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文化】千年古镇张家湾千载运河头的兴与衰（下）

漕运带给张家湾怎样的历史命运？

兴也漕运

衰也漕运

明代在此设多个衙门

张家湾城南临萧太后河，其南门外的通道就是河上的一座木桥，但城建成后交通压力很大，木桥时坏时修。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才在一位叫张烨的官员资助和倡议下改建石桥，桥体全部用长条花岗岩砌成，这就是今天还基本保存完好的通运桥。通运桥因建在萧太后河上，也叫萧太后桥，至今仍可使用，并与张家湾古城遗址一起，被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朝在张家湾设有大通关、巡检司、宣课司、提举司等。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年间开始，朝廷因为漕运商业需要，在张家湾建许多“塌房”，即官家出租给客商的货栈。朝廷还在此设有宝源与吉庆二榷税、皇店、通判都司以及盐仓批验所等官署，在它周边储存和加工物资的地方很多，如皇木厂、木瓜厂、料砖厂、花板石厂、铁锚厂、盐场等等，这些地方后来渐成聚落，今皇木厂、瓜厂、砖厂、盐滩等村都因此得名。

城内还有山西会馆，位于十里街东侧，明代是关帝庙，清乾隆间重修后改为山西会馆，后来在此开办学校，就是现张家湾中学的前身。学校规模扩大后，还占据了城里另外一座寺庙。

从绘制于清朝的《潞河督运图》可以清晰看到，张家湾下游河道比较宽阔，水量充沛，而上游河道就相对狭窄。“潞河督运”的本意，正是要对进入这一段河道的船只实行管控。漕船通过张家湾驶入上游，要经由督运者同意；漕船到土、石二坝缴纳漕粮，也有严格的时间限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驶出，后来的漕船才能驶入。饶是如此，张家湾上游河段船只还非常拥挤，这就是当时的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

也是在清朝乾隆年间，曹雪芹的朋友敦诚乘舟去香河路过张家湾，写了一篇《游雀林庄记》，他在文中这样描述张家湾：“耳听船夫吴歌软语，眼观岸边货物堆积如山。”

沿运河往来京城的达官显贵、商贾行旅都要在张家湾上下船，张家湾城中商铺、客栈林立。据《通州志》记载，清中期张家湾城内还有会商30多家，甚至还有3家当铺，其中就有曹雪芹家所开设的曹家当铺。

清代在张家湾仍设通判、都司等管理漕运事务的官署，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还把原设于通州的潞河水马驿归并到张家湾和合驿。

盛也漕运 衰也漕运

依仗漕运枢纽的位置，张家湾的重要性和发展状况一度与州治所在的通州城比肩，甚至有超越之势。

就运河漕运而言，应该说张家湾比通州城更胜一筹，但张家湾的发展主要靠漕运，而通州城却胜在水陆兼济，且通州城还是北京城的东大门，这也是通州地区历史上有过四座古城，最终只有通州城保持下来的主要原因。

张家湾因漕运兴起而兴盛，却也因漕运停止而衰落。北运河停漕是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家湾却赶在停漕之前就失去了其枢纽地位，而且还失得彻底，别说枢纽，甚至和漕运都没了关系。

嘉庆七年（1802年）京东大水患，上游洪水导致北运河改道，河道在张家湾上游甩尾东去。一夜之间，一直作为北运河漕运枢纽的张家湾远离了运河。曾经在此汇流的河流沿故道向东汇入新的北运河，张家湾迤东的运河故道只能用来运盐，河道变窄，慢慢地就被人称作小盐河了。

运河改道，张家湾在北运河漕运上的枢纽地位骤失。至光绪二十七年，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开通，北运河停漕，通州城也开始衰落，并由州降级为县。此后，张家湾的命运就和通州的命运融为整体，随着现代陆路交通发展，通州陆路通衢天下的优势又渐渐显现，京津唐、京沈等高速公路和京津高铁等的修建，使通州成为通往华北东北、东北和天津的交通枢纽。

漕运文化也在张家湾留下了厚重的印记。辽代的萧太后运粮河、元代的通惠河河口闸遗址，还有古城墙、通运桥、漕运来的巨石、600年的皇木厂古槐等，张家湾历史遗迹不少。

虽然张家湾是因漕运兴起的古镇，但其人文历史不止漕运。在张家湾流传着一个“九缸十八窖”的传说，说是这里一座寺庙的老方丈为后人埋下了银子，以备庙宇败落后重新修建。传说中的银子还没有被发现，但1981年在张家湾附近的烧酒巷村，已发掘出土了一大窖汉代五铢钱，总重量足有一吨之重。1992年在张家湾又发现曹雪芹“墓葬刻石”，这使它又成为红学家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曹雪芹“墓葬刻石”出土于张家湾村西“大扇地”曹家坟，在清史档案中可以查到，曹家“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在张家湾古城，还有曹家当铺、染坊、盐店和曹家井等遗迹。尽管红学界对曹雪芹“墓葬刻石”真伪存在争议，曹雪芹与张家湾的密切关联却不容置疑。

此外，张家湾古城原在古延芳淀北岸一侧，辽、金、元皇家“捺钵”文化也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今镇域南部更辖古延芳淀的大部范围。未来，这些厚重的历史文化也将为张家湾发展增添更多引擎。

来源：漕运古镇张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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