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文化】古代通州漕运史（二）

漕运运制

由支运法过渡到兑运法

明初，国都定在南京，由东南各省沿江运送物资，或者实行海运，路途较近，比较方便。明成祖朱棣将国都迁往北平之后，江南漕粮输往北方，运输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革。

永乐前期，由于战乱等原因，京杭大运河运输不畅，所以南粮北运多用海运。

从永乐元年到十一年，朝廷海运粮食的记录频频出现在《明太祖实录》中。

永乐中期以后，京杭大运河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运输通道。

漕运运制有三次变化。最初朝廷采用支运法，后来出现了兑运法，支运法与兑运法并行存在，后来又形成长运法，并形成定制。

所谓支运法，即转运法，即各地漕粮就近运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如江西、湖广、浙江民运漕粮就近运送至淮安粮仓，然后由卫所运军分段接运至通仓和京仓。这种一程一程转运的办法，称为“支运法”。农民参加运粮即免纳当年税粮，纳当年税粮则免除运粮，其运费计算在支运粮内。一年转运四次。支运法推行后，民运漕粮到各地粮仓，往返时间甚长，经常耽误农时。

宣德六年(1431年)，平江伯陈瑄奏请朝廷，推行一种新的运法。陈瑄奏请“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明史·食货三·漕运》)这就是所谓的兑运法，即各地漕粮运至淮安和瓜洲(今属扬州)，兑与运军转运，军运的费用由农民承担。改行兑运后，粮户将漕粮运至淮安或瓜洲，暂贮水次仓候兑，而无须上纳常盈等仓，既缩短了运程，也减少了麻烦。为确保兑运顺利进行，朝廷颁布了不少则例，对兑运加耗的数量做了规定。宣德十年(1435年)九月，又对兑运法“加耗”做了调整。正统元年(1436年)九月，《运粮官军兑运各处民粮来京输纳加耗则例》规定：“湖广、江西、浙江每石六斗五升，南直隶五斗五升，江北扬州、淮安、凤阳四斗五升，徐州四斗，山东、河南三斗。若民人自运至淮安、瓜洲等处兑与军运者三斗。正粮尖斛，耗粮平斛。务令军士装载原兑干圆、洁净粮输纳，抵易粗粝者罪之。民不愿兑，令自运至临清仓纳。”起初兑运与支运并行，后来兑运渐居优势。

改革漕运制度，推行长运法

成化后，朝廷再次改革漕粮运输之法。成化七年(1471年)，漕运都御史滕昭推行“长运法”，又称改兑法或直达法。由兑运的军官过江，直接到江南各州县水次交兑。免除农民运粮，但要增纳一项过江费用，即漕粮运输全部改由官军承担。十一年(1475年)，改淮安等四仓支运粮为改兑。似乎全部运输任务都交给运军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上面所说的粮食仅指漕粮。漕粮以外，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提供的白粮共计二十一万余石，在长运法施行后，仍然由民运。也就是说，从此以后，除白粮仍由民运外，普遍实行官军长运制度。长运法成为定制运用于明朝中后期，清代也沿用了明代的运制。郭守敬所凿通惠河到明初洪武年间就逐渐淤积废弃。

成化中期，从张家湾到京城既有陆路也有水路，只不过因水浅，只能用小船，运量十分有限，只能主要依靠陆路运输。到正统年间，朝廷疏浚了从张家湾到大通桥的通惠河，但是“元时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独引一西湖，又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载，涩滞如旧”。成化、正德年间疏浚了几次，但是用力不大，效果也不佳。直到嘉靖六年(1527年)，御史吴仲排除阻力，大加整理。一年后，舟楫复通。这次治理获得成功，为利在五六十年以上。通惠河在隆庆二年(1568年)进行过一次大修。万历后，多次将修浚通惠河提上日程，但是议而不决，没有得到治理。

除运河外，还利用温榆河

和潮白河运送戍边军粮

明代，通州至京城北面昌平地区的巩华城和居庸关等要塞也有漕运。昌平是明十三陵所在地，当时所需建筑材料和粮食从通州沿温榆河运到昌平，为供应守陵军夫及居庸关等戍边军士粮饷。关于这条运道的开凿，《明神宗实录》有明确的记载。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户部奏请开浚榆河，自巩华城达于通州渡口，运粮四万石，给长陵等八卫官军月粮”。

此外，明代还利用潮白河向密云通漕，保障镇守长城将土粮饷。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设蓟辽总督，四年后，移驻密云。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二月，蓟辽总督杨博奏请开密云白河济漕运，使白河故道疏通与潮白河合而为一。据水利史专家蔡蕃先生考证，从此，潮、白河合于密云西南十八里河漕村。这是潮白河通漕的最早记载。这时，船可以通运到牛栏山，以上用小船剥运。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九月，“发卒疏通潮河川水，达于通州，转粟抵(密)镇，大为便利”。岁漕运十万多石，但仍需剥运。隆庆六年(1572年)，经过疏通河道，剥船才能直通密云，岁漕运山东、河南粟米二十万石。到清兵入关前，由于密云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此条运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来源 通州区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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