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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巾帼学党史 | 红军长征中党中央在贵州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城召开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即黎平会议，就战略方针展开激烈争论。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这指明了中央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否定了“左”倾错误主张，避免了红军陷入敌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到了主动。
黎平会议成为红军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是伟大历史转折的开端。
猴场会议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黔北挺进，一路攻城夺寨，势如破竹，开始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移方向的转变。
为了确保黎平会议关于中央红军北渡乌江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战略意图的实施，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主张，1934年12月31日到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会议。会议再次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去湘西的错误主张，坚持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决定》。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实际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是伟大转折的前夜。
会后，中央红军以势不可挡之势，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翻开了中国革命史新的一页。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城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此后的扎西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初，军委纵队由石厢子走小路进入云南威信、贵州毕节、四川叙永三地交界处被史书称为金鸡齐鸣，三省皆知的鸡鸣三省村，2月5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重要会议。
会议调整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总书记)，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鸡鸣三省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补充，从组织上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为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遵义(今播州区)苟坝召开会议，会议先是讨论红军军事行动，后发展为讨论红军下一步战略方针和成立军事领导小组的会议。到会同志一致同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这表明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此以后，红军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泽东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后，红军迅速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调出滇军、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张，牵住了蒋介石的牛鼻子，使红军终于甩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堵尾追，最终取得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来源丨中国党刊网
编辑 | 潘 婷
责编 | 李美雪
审核丨侯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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