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老，回家的路，请走好！
回想我们这代人的创业梦，从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东躲西藏，到在计划经济夹缝中‘野蛮生长’，再到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以及全球化中无知无畏闯天下，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鲁冠球
深秋时节的萧山
已经有了阵阵寒意
2017年10月25日12时
萧山骄傲、著名企业家鲁冠球
在家中逝世，享年74岁
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今天上午8时，万向集团举行鲁冠球同志的追悼会。
对于萧山人来说，鲁冠球这个名字，是多么的熟悉与亲切。他是改革开放以来，萧山民营经济发展走出的第一代企业家。从一个小小的铁匠铺，到一家庞大的跨国集团企业，鲁冠球这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史，不正是萧山民营经济发展的缩影吗？
而这位说话带着浓重萧山口音，时常挂着招牌式笑容的睿智老人，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48年前，在钱塘江畔的一个贫困小村，一个年轻人不甘走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路，勇于同命运抗争，带领6个村民在田野里开起一个小“铁匠铺”。
48年后，原先生产过船钉、铁耙、犁刀的“铁匠铺”已发展成为营收超千亿、利润过百亿的跨国企业集团，在成为中国乡镇企业成功上市第一家之后，又开创了乡镇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1982年的一天，萧山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在农村实行农业承包责任制的政策精神。鲁冠球坐在台下，“听到县委书记说乡镇企业也可以实行承包责任制，我立刻站起来，大声说，我要承包！”那一年，他37岁，是4个孩子的父亲。自此，“万向”成了国内率先实行个人风险承包责任制的乡镇企业。
1984年宁围乡首次召开万元户表彰大会，鲁冠球榜上有名。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商品紧缺时代，鲁冠球却率先提出了“抓质量求生存，靠信誉闯天下”，“主动召回”次品的举动全行业轰动。1980年初，鲁冠球派骨干到全国回收了三万套次品，并召集全厂职工参观评议，最后把这些次品以6分钱一斤的价格卖到了废品收购站。
鲁冠球登上美国主流媒体《新闻周刊》封面。
上世纪90年代，卡拉OK兴盛，很多老板娱乐应酬谈生意多喜欢混迹于此。但鲁冠球说：“这个没有爱好。我就是研究对策怎么上新的项目，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赚更多的钱。我天天在研究怎么赚钱。我从10万一天的利润到现在的100万利润，现在我在研究怎么赚1000万利润。”
他还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曾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2001年，万向又收购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Universal Automotive Industies，INC)，开创了中国乡镇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我不造汽车，我的儿子也要造。”令人欣慰的是，他在离去前圆了这个梦。
鲁冠球坐在自己公司生产的汽车上。
鲁伟鼎说，父亲临终前交待他三件事，用老人家的话说，那是“三笔账”。
叶落归根
这第一件事是，一定要回国，要回家。“我不能在美国没”。
病情严重后，鲁冠球一度赴美医治，心态十分积极。在美国，当医生告之来日无多时，他展现出鲁冠球的气度，手一挥：回国！回家！我不能在美国没。 2017年8月4日，飞机降临杭州，一辈子不爱出国的鲁冠球回家了。
10月25日上午11时，当身体再度预警时，鲁冠球从医院回到萧山宁围的老宅里。在熟悉的气息中，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根在这里。
这辈子够了
鲁冠球的病情日渐严重，鲁伟鼎的心情也愈发沉重。鲁老先生把他叫到面前说，“我的病能治好当然是更好的事，如果不能治好，那也没什么。”“如果说你要问我（这一辈子）够不够，我够了。” “我今年74岁，但我已经活到了人家的120岁。”
