我想在这个层面上切入,一定有历史可梳理的),但性别的痕迹还是很清晰的。如前所说,如同社会分工中的女性位置,整体上女性作者的视野相对地远离了一些政治社会伦理方向的命题。但这并不反对有女性电影作者可以称为阿伦特或桑塔格。

 

整体上女性电影作者群远没男性作者群规模大,但却很活跃。我个人感觉目前的女性作者中缺乏有强烈风格的作者,我们也可以有阿伦特式的政治伦理激辩的。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个环境中没有风格强烈的女性作者?我们能从她的电影中识别出那种特立独行的强硬的社会气质。要存在,一定要有某种形成或待形成的特立风格——哪怕是关注的命题始终如一,也可视作一种风格。

 

另外,可能“选题”这个话题在女性作者中也蔚然成风,我到目前就看到冯艳一直关注着长江边的那个妇女的生活,就这一点,值得推崇!也值得大多数到处找题材的男性作者们思量片刻,就片刻吧。

 

——毛晨雨

 

电影没性别。作者性别会对创作产生影响,但影响是细微和难以量化的。这种差别犹如两个知名相机品牌佳能、尼康,在成像后照片的差异。

 

我不知道怎么定义“女性视角”。一定程度上我更愿意认为,影片的差异是此作者和彼作者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跟作者的人生经历、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有关系。一定要把作者按性别分类,并试图总结出什么结论,牵强矣。

 

相对于欧美,中国女性导演的人数和比例的确偏少,甚至远不如台湾。当然有中国社会环境大背影的原因,但以男性旁观的视角,我更认为桎梏来自女性自身。季丹《哈尔滨的旋转楼梯》、杨荔纳《老安》、章梦奇《自画像和三个女人》。作者性别,在此时成为一种“优势”,她们进入了一个男性作者难以进入的空间。这里的说法与上面2的表述并不矛盾。

 

——周浩

 

我认为纪录片有性别,但也有时候性别很难识别,难识别不是说没性别。电影作者的性别会对创作产生影响,至于是否是根本性影响,我觉得要由拍摄对象、素材的特性来决定,也要由具体女导演的内在世界的大小而定。有时候性别也可能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我认为女作者在现场的召唤能力,经常和男导演不一样。当然男导演和男导演之间也不一样的。性别只是带来差异化的原因之一,不是全部。目前性别差异是否在弱化或者更深刻?我不知道。你觉得呢?我发现她们的很多作品是存在女性视角的,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前面说每个导演哪怕是同性,她们之间也会产生差异。但是,的确女性和女性之间会产生更多共性。就是说性别仍然是影响纪录片制作过程中一个重要元素。你问到共性,我觉得肯定是有的。我首先从逻辑上认为有。女性往往有共通的生理经验,社会境遇也时常面临一些类似的问题。但是要让我做经验性分析和总结,我觉得那需要思考三天三夜,一时回答不上来。对不起。作为“男作者”,我觉得女性的这些特质得有时候是优势,有时候是劣势。

 

女导演似乎越来越多,环境对于她们应该是越来越好吧?其实还是要提到DV,因为体积小,女性可以轻易举起来。你看我们这些年的进步,更多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政治环境的进步和文化环境的进步或者主体性的发展,似乎反而成了其次的了。我如何看待这些现象?我不想说些进步主义的话,不想说那是我们社会精细化的一个表现。我觉得我要继续看看再说。

 

大陆印象深刻的女导演有很多,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个是季丹,第二个是艾晓明,还有杨荔娜,当然还有马莉。还有王芬——她这几年不拍了。郭小橹后来拍了一个纪录片也不错,但是她的作品有点概念化。我们不是怕概念,怕的是概念和材料之间的不平衡。还有一个拍《岛上》的毛毛,辛苦拍成一个纪录片到现在都没地方放。台湾的女导演最多,吴汰妊很不错,她的纪录片几乎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生命困境当中,然后向外发展的。住在离岛的张淑兰拍的很真诚,胡台丽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女导演,影响很大。香港张虹的纪录片大多数似乎都没有什么性别,是因为她受她拍摄的素材决定的吧。还有游静的作品,它们很有性别自觉,因为是学文化研究的,所以她的女性意识可能主要不是来自直觉,而是来自见识。我临时就想起这么多,很不全面,对不起。

 

回答完了才看到您说的是只举一部作品。那我就举吴汰妊的《再会吧1999》吧,因为是最近刚看过,所以印象深刻。而且能感觉到那个纪录片是发自真诚的内心之痛,形式上有创新,但又不是为新而新,那些形式化的镜头多是作者解决自己心灵问题的行动。

 

——王小鲁

 

