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超过4500人,香港与疫情为何纠缠不清?!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小时候,妈妈带小馆主到香港旅游,出发前提醒说,香港街上卖的水特贵,得10块钱一瓶,所以在外面要少喝水,当时觉得,香港真的好繁华,好有钱。
长大后,孤身一人来到香港工作,遇到了疫情,想做个核酸检测,知道自己得没得病,得至少2,000块钱一次,现在觉得,@!#$%^&*(!@#$%^^&*( ... ...
哔——,是聪明人才听得懂的声音
其实当年那瓶矿泉水,和今天的核酸检测一样,都是生命最基本的需要。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长大了,不再将“贵”和“富贵”划上必然的等号,一个“贵”字背后,是香港这个城市,一系列无奈的现实。
哎呀这个开头好像太丧了。
香港是什么样子呢?
在这里,她所用的字眼,已经是“请求”。
看病后,星期六看核酸检测竟然星期二才有结果
我都不明白为何有人要质疑香港是否需要内地帮忙我的答案很简单 必须 ”
部分港人的逻辑是看“因”不看“果”——他们认为是港府、所谓“病毒源头”的武汉造就了今天的局面,应该为此负责,这是一个巨大的定势思维闭环。难怪有人说,香港抗疫最大的特色不是地窄人多,而是政治偏见凌驾生命价值。
香港前线医护的心声
港府啊港府
江湖混乱,庙堂也不醒目。缺乏预见性,是港府抗疫过程中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各个高危群组,包括餐厅员工、的士司机、街市、安老及残疾院舍以及货运码头群组,全都是爆发以后再开始大规模检疫。
总括来说,香港防疫的策略可以分成三大方面,一是在关口做控制管制;二是检测;三是管控社交距离。
葵涌货柜码头为什么会大爆发?宏记出了什么问题?据媒体报道,葵涌码头24小时运作,工人完成工作后,会有约20人一同到休息室休息。重灾区宏记港务操作有限公司的休息室有逾百人共用,员工会在内吃饭、洗澡、用厕所及睡觉。
由于休息室空间有限,供工人休息的上下铺全日轮流使用,“床永远是热的”,即使一般伤风、感冒都容易传播。
码头工人休息室
最怕听到这句“运输对香港很重要”。香港的第三波疫情在七月五号起急剧转差,本地确诊个案大增,涉及不同环境不同行业,而且超过4成源头不明,这波疫情的其中一个源头,就是来自豁免检疫的海外入境人士,包括机组人员及海员,他们经公共交通例如的士将病毒渗透香港。当时港府的口径,亦是:运输对香港很重要。
港府宣布紧急停止豁免上述人员
为什么要豁免他们?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说,香港要靠他们从陆路、航运及空运输入食品、日用品及其他货物。为此,香港《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规定,须往返香港与外国地区旅行其职责的机组人员、客船及货船船员,以及须旅行与政府相关运作政府人员等等,可“豁免接受强制检疫”。
原来香港的大米和厕纸是用命换来的。
说实话,疫情爆发半年来,港府如履薄冰小心谨慎,从援助企业需求和保就业,先后推出了三轮防疫基金(单轮金额高达1375亿港元),到向香港市民发放现金补贴和口罩,还有设立临时隔离场所,确实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第三波疫情爆发失控,无疑暴露了港府的问题,除了打着“运输很重要”旗号松懈豁免检疫政策之外,餐厅用餐的限制更引起社会反弹批评说“香港政府朝令夕改”、“不接地气”。
疫情期间,香港出现了一个“史上最短命禁令”。7月27日,香港宣布了史上最严厉的用餐措施,也就是全面停止餐厅就餐。可是这条“禁止堂食”的禁令生效仅仅两天后,政府又宣布“恢复日间堂食”。
唉。
那一开始为什么要全面禁止堂食呢?政府说,相信大部分人都可以居家办公,在家吃饭,这样做可以减少病毒传播。
结果就出现了以下名场面,不管你是中环精英还是地盘工人,午餐时间街边见。
全面禁止堂食无疑是有效的检疫措施,但不适合香港。从大的方面来看,大部分港人居家面积细小,根本难以办公,且容易产生家庭矛盾。具体而言,只有某一些工种的人适宜居家办公,例如只涉及单线汇报、工作按件记效的程序员、设计师等等,这类人居家办公不会有太大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大部分上班族都需要“办公室+居家”交替办公,而香港写字楼内不允许煮饭、无饭堂、也没有可以吃饭的场所,更别谈需要户外作业的蓝领们,于是大家只好一起以地为桌,“风餐”一回了。
港府见情况不对,这样岂不是更容易感染?立刻调转车头,又宣布“恢复日间堂食”。
也不枉吃了两天街边饭。
抗疫期间,另一件不可不提的大乌龙,就是7月21日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病毒检测结果“阴阳错调”,事件中没有染疫的一名47岁妇女,检测结果给错误列为阳性,并送去跟确诊患者一起隔离共处8小时,无辜变成“密切接触者”。
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
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顾问医生曾艾壮表示,事件当中两个个案的数据相似,实验室人员把资料输入电脑时,调转了两人的个案编号,覆核期间也没有发现。(累了累了,你们累了,大家也听累了。)
根据最新消息,原本在8月24日推出的全民自愿检测计划,遇上了招募人手、采样方法、选址安全以及如何让市民自愿检测等各种难题,需要延期至最快31日展开。事实上,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是由专家及卫生医护系统主导的,这个系统近来也出现抗拒内地介入以及引用内地方法的声音,同时却未能提出自己一套有效的抗疫方法,成为医学问题被政治化的症结。
香港医学会会长蔡坚称内地医护讲普通话、写简体字,难以合作。
(你有无搞错啊大佬?朝早未训醒啊? )
在泛政治化的角力下,经此一番忽视重灾区、检疫失误、朝令夕改、阴阳错调的谜之操作,港府这个“热厨房”,温度又升了几度。但是在疫情之下,比起热厨房,港府的处境更加像是一个溺水者,绝不能再继续怕难怕倦怕扑空,必须在关口管控、病毒检测和社交距离控制等方面推出有预见性、整体性的措施,一定要尽快解决疫情,争取上岸,否则社会积怨进一步加大、经济大伤元气、市民出现抗疫疲劳、恐怕“救回来都吐白沫”。
时代飘摇,香港珍重。
8·19 中国医师节
向所有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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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疫情下的双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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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风暴中心 那只坚挺的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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