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通州古城建那些事儿——古霍阴县城考

说说通州古城建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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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霍阴县城考

漷县故城也可以说漷州州城，在今通州区所辖区域内，今为镇。这是唯一曾和通州为同级州县的城池。而且，历史上漷县也是人才辈出的州县。不过，在说漷州之前，还是先考证一下这个“漷”字吧。

汉语中，漷字少见而生僻，此字虽出现于先秦，但是汉字历经2000多年的沿革和演变，到今天，很多字的含意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甚至南辕北辙，有些字早已在时间的长河中消失，今人已经很少使用。“漷”字便是其中一例，现在，只有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仍在沿用这个漷字作为地名，只此一地，别无他处。

说“漷”字之前，先讲段有关“漷”字的插曲。2001年11月，北京市通州区教委组织骨干校长到广州研修基础教育，漷县中学原校长周立军同志参加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与培训研究院、校长高级研究班的学习和研讨，期满后获得优秀奖，在颁奖会上，“漷”字显示了一次绝无仅有的身份和魅力。

宣布获奖名单前，主持颁奖的副院长请教过周校长“漷”字的读音，可能是没记住或是对其发音没有把握，宣布名单前又向周校长核实了一次。第一次他读对了，可这位主持人心里没底，读完后看看周校长，似乎在问：我读得对不对？颁奖会上，周校长无法直接告诉他是对是错，主持人以为自己读错了，马上更正说：“郭县中学周立军校长。”读完后又看看周校长，见周校长没有回答，以为自己读得还是不对，情急之下又脱口而出：“漷郭中学周立军校长……”就这样，周校长当了次“漷郭（火锅）中学校长”。这段插曲虽只是个笑话儿，但是，笑话儿里有真东西：这个插曲正好验证一个事实，即，“漷”字本身便是漷县的一张名片！相信那个主持人这一生也不会忘记这个“漷”字，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也会记住这个“漷”字，如果有机会，这位主持人一定会到漷县这个地方看看，看看这个让他尴尬的地方是啥样儿。

查诸史籍，“漷”字当有三个读音：

读“阔”音，kuò，此音最古，为原始发音。

《说文》：“漷，水，在鲁。从水，漷声。”《汉语大字典》：“古水名，今名南沙河，南出山东省滕县东北，西南流入运河。”《左传·襄公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我。”杜预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取邾田，漷水为界也，漷水出东海合乡县西南，经鲁国至高平、湖陆县入泗。”《读史方舆纪要·山东三·兖州府》：“漷水（滕）县南十五里，源出连青山，西南流至三河口，合于薛河……亦谓之南沙河。”王国维《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鞹、漷、霩。”（音皆为“阔”）。顾颉刚引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三十八：“战国时，齐更东侵至于郭，郭乃漷上之邑，近薛城而界于鲁、宋者。”观此则有“水绕城郭为漷”之意。其实，与其说“水绕城郭为漷”，不如说水绕郭国为漷，水绕郭国或水绕郭国之城邑，这样说更妥帖一些。王国维说有些古国不知姓氏，有些古姓不知国名，郭国即是知其国不知其姓的一个夏商小国，甲骨文和金文未见“漷”字，而水绕郭国或许就是当初造字的来源，但已无从追考。

读“霍”音，huò，此为本地区名称的正音。

《汉语大字典》引《集韵》：“漷，水势汹涌的样子。漷璞《江赋》：溃濩泧漷。”《说文》：“霍，飞声也，雨而双飞者，其声霍然。”霍阴得名与“水势汹涌”“水击不流”“其声霍然”等也相合，但与“漷”字本意不合。此地雨季来水汹涌，古为雍奴薮北半部，属低洼湖沼地带，后仍有延芳淀等大面积水域。但《集韵》较《春秋》《左传》晚出很多，不能依此判定此音即是原始发音的“阔”音。

第三个读音是“火”（huǒ），为通俗读音，即变音。

《现代汉语辞典》：“地名，在北京。”《读史方舆纪要·直隶·顺天府》：“漷河，在（漷）县西，一名新河，自卢沟河分流至县界，析而为三，其正河为漷河，东入白。”（此说有误，作者所指为今凉水河，而凉水河古无漷名，此河也不入白河）。又为古县名。《元史·地理志一》：“大都路州十……漷州，下。辽、金为漷阴县，元初为大兴府属，至元十三年升漷州，割大兴府之武清、香河来属。”

问题来了，遍查史书，从春秋至今，只有鲁南的运河东岸和今天的漷县镇附近区域用过这个字，那么，两地之间则必然有一地是借用！不能同时产生这个称谓，那么谁为借用呢？上推漷县地区名称记录，最早的地名是古泉州（治在今德仁务村）与雍奴。此泉州不是州县的州，意为州里，一州人口在2500户上下，这与鲁南的“漷邑”大小约略相当。只是州为聚落，人口散居，邑为聚邑，居住相对集中。

