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象视点】何霁宇：他乡为“王”——从故事到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 “中国民间纪录影像里的社会田野”工作坊优秀成果
2016瑞象校园系列活动当中的“中国民间纪录影像里的社会田野”工作坊在8月圆满结束了，正如导师张真在工作坊结束时所说，每一届瑞象校园工作坊的成员慢慢都会变成像“校友”那样的关系，大家也都珍惜在这里相聚的缘分。每一位成员的成果都是“最佳”，但我们既然设立了奖励制度，就颁发给最值得鼓励、课题还能发展的学员。经过张真老师对每一位学员的汇报及最终成果的综合表现，选出了获得2016瑞象校园系列活动首批奖学金的“三佳”学员成果。今日推送的是一等奖获得者何霁宇的报告。
何霁宇在工作坊中
他乡为“王”——从故事到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图、文/ 何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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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本科学年论文，写的是一个外来务工者在上海发展出自己的帮派的故事。
达哥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四川米山县人。他从88年开始来到上海打工，凭借着自己学到的新技能，以及逐渐起来的人脉，在上海城郊某个镇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同乡帮派，并与来自湖北、安徽等地区的务工组织形成了相互“割据”的局面。达哥从一个“外来务工者”成为了“老大”，搞赌场、做生意，一路起起伏伏，但在2012年最终退出了这个社区。
之所以做这个内容，是源于一次巧合。达哥是我父系的一个亲戚。一次，我父亲到上海出差，达哥接待了我父亲。他来到达哥的“地盘”后，惊奇地发现以前村里的亲戚邻居们都到了这里打工。他说，彼此报上字辈和父母的名字，都能在老家的山村里对对号入座；以前剃头的、修锅的，到了这里继续从事着这些工作；以前的小孩长大了，开始在这边打工，甚至也有了自己的小孩——好像是整个村都搬迁到了上海。我觉得这种形态有点意思，但第一次听说这个时，我还并不知道达哥具体是做什么的。
后来我到了上海念大学，学校刚好就离那个镇不远。虽然达哥这时已经离开了以前呆的地方，但达哥的妹妹已经在这里安了家。刚到上海的那晚，达哥的弟弟、妹妹、妹夫，就把我接到了那附近，盛情地为我接风。那时我不太懂他们为什么要那么热情，怔怔地结束宴席，转天就投入到新鲜的大学生活，没再联系。
随着社会学和人类学渐渐入门，在一次过年的时候，遇见了达哥（我应该叫叔）。他现在在四处做工程，往返几个大城市，有时回老家帮忙修房子。亲戚们闲聊提到他，说他很“传奇”。那时急于做论文的我，敏感地追问下去，才知道他以前在上海是做“老大”。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家里的亲戚，大家都笑。虽然并没明白到我蹩脚地表达出的“社会学意识”，他们叫来达哥，说，来来来，侄儿子要给你写传记。于是就这样，我访谈到了达哥。
尽管有过深度访谈的训练，也不是第一次做质性研究，但整体做下来，激动之余还是留有很多缺陷。口述史的方法，在我们专业训练中几乎没有提到。更甚，个案解读的这种逻辑，在一个颇为主流且没有幽默感的社会学学院里，要选择这种研究方法也显得有些越轨。我拿着访谈材料，找到了院里一个温文儒雅的人类学教授当指导老师。听完我的想法后，他很鼓励我做下去，而且给出了很多丰富的书写叙事的建议。
我很兴奋，抱着材料回去接着兴奋了好几天，还是最后还是沉陷到那种找不到社会学问题意识的虚无感中。我理解的人类学，其实所做的就是翻译文化。于是我拼命地在方法论上说服自己，也不停地寻找，该把这整个生命史的讲述放在一个怎样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翻译。由于文献阅读量的匮乏，这个过程中我非常煎熬。但庆幸的是，在deadline的逼迫下，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总算是成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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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城市里的边缘者、越轨者，这类的社科经典研究已有很多。但想要凭借我这一个访谈去模仿他们，着实让我望尘莫及。
达哥这类角色，以及我父亲看到的现象，不难理解，在其他大城市中也是必然存在的。他们和每一个进城打工的乡下人打交道，扎根在某个治安很乱的城郊社区，也肯定让当地的民警和政府颇为头痛。既有的中文社会学研究中，虽然的确不少人注意到了达哥这类角色——在务工人潮中成了“佼佼者”、“老大”——但这些研究的视角都无一例外地站在一种城市精英视角，谈如何去治理外来民工的“黑帮化”。
农民工研究在社会学中确实很“火”，但这个领域一直都被某些特定的主流话题所占据。达哥这一个案中，这种跨越城乡和阶层的“强者”，他的活动范围在城乡空间上是模糊的，他的身份、阶层定义也是难以被定义的。这类形象在呈现上还很破碎。但达哥经历的组织形态在民工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他们的存在和发展，甚至也是理解城市与底层社会的一种关键。