鲁冠球说：“这笔账应该这么算，人家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我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我自己的一天，快抵得上别人的两天了。”
1986年7月11日早晨，鲁冠球骑自行车去工厂上班。 吕耀明 摄
的确，他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用得那么充分，想必这是他说“够了”的原因。
鲁冠球曾向采访他的记者介绍过自己的时间安排：每天早上5点10分起床，6点50分来到公司，晚上18点45分回家吃饭，19点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20点处理白天没有处理完的文件，21点左右开始看书看报看资料，大约到22点30分感到疲倦的时候，冲个澡再继续学习，到零点上床睡觉。
长期如此，长年如此。因为“别人每周工作5天，你就一年365天都不休息，尽心、尽责、尽力去做，一定能成功。”“坐在办公桌前，我心里才踏实。”
后事由老伴做主
鲁伟鼎说， 爸爸是个喜欢静的人，也喜欢简单。 “从内心里，他喜欢安静，不喜欢农村里那些习俗，吹吹打打的，他嫌烦。”
可是这次，一向以丈夫为重的老伴却较了真——“这后事怎么办，一定要听我的”。拗不过，鲁冠球只得把儿子叫到身边，“我和你说件事，我跟你妈妈做了个‘交易’，这也是我要你做的第三件事。我的后事按她的意思办。” “你妈妈跟我结婚四十几年，她一辈子都听我的，这个情我得还她，这次我听她的。”
1986年7月10日晚上，鲁冠球与妻子儿女一起在家里看电视，享受天伦之乐。
接着，鲁老嘱咐儿子，虽然后事按妻子的意愿办，但有一个条件，钱得由她自己出，不能用公司的钱。“这最后一件事，我听她的，是夫妻情份”。
26日，有领导去鲁家吊唁，鲁冠球夫人带子女答谢。她花白的短发梳得一丝不苟，头微微抬起，含着泪但没哭，这四十多年来，她习惯了支持丈夫，服从丈夫，没有什么大事需要她来做决断。只是没想到，2017年10月25日来得这么快，她这第一次做主，就是在失去了那个叫鲁冠球的人的时候。
如果说鲁老身上最鲜明的东西是什么，我想就是他骨子里那种与生俱来的企业家精神。当年很多人都在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鲁老不一样，他说‘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死死抓住这个篮子’；浙江遍地老板，富了一批人，价值取向发生重大分歧的时候，鲁老又站出来说，企业家不能‘满了口袋，空了脑袋’。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我曾问他，打算什么时候退休，而他告诉我：战士的终点，就是坟墓。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一天做一件实事、一月做一件新事、一年做一件大事、一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鲁主席的谆谆教诲，每每回想起来都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语重心长。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
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人，鲁冠球都是我们的榜样。他是萧山人的骄傲，是浙商的骄傲，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骄傲。
——开元旅业集团创始人陈妙林
每次相见，他必先问两个问题：“身体还好吗？家里人怎么样？”看着老员工们容颜渐衰，他不由低声自责：“那些年把你们都累坏了，怪我，怪我。”
——万向集团终身员工钱凤英
他总是把‘吃饭不忘种田人’挂在嘴边，把乡里乡亲放在心上，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遗憾的是，宁牧村从此失去了一位精神领袖！
——宁牧村（鲁冠球老家所在村）党总支书记俞筱芬
鲁冠球20年自传摘录：
前不久，有位记者来采访我，向我提了几个问题：你最乐意干的事是什么？你最遗憾的是什么？你最想的是什么？你的最高追求是什么？等等。
我对他说，你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最乐于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难题打交道。