泉州聚落见诸于史载较山东的漷邑晚得多，形成时间也自然晚，雍奴为古大泽，雍奴建县尚在泉州县之后，为泉州县所改。综上所述，只能是今漷县借用了古鲁南的“漷”字。

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时间来到今漷县镇的呢？

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打个历史官司，也即《辽史》中关于漷县的记载是否正确。《辽史》记漷县全部用“漷”字，从漷阴镇到漷阴县，这应是误记！众所周知，元修《辽史》用时不到一年（仅9个多月），其所依据的史料多为辽、金、宋人的二手材料（当时，金代依据《辽实录》所写的第一部《辽史》已佚）仓促成书，错误百出。而且，辽、金、宋三史同时撰写，用时最长的是《宋史》，也仅有两年半时间，三史之间相互错讹，错记漏记实在太多，很多记载不足为凭。前人评《辽史》为“纵横舞剑”，可见其随意粗犷，半近于七拼八凑，只是由于辽代史料过少，今人谈及辽代历史不得不用而已。

比《辽史》成书早100多年、南宋早期成书的《三朝北盟会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均有对辽末一个叫马植的辽国官员的记载。《三朝北盟会编》：“先是，政和元年，朝廷童贯副郑允中奉使，辽人有马植者，潜见贯于路。植，燕京霍阴人，涉猎书传有日，才能文辞，长于智数……说贯以边事……（贯）约其来归，植数上书奏，上喜，赐姓李名良嗣……俄又赐姓赵，累迁至修撰。”书中引封有功《编年》：“政和五年，岁次乙未，春三月辛未朔、二日壬申，

大辽李良嗣密遣人来雄州投蜡弹，云：天庆五年三月四日，辽国光禄卿李良嗣，谨对天日斋沐，载书拜上安抚大师（应为使）足下，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霍阴，自远祖以来悉登仕路……”这里，李良嗣的自称为其尚未入宋但已被赐姓李之后，当时的宋朝皇帝为宋徽宗，也即李良嗣的李姓是徽宗所赐，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武康军节度童贯持命使辽，为辽主禧所辱，贯怒，会燕人马植得罪于其国，间道邀贯，说以取燕之策，贯纳之……五年夏，植自雄州来奔，更姓名曰李良嗣……”书引《钦宗实录》：“……藏之童贯之家，奏赐名为赵良嗣，良嗣霍阴人，涉猎书传，有口才……”这里的赵良嗣为钦宗所赐。此记有误，徽宗所赐为是。

以上二书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一起，被称为“鼎足而三的编年体宋代史学巨著”。其翔实性和可信度较《宋史》高得多。《三朝北盟会编》的作者徐梦莘，字商老，江西清江（今樟树市）人，生于北宋钦宗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为北宋灭亡的前一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字微之，一字伯徽，生于公元1167年。两位作者生活的年代较马植相去不远，徐梦莘算是跨越两宋的人。作为史学家，他们对二三十年前发生的天下大事不会不清楚，更不会记错，从两书记载看：马植是辽末至南宋初的人，与秦桧、岳飞等人同时代，其年龄较岳飞为大，这个人不但见证了辽统治者的灭亡和北宋的倾覆，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赵良嗣在蜡弹中自称为霍阴人，如是漷字，李心传、徐梦莘没理由记错，徽、钦二宗实录更是原始记载，此二人原文抄录在自己的书上。即便错记文字，也不会错记发音，就是说即便错记也应错记为一个“阔”音字，因为“漷”字在当时的读音仍然为“阔”，不能与不在一个声部的霍音相混。而最容易相混的“郭”字，同部同声，发音近似，此二人却恰恰没有写成“郭”字，更没有写成“漷”字。这说明辽时这一地区称“霍阴”县而非阔音的“漷阴”县。撰写《辽史》的人与《金史》的材料相混，误记成漷阴。所以，本文从李、徐二人而不从《辽史》。关于此点，证据还很多，此处不再多说。

辽、金、元三代，辽的势力最弱，并与北宋保持了100多年相对安定的双边关系。辽人最远也只打到澶渊，即今河南省东北部的濮阳，“澶渊之盟”后，宋、辽边界在今白沟、雄县、鄚州、永清、静海一线。比较而言，辽的实力并不强于北宋，没有能力从鲁南的漷河流域向幽州地区迁俘移民，而地名的长途迁移需要有人这个载体，所以，这个“漷”字不会在辽代就已经借用到此地。

