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势力推波助澜
香港滋生“本土恐怖主义”
他，主掌香港六支纪律部队
详解香港国安法细则
“五眼联盟”国终止与香港引渡条约
他斥责“政治凌驾于法制”
《问答神州》专访
香港保安局 局长 李家超
2019年开始的“修例风波”，引发了香港街头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有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的6月2日，香港共发生了十四宗涉及炸弹以及四宗涉及枪械的案件；警方拘捕共七十六人，至少涉及七个本地激进团伙。“警队一哥”收到匿名者寄来的土制炸弹，不是影视剧当中的桥段，而是2020年在香港真实上演的一幕。那么近年来，香港“本土恐怖主义”抬头，缘由何在？
吴小莉：港区国安法公布实施后，有人曾评价：这是香港走出困局、从乱到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在您看来，港区国安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李家超：影响很大。去年6月开始，我们的暴乱事件在武器、暴力等方面不断升级，警方还发现了许多起爆炸案的事件，这已经涉及到恐怖主义的活动了。而且用的一些爆炸品元素，是一些外国恐怖分子用来做恐怖袭击的同类爆炸品。这些爆炸案一旦发生，毁坏将会很大，也会把整个社会带到一个很纷乱的局面。我们也搜查到很多实弹的手枪，其中有一只步枪，曾经一个恐怖分子用同类的步枪，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音乐会上扫射，造成5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还有一个案件，我们发现了一个家庭式的子弹制造工厂，在自己住所里面尝试制造子弹。我们也可以看到，外部势力也深入了香港的不同暴力活动里面。吴小莉：我们怎么看出来外部势力已深入了香港的情况？李家超：一般的老百姓去外国，受到外国几乎是最高级别的官员接见，这个是不平常的。而且我们在一些暴力行为里面看到，他们的组织性、通信方法、分工，还公然要求外国制裁我们，这些都不是一般老百姓在示威中，争取自己所谓的“诉求”会去做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香港国安法落地后，以前参与勾结、跟外部势力同盟的人纷纷退场，“解散”自己的组织；以前网上有关暴力、鼓吹“港独”或者是与外国串谋的一些信息，也被删除了。更有一些人，自己也关掉一些（银行）户口等等。截至2020年的9月1日，香港警方已经拘捕超过了二十位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士。问答中李家超提到，香港国安法使得特区政府在防范、制止和惩治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时候有法可依，为香港提供了从乱到治的转机。
吴小莉：在5月份人大宣布要订立港区国安法之后，您的感受是什么？李家超：我当然是非常高兴了，我是很欢迎的。“港独”在香港回归的第一天已经是不对的，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这个观念在基本法里表达得很明确，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刑事罪行是针对这些行为的。吴小莉：因为没有法律可以管制，所以大家慢慢地就觉得这个不犯法。李家超：而且有外部的势力在推波助澜。香港国安法落地后，除了给我们一个很有效的执法机制以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意识问题：每个人都要明白国家安全是所有人的义务，政府更有这个责任。我们说“港独“是不对的，但讲了二十三年了，还是有“港独”的思想，而且变得越来越嚣张。但是有了香港国安法后，不单是不对，现在很明确说是违法的、要坐牢的。香港国安法的制定过程中，国家其实是很客气的，也是很关爱香港整体的。第一，我们没有谈追溯力，以前你错了，今后就不要再做了。这个是很科学的。第二，人大的决定里面也谈到了，按香港具体的情况去制定法律。香港国安法有三个目的：惩治、防范和制止。惩处只是针对大奸大恶的公敌，属于小部分的人。而防范和制止，是希望香港各界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维护国家安全的事情。国家也相信香港特区政府会履行好我们恢复国家安全的事。吴小莉： 其实香港国安法到底怎么样执行，有两个猜想：其一，“澳门模式”——设立国安委；或者是港英时期的政治部的模式。那么真实的执行机制是怎样的？和港英时期的政治部有什么区别？李家超：分别很大了。第一，港英时代的政治部有很多不依规矩做事的事情发生，你听到很多故事的，会有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失踪了。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透明度。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是一定要依法，很多权力我们都要到法庭去申请。只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况，我们要引用一些权力，比如说证人令，或者是提供材料令。所以在每个领域里面，我们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方面的限制和监督的。2020年的7月3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7月6日，香港国安委举行首次会议，为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执法措施制定《实施细则》，赋予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所需要的适当权力。