记得1985年的国家宏观调控，也一度使我们的企业受到了多方面的钳制。那年1月，利润急剧下降，到3月份竟只完成了6万元，为6年来的最低水平。流动资金告缺，争取贷款困难重重。但这一控制，倒也暴露出我们乡镇企业自身管理的薄弱，给了我们一种改善管理迎接挑战的机遇。所以我说，以往我们厂就像灌满水的池塘，深浅不知。如今外部环境一吃紧，好似池塘里抽干了水，鲤鱼也露出了“脊背”。我们可以来好好整理一番“池塘”了。正是在宏观控制的环境下，我从最基本的生产过程了解起，梳理了生产的环节和流程，找到了攻克难关的突破口，提高了企业的素质，挖掘了内在的潜能，从而为适应1988年的宏观调控和治理整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个企业家，不能只求保险，而要敢冒风险。只求保险的厂长充其量只能是个“管家”。乐于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难题打交道，可以说已成了我的一种本性。
至于说到我最害怕的，那就是俗话说的“人言可畏”。
也是在1985年，当企业遇到一些困难时，各种各样的流言也在四下传播开来，而在中国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武器”，诸如“男女作风”一类也出来了。总之，怎样离奇，怎样有“吸引力”，就怎样胡编。那时节，领导为了关心我，让我在电台、电视上出声露面，有人照样说，那是前几天录的音，前几个星期的录像，如今他早就被抓起来了。虽然是“天地自有公论，身正不怕影子斜”，但心上总难免会罩上一层阴云。
至于说到遗憾，与其他的厂长一样，那就是我带给家庭的只有不安和忙乱，而不能给他们些微的安慰。我的妻子章金妹，这位和我共同创业的七“元老”之一，一直在生产一线当普通操作者直至退休。她曾经向我提过一个最起码的要求，陪她去游一游春天的西湖。我口头虽然答应了，但迄今未能如愿。有几位好心的同志曾经提出，由他们去陪伴她游玩，但她总是神色黯然地摇摇头。我知道，她并不是单纯地要玩西湖，而是要我这个丈夫去陪伴。这是谁都不能代替的。怪不得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说：“当一个企业家要准备牺牲家庭生活。”而我，确实尝到了这种牺牲的味道。
我最想的是什么？说起来人们或许会发笑：我想抽烟！特别是当我在精神上受到重压的时候，更会想到烟。有人会问，抽烟有什么难，你抽就是了嘛！莫非你是“气管炎”（妻管严）？！厂里的职工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我是个“老烟枪”。打从18岁开始，我就与烟打上了交道，最高记录是一天抽3包。后来，我们厂里的小青年要开展“戒烟运动”，他们来了个激将法，要我厂长带个头。我满口答应了。刚开始戒烟时还真不好受。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自己又抽上了烟，而味道真是好极了，但我心里一惊，我厂长说话怎么能不算数呢？醒来的时候我确实闻到一股烟味，原来是前些日子抽剩的一包烟还放在床头，正是它刺激了我的梦魇，气得我把它揉得粉碎，扔进了痰盂里。又有一次，我从北京开会回来，省长薛驹同志接见我，谈话间，他递给我一支烟，我却之不恭，便吸了一口，那滋味真诱人。但我又想到，对小青年许下的诺言不能轻抛，便偷偷地掐了。如今我已有多年不抽烟了，但“烟因子”似乎还未从我身上根除。所以我常对小青年们说，倘若以后我不当厂长了，这烟我还是要抽的！
要说我的追求，那就是要把写在田野上的这篇“大文章”——“让农民成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富足的巨人”——写下去，写好它。为此，我愿毕一生的精力。尽管困难重重，但我充满信心。因为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前途、又自信的民族。当我去挪威学习经营管理时，一位教授就对我说：“现在你到我国来学习，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的儿子将去贵国进修。”
万向集团从铁匠铺发展成大型国家级集团，走过一条坎坷的道路。我们这家企业最早叫“宁围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后来改为“宁围万向节厂”、“萧山万向节厂”、“杭州万向节总厂”、“浙江万向集团公司”直至“万向集团”，企业的名称总共改了10次。十易其名，直接反映的是我们企业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和我们企业领导人认识的深化连在一起。我把个“节”字去掉，极好地派生了“万向”的涵义。企业前边的地名，从宁围到萧山，从萧山到全国，直到把“浙江”也取消了，这正是我们企业走向世界的标志。
（选自《8个农民2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P28—30）
（综合钱江晚报、浙江新闻、《8个农民20年》等）
从萧山飞向世界的雄鹰，永久的休息了。
斯人已去，基业长青。
今天，我们含泪相送
不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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