金人不但灭了北宋，而且挥鞭过江，直把高宗追到海上避难。议合之后，双方以淮河为中心，设南北各一百多里地的“欧脱”地带，大片土地成为边界无人区，地处鲁南、齐西南的漷河流域正处在“欧脱”之地北端。那些来不及渡江南下的宋人和投降金人的宋人，无论在金人获胜北还时，还是议合划界之后，都有可能被强迫北迁，安置在今漷县地区。这个过程虽说已不可考，但最有可能的是这个时期，就是说，北宋末、金代初，“漷”字才从鲁南经移民这个载体带到霍阴县。历史上这种事经常发生，几成规律，商代的王都迁到哪里，哪里就称为亳，因为亳地是他们祖先的旧居地。元末明初，从山西迁到北京的移民仍以他们家乡的旧县名，命名其在北平或顺天府的新居地，如长子营、赵城营、洪洞营等，有“七十二座连营”之称。那么漷河流域的移民自然可以把“漷”字带到这里。

究竟漷（阔）、霍、火三音是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发音是如何转变的呢？

漷水流域的人带着乡音来到这里，初来乍到肯定要聚族聚落而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鲁南一带的生活习惯，保持他们的家乡文化，而当时的霍阴县城还在原来的霍阴镇。随着时间推移，移民的发音开始本地化，县城迁来此地一段时间后，与本地居民的不断融合则使漷借了霍的音，而霍借用了漷这个字。即音读为霍，书写时为漷，说明此字在此地的正音为霍，但移民多于当地人。这也间接证明，当时移民的数量不在少数且聚众而居。

另有一种可能：此地最早的居民可能因方言关系，一直就读霍为漷（阔），或者鲁南人一直就读漷(阔)为霍，但这种可能性太小，也没有资料可以佐证。

其实，读“火”音是错误的，这是此字读音的又一次嬗变，这种变化的痕迹今天还能找到，属于方言土语、约定俗成的发音，其与原字最初的音义有所区别。漷县一带的人在发音上，有一、四声不分和三、四声不分的习惯，比如抹（读第三声）：抹泥；抹（读第四声）：抹泥，抹房。遛（读第四声）：遛弯儿；遛（读第三声）：来回走遛儿。垛（读第三声）：垛子；垛（读第四声）：垛上滑秸。瓦（读第三声）：红瓦；瓦（读第四声）：上房瓦瓦等。

火与霍的发音也是这样，三、四声不分，在附近方言中读火读霍皆可，总之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知道指的是漷县这块地方就可以，没人较真儿，于是形成了习惯叫法和习惯发音，大家一起读为“火”音，这才有“火锅中学”这种现实笑话。语言学家不察，当然，他们也无所依据，只是依漷县本地的习惯发音，在字典里释为“火”音，即第三声，这种释义是错误的。从语言学角度看，“阔”音直接过渡到“火”音并不顺口，只有“霍”音在中间过渡一下，才容易转变为“火”音。这也间接证明《辽史》记载的错误。

从地理上说，今漷县北部只有一个南羊村，位于凉水河南堤下，此村与漷县几乎相连，也就是说，漷县城北除古浑河（今凉水河）外无任何河流。漷县以东，包括城的东北部为古笥沟，既今港沟河，漷阴从何而来？这里根本谈不上阴字，即不在山南，也无漷水存在，“漷”字当何解？

综上所考，证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漷”字发音和来历，二是霍村、霍村镇、霍阴县是一个聚邑，漷县今址是金时山东移民的聚落。两个字是两个单元，最初并不在一起。也就是说在辽、金时在古延芳淀周边有两个漷县城，字初为霍、后改为漷，音为霍。

霍阴县由霍阴镇升，镇由霍村升，由此可见当初的霍阴与漷字无关。最早的霍阴城究竟在哪儿呢？今张家湾镇南部，原牛堡屯镇有大北关、小北关、前南关、后南关四村，这四个村庄都不大，最初应只是两个村子，一个南关，一个北关，大小前后是分村后的方位及大小之名。这四村之间即应是古霍阴县城。

此四村东部为东、西永和屯两村，这是明代南方移民的村庄。西永和屯村西有一块土地，这块地叫“砖碴地”，这是很奇怪的土地名，只有几亩地。农民种庄稼时经常碰到碎砖烂瓦，犁铧经常折尖断铁，庄稼长得也不好，后来平整土地，将这块地铲平。没人知道这块“砖碴地”是怎么回事儿，也没有关于这块地的传说。其实，这块“砖碴地”应该就是古霍阴县城，即辽、金时的霍阴县。已故通州周良先生认为这块“砖碴地”是元代柳林行宫遗址，笔者觉得可以商榷。

要弄清是县城还是行宫，应先从“阴”字说起，山北为阴、水南为阴，漷县地区无山而多水，那么这个“阴”字应指水南。再说“霍”字，这里的“霍”字肯定不是《说文解字》中“雨而双飞者，其声霍然”之意，应解为姓氏的霍。这就说明，此地最早居民姓霍，无论村庄还是河流均以其姓氏命名，或是习以为常的叫法，如今天的王村、李村、赵村一样，是历史上的习惯叫法演变为村镇名称。