我觉得，一方面是这类群体的接触途径所致的低可见度。民工地缘组织的封闭形态、处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模糊的社群位置、被城市社会非法化和问题化的社会处境，都让代表着城市精英立场的学者们很难去真正地进入和介入。即使有研究，也是带着城市和权力精英的傲慢，去谈如何去治理、如何铲除。这对理解城乡关系、理解中国的大城市，是极为有害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受限于学界弥漫着的急功近利的氛围。这也包括我自己。要升学，要升迁，学界的评审机制必须要求学者把成果出得又快而多。如果某个田野需要耗费研究者的精力、消耗大量的时间，甚至可能还有风险，这显然是不符合效率机制的。我觉得并不是研究者们从没注意到这类群体，而很可能是在学者们写研究计划时、权衡研究对象时，就把这类研究舍弃掉了。
而我固执地把它写完了。我也同样无法弥补后者带来的问题，我得到的是一个不精致的田野。
我无法再亲历达哥的“风云往事”，于是我只好编制一个追忆的“田野”。除了对达哥和与他相关的亲戚们进行访谈，我也到达哥之前所在的社区里观察弥补。达哥离开后，社区中仍然有“湖北帮”、“安徽帮”等势力的存在，而且继续从事着劳工中介诈骗和性诈骗。以前跟着达哥的人现已大都流散，一些到了上海的其他地区继续务工，一些不知所踪了。部分老家来的人户定居在了这里，卖猪肉、剪头发、联络长途车票和代办快递。我这种补充性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算是我对我这种记忆写成的“田野”在进行某种感性上的弥补，让自己在理解达哥的经历和话语时，能够更置身于他本土（local）的语境。
一个长途运输的贩票点，聚集了很多居民打麻将
口述史的方法在很多学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信效度的质疑。这也导致我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说服自己，却又推翻自己。
“我”，所撰写出来的达哥的故事，始终逃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即我论文呈现出的这个故事，这究竟是谁的故事？
口述史中的“后见之明”，常常让讲述者根据自己的经历来重新来解释自己先前的行为。达哥在回顾自己的经历并向我讲述出来时，已经是对他自己人生的一次“再书写”了。我没办法规避，只能在故事中谨慎地保留下他的叙事逻辑。在此之上，当我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再去和达哥对话时，又给讲述者的叙述上叠加了多层不平等的状态。
第一，面对我，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故事家，向一个亟待完成学业的小青年讲述；也是一个有威严、有面子的长者，为一个亲戚家小侄子“帮助”。对于他的“起”，他讲述得绘声绘色；而对于“落”，则是一笔带过。面对他对自己的讲述和安排，我的可控性非常薄弱。我其实是被他的讲述所控制。
第二，我是研究者，他是被研究者。当我把他的文本作为材料用在学术论文中，以某种问题意识对其进行分析和解读时，又无可避免地以知识的权威姿态，凌驾在了其个体叙事之上。
这两种不平等的叠加关系，都难以使“我”和“他者”保持一个好的田野应有的极为微妙的平衡。在论文任务的催促下，我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完善，只能事后再来反思。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这也算是一种后见之明。
社区中的一家劳务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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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达哥的这段经历，从88年开始，他来到上海打工，先后从事塑喷、维修等工作，并定居到了上海城郊的某镇。通过一次喷枪盗窃案，他偶然地结识了当时派出所的一个领导。慢慢地，他在顼梁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开始了饭店、黑理发店、赌场等等的经营。后来在一次工程的财务盗窃事件中，达哥把当事人私自关起来揍了一顿，也由此因非法拘禁他人而被拘留了。随后在镇上又混了几年，达哥最终离开了上海。
同为进入大城市的务工者，达哥不同于其他外来务工人员的个体经历，一方面是基于他自己的个性、行动与选择；但更多的是在大城市城郊空间开发背景下，个体与城市制度的微观互动的结果。我的论文试图关注他这种外来者，是如何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权力，而随着城市的开发和扩张，他的权力空间又是如何被压缩的。
以下部分节选自我论文的末章，我以他的这段生命史为材料，结合上海闵行区的开发历程，试图揭示出大城市边缘空间中，城市制度与外来务工者在运作中的几重张力：
（一）本地权力与外来权力之间的张力
在官方话语中，达哥这类同乡的组织形态被直接被定义为“黑帮”，并视作社会问题加以管控。但强调非法的标签可能会遮蔽不同的地缘组织间颇为微妙的特质差异。
对于城市边缘的基层治安部门而言，地域广阔的工业区、不断涌入和聚集的外地人，都逐渐形成其越来越复杂的制度环境。城市初期的社会管理的制度设计中，外地人的位置十分模糊，这导致治安力量在对待外地人的实践上具有极大的张力。改革开放初期，城市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资源，在城市的边缘区本来就十分稀缺，巡警队为代表的本地治安队伍，缺乏专业培训，且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本地城市居民身上；至于外地人，不仅不是他们保护和关心的对象，反而成为严厉监管、甚至滥用权力以敲诈的受害者。