电影应该没有性别,如果分成男人电影和女人电影是十分荒谬的,一部影片的优秀与否并不以性别来决定。虽然性别差异在影片中是可以感受到的,这些因素会成为作者风格和特质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女作者的作品可以非常强悍,而有些男作者的作品也可以纤细唯美,这都没有定则,因个人的性情而异。性别差异是一种存在,没有必要刻意地强化或弱化它。在当下女作者相对偏少的情况下,做一期女作者专号,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不管是男性视角还是女性视角都是人的视角,就像手心和手背,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共同组成手这个物体,它们都是手的组成部分。我更愿意说电影作者,而不去强调男作者或是女作者。

 

女导演相对较少的现实,和其他各个社会学科相比较也没有多大的差异,这是一种普遍和久远的社会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当下的独立电影领域。虽然女作者相对数量较少,但很多作品十分强大。这些榜样的力量最终会成为一种示范和表率,促使更多的女作者及作品的产生。

 

——林鑫

 

电影作者的性别对作品的影响是明显的,打个比方:《京生》和《上访》关注的是同一题材,但气质很不同。《上访》有宏大的构架和复杂的叙事,《京生》则不以这些见长,《京生》抓住我的是对女性角色的持续深入的关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和拍摄对象的距离也不同,《京生》的作者离拍摄对象更近,《上访》相对抽离一些。

 

电影创作中(尤其是纪录片创作中)性别差异的变化,这需要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维度去考察很多作品,我目前很难回答。

 

女性作者在创作中确实有鲜明的女性视角,和男性迥然不同。我经常和我女友臧妮一起拍片,我作为男性作者关注更多的是作品宏观上的构架与走向,臧妮很少关心这些,她关注非常多的细节,她关注到的细节有80%是我看不到的,比如她会特别注意一个空间里动物和植物的样貌或变化,我则较少注意。我会着力塑造片子的主要角色(通常会是男性),她则会更多的关注女性角色和儿童角色,她会比我更切近地理解女性心理和儿童心理。另外,她对光的敏感程度也强于我。

 

如果说女性视角的共性的话,可以说是细腻、感性、在乎细节和局部,这当然女性自身的气质决定的,在创作中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因为纪录片必须关注到很多的细节,甚至要以细节取胜。但女性视角也有明显的劣势,就是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或者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虞。“新浪潮之母”瓦尔达的《拾穗者》是很多年前看的片子,一个老太太对着镜子拍自己的画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当DV机还是新鲜玩意的时候,瓦尔达用这样的摄影机去发现自我,也发现电影(尤其是纪录片)创作的本质。她和她的片子非常有趣、幽默但不乏深刻,《拾穗者》让纪录片创作者思考很多。她的自传式纪录片《阿涅斯的海滩》里的一些段落呈现出随性甚至是神经质的气质,非常自由的表达,这确实和很多男性导演不同。


——范俭

 

宽泛一点来说,作者的性别、年龄、环境、家乡、教育背景乃至一切因素都会对电影带来影响,这样的影响可能产生出各种气质的电影:充满荷尔蒙的电影;冷静的思考式电影;抒情式电影;宗教情怀浓重的电影;暴力的、暴躁的电影;注重家庭的,充满人情味的电影;极端政治的,或对政治没半点兴趣的电影……但真的很难从作品的特征中直接倒推出作者个人的特点,否则,人性就太简单了,艺术就并入科学了。

 

作者的出发点,背景和ta的身体——性别首先是身体差异——都会造成作品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否可以量化,是否线性,我表示怀疑。我宁愿相信作品特征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晚上的梦和白天的生活的关系——可能有联系,但不存在对应关系。

 

这个时代男女作者的差异必定在减小,因为整个文化自身都在缩小造成差异的条件,都在弱化性别差异。在上海电视台申请项目时遇到一个在台里当摄影师的女孩,她平时扛的都是大摄像机的,这说明即使从身体/生理上来说,女性做电影也不存在任何障碍。

 

电影是由一些具体的男人或女人做出来的,电影必然涉及性别。但我宁愿相信超性别的艺术和电影,因为我相信“女性电影”这个区分本质上不是属于电影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我坚信艺术家属于雌雄同体的物种。如果只能了解自己这一半人类的人性,那就很难做一个好艺术家。套用一个我一知半解但很感兴趣的哲学术语“主体间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无论男人女人,都需要尽可能地体察另一个性别的处境,而不是强调男权女权,不再在人类关系中区分主客体。

 

《电影作者》特别推出一期女性电影专题,而不会做一期男性专号,已经说明了问题:女电影作者太少了,是珍稀物种;女作者想维持长久的创作状态,可能遇到比男作者多的多的障碍和羁绊:心理,生理,社会角色等等。其他各位的问卷中提到的女导演名字相当集中,不超过十位,也说明这个现象多么显著。女作者虽然少,但坚持创作的女作者都是优秀的,绝对以一当百。

 

——丛峰

 

*更多第四期《电影作者》的内容,点击页面左下方“阅读原文”直接下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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