吴小莉：在执法过程中，您特别向公众宣导的就是：香港国安法的细则给了警队很多以前没有的权力和能力。以前想要执行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法律依规，使得警队难以发挥作用。
李家超：这七个权力里面，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权力是全新的。比如，在有组织性的严重罪案条例里面，包括黑社会、毒品，我们可以到法院申请证人令。证人令的意思是，按我要求的时间地点出现，去回答警方的问题。还有提供材料令，就是按要求时间，对方要提供某一些材料。那么以前在毒品、枪击、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的案例中，警方就有权力申请这些特殊权力。现在呢，我们就延伸这些权力到香港国安法里。吴小莉：现在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处理了吗？有案例吗？
李家超：有了，但是我觉得，一般老百姓，他们感受不到，因为他们一般都不会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
我觉得，香港国安法落地两个月，还是比较新，但是一个过渡期之后，我们生活如常，就不会“妖魔化”香港国安法了。当大家都看到成果怎么样、最后社会太平的情况是怎样好，对二十三条立法可能也就不再“妖魔化”，可以更理性地做讨论了。
所以我还是非常正面地看整个形态的。
2020年8月19日，继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四国之后，美国宣布终止与香港的引渡条约，由上述五国组成的全球情报系统——“五眼联盟”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统一行动。有数据举例，香港特区与美国的移交逃犯协定于1998年生效，二十多年间，特区政府成功移交美国的逃犯人数达到六十九人，远多于美国向特区政府移交的二十三人。
吴小莉：如果罪犯已经到海外去了，他的犯罪行为不在香港，他只要有勾结海外势力的行为，也在香港警队收集情报、调查犯罪的范围内吗？李家超：现在香港国安法里就有属地、属人的管辖权，就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追究责任，这个跟外国很多国家安全法一样。所以“五眼联盟”国终止与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我认为这些人此举不单是双重标准，而是没有标准。因为在不同的国家，大家很明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只是在自己的地方发生，很多都是在属地以外的地方发生，这些行为的责任都会被追究。外国和香港国安法针对这些罪行都是同一个做法。在联合国，大家都有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共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移交逃犯的协议。这二十三年里，引渡协议是针对什么样的罪犯呢？都是毒品案、枪击案、诈骗案、商业罪案以及电脑系统案件等。这些案件的受害人都是谁呢？老百姓。现在因为政治理由，停止这些打击跨境犯罪的协议、毒贩、枪击案罪犯、这些劫案匪徒就不用要负法律责任了。
吴小莉：这对他们本国也会有伤害？李家超：当然有伤害。我们非常反对政治凌驾法治。在移交逃犯的协议里明文规定：你移交回来的人不可以再移送到其它地方，这个条文说得很清楚。但实际的执行情况并不是这样，由于政治操作，这些罪犯现在就不用负法律责任。另外一个，这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错误的信息，特别是过去在香港犯法的人以为某一些国家容许他们逃避法律责任，变相鼓励他们不需要考虑法律责任，这个意识上是非常坏的。
针对“港独”行为，过去没有刑法，所以积非成是吴小莉：2018年，保安局就成立了跨部门的反恐专责小组，当时为什么做这样的准备？后来这个专责小组产生了哪些作用？
李家超：我上任保安局局长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反省：我们香港整体在保安方面，强项是哪？风险在哪？我们要加强的能力在哪？那个时候香港的罪案率是比较低的，也非常太平、安定，但由于恐怖主义风险的存在，要加强全面的、预防性的准备。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经验也说明：在恐怖主义方面，最要做好情报收集、多元合作。如果某一些情报只停留在某一个单位里，不被分享到其它单位，那就没用。而且恐怖主义案件要对付的人破坏能力高、破坏性大，我们要集合所有的能力共同对付他们。所以我就希望，那个时候在保安局体系里面的六个纪律部队，能够共建这个反恐平台。第一，让他们分享这方面的情报；第二，分享经验，让不同的领域共同收集情报，互补、互增其他人的能力。
吴小莉：您当时已经注意到“港独”的趋势，而且也建议要考虑把“港独”组织——香港民族党的运作停止下来，当时您是看到了什么，发觉到了这个苗头？李家超：在禁止香港民族党前，这个趋势已经出现有一段时间了。2014年之后，就有谈到“港独”的事情，有一些文章、书本。那个时候，势头小的时候我们不制止，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特别我刚才提到还有外部的势力推波助澜。我们禁止香港民族党，其实只是禁止这个党的运作，针对“港独”的个人行为，因为过去没有刑法，所以积非成是，二十三年来，没有人真的受到惩罚，所以就好像没问题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要利用港区国安法，把保卫国家安全的义务和责任、把这个意识贯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