面对城市基层治安的暧昧态度，以及外来务工者进入城市后，在生活、工作上急求庇护的需要，同乡组织的成立形成了一个缓冲。像达哥，以及社区中的“安徽帮”、“湖北帮”等其他外来人口中的组织，从功能上看，他们在群体内部创造出了一种生活和工作的秩序，并在城市社会管理系统尚未完全形成的时期下，刚好填补了正规秩序的空缺。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边缘区形态的改变，尤其是当“非典”、“奥运”、“世博会”等关键事件发生时，城市的社会管理会突发性地强化，这些时期的外地人也就成为了被重点监控和管制的对象。城市权力逐步加强并深入到原本空缺的边缘区，使得这类组织的运作空间就被大大压缩。
（二）城市权力与非法权力之间的张力
按照制度设计，对于被定义为非法的活动，城市治安部门就应该予以打击。但在实际运作中，所谓的“黑”、“白”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张力。
首先，达哥与其他地缘组织极为不同的一点在于，他经过喷枪盗窃案认识了本地社区的制度代理人。这种私人纽带的缔结极大地扩展了他原有的关系网络。对其他组织而言，关系的扩张和维系主要是基于同乡的传统关系网络，如地缘、亲缘、血缘等，如是，组织更倾向于在外来务工群体内部越来越闭合。达哥的私人关系纽带让他从事高风险的行业时有了后台可以支撑，同时也使得他在当地的个人威望有了极大的提高。
其次，如果非法行业的活动没有威胁到本地城市居民的治安时，基层治安人员则倾向于与这些组织保持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城市边缘的生态空间里既已形成了来自不同地域的民工组织相互“割据”的局面。例如，虽然赌博、卖淫等在城市制度中被定义为非法，但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这些活动与外来务工者的日常生活却是息息相关。这也是城市在生活方式上排斥外来人口的一种形式，城市中越处于边缘和越轨的活动和行业，则在边缘区内，同乡组织涉入和管理的程度就越强，同时城市制度的可控性也就越弱。
随着城市扩展和外来人口的聚集，这些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快，达哥在其中的角色就恰好成为了一种中间力量——他既不合法但也不如其他组织一样隐蔽和非法。一方面，派出所继任者等人，凭借着派出所的职权和达哥合谋，获取个人利益；另一方面，派出所又通过和达叔的关系，以牵制住其他组织达，到本地生态的平衡。一般情况下，面对违法活动，基层的治安人员采用的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如果要动用资源打击，则会极大地加大其就职期间的成本。但后来，卖淫、赌博，以及“捅出篓子”的达哥等诸多问题的暴露，迫使合法权力介入其中，打破了这种平衡。
因此，在城市的边缘空间里，合法与非法之间并不是绝对的二分对立，而是在利益关系和私人纽带之间还存在着极大的张力。从事非法活动的同乡组织与地方合法的制度代理人之间，还有缓冲在其中的灰色地带，而这三者之间在实际的运作过程，又深深嵌入在人情关系网络之中；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社会格局的变化，这种平衡又可能因外部压力而被打破。
社区中提醒路人警惕性爱诈骗的标语
（三）外来人口群体内部的张力
城市治安部门社会服务的缺失，使得外来人口在进入大城市后，较强地依赖于亲缘、地缘等传统的关系资源。但由于资源占有的类型的不同，外来人口群体内部也产生了分异。
城市中的外来务工者除了“老实、朴实，卖力气，受苦人”等刻板形象之外，也有借以人情世故、掌握关系资源、在本地环境中谋获收益的“脑力劳动者”，还有“包工头”、“老板”等掌握经济资本的角色，他们都参与到外来人口社区的活动之中。
一方面，这类基于同乡关系网络形成的组织，凭借着丰富的人脉，和在城市边缘区的熟悉程度，着实扮演了外来务工者进入大城市初期的信息提供者和庇护者。但他们在提供一套秩序和安全感的同时，也接替了城市本地基层权力趁火打劫的机会。因而能够看到，在九十年代后期，同乡组织的壮大并不都是提供给了外来务工者以安全保障，反而在就业、生活、娱乐方面进行敲诈和勒索。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城市里成为了一种资源，但在信息不平等的交换过程中，这些社会关系甚至成为了谋获私利的资源，进而产生出外来务工者内部的弱势群体，创造了新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同乡组织头目与城市本地权力的共谋，将外来人口中的非劳工阶层也被卷入其中。面对工地敲诈问题的“包工头”们，他们也不得不求助于本地的老大。这种裹挟着各路人都进入到关系扩张中的过程，实际上形塑出了边缘空间中更庞大的强势阶层。如达哥的一个师傅，他认识了达哥，还和达哥认识的派出所领导结成了亲家，这就大大地强化了他在本地的活动范围与社会空间。但造就强大的同时，也必然创造出新的弱势与边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么幸运。某种程度上来说，强者的共谋也进一步加大了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
总之，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边缘空间的特殊地理位置为外来权力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同时，外来人口自身的私人纽带、个人特质等，能够一定程度地突破其群体所面临的地理空间和人际关系上的隔离。随着社会政策的变迁，凭借个体因素既可以把握住结构性的优势，但也可能因在社会制度整体发生变化后而出现不适。在本地和外来权力互动过程中呈现出的张力，则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在城市空间中的进入或退出。
2016瑞象校园系列活动
主办：瑞象馆
特别感谢：
澎湃新闻·市政厅
复旦大学复新传媒·纪录工坊
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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