把霍河或漷河解释为芦沟河（今凉水河）显然不对，凉水河为永定河支流，历史上其名称变过几次，但从未与“霍”字发生过关系，也没有记载说凉水河下游这段河水称漷河，所以《读史方舆纪要》记此河是不求甚解。

古浑河（后称凉水河，为永定河东派）由西来，过马驹桥至水南村，河道尚可束水，一是水量还小，二是地势较高。过水南村至苍头村因地势降低，水量增加，其南堤犹如虚设，水脉乱流。今水南村、新河村、苍头村均有水口东流或南流，有些河道在隋、唐时也曾用来运输。一个水口由水南村经堰上村东南流，至半截河村出境。新河水口旱季东南流，雨季东流至今南大化村、北大化村一带与苍头河汇合。苍头河南流经陆辛庄村北（称北大濠），穿北大化村至潞观村南，称“大塘沟”（左岸土地称“濠里头”）。新河水在潞观以南与苍头水汇合，经大北关村向东南入延芳淀主淀，也就是常年有水的一片湖泊。主淀水东南流入港沟河，即古笥沟，如无洪水，不入白河。笥沟是三国时曹操远征乌桓时运粮的河道。

综上所述，所谓霍水其实就是由今潞观村南至西永和屯村约4000米的一段河流，如果强说是芦沟河也可以，但此段河的水源并非完全是古浑河水，也不入白河。霍阴县城就在此河之南，距河也就100多米，因霍姓而称霍河、霍村、霍阴镇、霍阴县。其县城就在今西永和屯村西的“砖碴地”。辽时，这里的居民多为流民，而且民族成分众多，其中应有部分元时称为“色目人”的北方游牧民族，这样的聚落县邑，聚得快散得也快，稍有天灾人祸便各奔东西。而以移民为主的漷邑则因为一起迁此的原因，相互抱撮取暖渡过一次次危机，这也是霍阴县与漷邑合并，且迁往今址的主要原因。

至于元代柳林行宫的位置，其地应在今垡头村东南，枣林庄村正南，距放鹰台不远的地方。红巾军毛贵北伐，先到枣林，其意必在拿下柳林行宫，而其败于枣林说明当时的柳林行宫并未失守。元朝军队也正是从柳林行宫出发与之战于枣林，意在保护行宫。徐达、常遇春北伐，也是先拿下枣林，而后火烧柳林行宫，说明枣林是柳林行宫的门户，因此，柳林行宫应距垡头村和枣林庄村不远。

通州南门

另一佐证是，这两个村子都有回民，他们在元时应为色目人，随元代的皇帝游猎于此，并为其服务或说提供供应，也可以说是跟着皇帝一行做些买卖的人。这些人元时定居之地必距行宫不远。柳林行宫不会建在柳林之中，只可在柳林之外不远的地方，方便宿营，也方便拴马，免受突然袭击，这是军事常识。

还有一点，辽、金、元三代，在汉族地区，或说在长城以内与长城以外，一直实行两套统治政策，一为汉制，即以汉治汉的封建政策；一为其原始早期奴隶制度。但在定都北京之后，在都城周边则基本实行草原早期奴隶制。这一地区有苍头、苍上两个村庄。《说文解字》：“苍、草色也，从草，仓声。”《汉书·鲍宣传》：“苍头、庐儿皆用致富。”草者，穿草衣的人，其实就是一种深草色衣服，为奴隶所穿。这些苍头、庐儿都是奴隶。辽、金、元政权对汉族实行高压政策,元更把汉人分为南人和北人,南人地位最低,很可能这些奴隶来源于南方。辽、金、元的统治者游于延芳淀，在这一带禁闭一些奴隶，供游猎时役使很正常,而汉族政权则不好意思公开建立这种“奴隶集中营”。管理这些奴隶的可能就是霍阴县衙，这从侧面反映出霍阴县必在苍头村与苍上村之间。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明时的移民已经不知道原来的霍阴县城在何处，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那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只知道自己迁到了顺天府的漷县，而原来的霍阴县城也就成为一片“砖碴地”。

另一证据是南关、北关的问题，行宫无需南关北关，今天存在的清代大小行宫若干，没一处设有关城，即使是清东、西二陵的行宫，其东西南北也没有关城或是称“关”的地方。而“砖碴地”正在南关与北关之间，如果无城不可能既有南关又有北关。当初一定也有东关、西关，但因年代久远、居民迁移，逐渐被人遗忘了。可惜，最初的霍阴县城已经荡然无存，更别说考察它的规模形制了。

以上便是漷县两城之一的古霍阴县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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