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在威胁社会稳定

最近我和大家一样，一直在关注徐州丰县的事件。但想得太多，反而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这是压迫女性的问题吗？当然是。它有贫穷与无知的问题吗？当然也有。一个重大的负面社会新闻事件的爆发，从来不能简单的归结到一个人，一个原因，它一定会是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综合导致的结果。只是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视角去解读。

而首先，写这篇文章，是想感谢所有挺身而出的人们，以及对真相孜孜以求的每个普通民众。这些是我们对中国社会更光明未来的信心所在。

在这个事件中，最让我个人内心激荡的之一，是一些人自发承担了调查事件真相的工作，在庞大的压力甚至威胁之下，依旧为了心中对正义和良知的坚持而前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这样一步步贴近那些被隐藏的事实。

而那个似乎已经消失的职业名称，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视野。

调查记者的工作，是为了捍卫公众利益而进行的独立调查，寻找被掩盖的事件真相。这个名称曾经是媒体行业的骄傲，但在过去的这些年，调查记者越来越少，少到基本上已经无法被看做是一个职业了。

调查记者的消亡，一方面是因为媒体追求流量化，耗时耗力的深度报道不光得罪人，经济效益也不如找几个实习生编标题党文章来的好。另一方面则是这个职业往往被看做反体制，对抗政府行政、执法单位，从而引发各种不满和批评。

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中，民众需要以及希望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因此调查记者这种被看做有“对抗政府”意味的角色，就会承受强大的压力。在这次事件中，自发去调查真相的人，也经常被攻击说成：威胁和破坏稳定。

那到底是什么在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呢？

为了更好地说明一点，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差异。

梁漱溟先生曾经批评用西方的阶级史观来套用中国历史

来解说社会的蜕变改进，我想在欧洲或是适用的，……倘必以此为准据要普遍地适用于一切民族社会，恐其难通；尤其本此眼光以观测印度文化或中国文化已开发后的社会是不免笑话的。

梁先生说的这段话很有前瞻性，用西方模式来套用中国，往往会出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将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称为“封建社会”—— 欧洲历史，的确是沿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轨道进行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欧洲社会就是封建制度。但中国从秦到清大部分王朝，却不能这么说。

封建中文意思是“封邦建国”，就像《左传》中写的“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也就是将土地分封给有亲缘关系的贵族阶层来进行管理。

欧洲的封建制度也类似，皇帝或国王将土地分封给领主，领主再继续分封给他的封臣，封臣可以继续分封。于是就形成了帝国、王国、公国、侯国、伯国......,这样一层层构成了国家。

在封建制度下，只要不反叛，同时完成自己的军事等义务，那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就有绝对的权威，即便是国王皇帝，都不能侵犯这种权利。而普通农民往往被约束于土地上，服从贵族的绝对管理。所以欧洲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的确是可以看做贵族所代表的压迫阶级，和普通民众所代表的被压迫阶级。在阶级对抗中，从皇帝到骑士，是站在一边。

但中国的类似封建制度，在秦灭六国之后，设立郡县制之后，就被打破了。秦朝之所以能兴起，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通过变法改变了社会结构，从看出身的贵族领军，变为以军功为主，并且打破了贵族对于平民的控制，实现中央集权，进而发展出一统天下的国力军力。

而在秦之后，虽然在西汉、西晋都有过封建制的阶段复苏，但中国仍然属于“非人格化政府”，用推举、科举等方式选拔任命的专业官员组成文官制政府。换句话说，中国在2200年前，就具备了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国家的大多数定义，而欧洲要到近代才实现。

关于中国历史上国家结构的演变和特殊性的问题，顺便推荐大家看一下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福山这些年的新书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逐渐向他老师亨廷顿靠拢，对于不同文化的个性也有了更多思考。除了中国以外，如果你对印度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东西欧的区别，俄罗斯为什么和英美不对付感兴趣，也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一些灵感。

不过福山没给我们广告费，就不扯太远了。

西方封建制度下，贵族统治民众，而国王的军队以及财富来自贵族，因此国王更需要争取贵族地方势力的支持，而民众往往成为这种支持的代价。而在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里，国家的军队和财富，来自普通民众的服役和纳税。因此国家如果想强大，更重要的，是获取民众长期稳定的支持。

但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矛盾的出现：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vs代表家族利益的地方势力。

就如福山在书中的观点，欧洲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异，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家政府、地方家族和普通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同。

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自于它能动员的人力物力，因此它需要能直接接触到普通民众，满足民众的需求，换取民众的赋税和徭役。

但这种“扁平化”的结构，却会极大损害独霸一方的地方上层利益。因此传统社会中，以家族为核心的地方势力，往往会通过侵蚀政府权力，来维护和扩张自身的利益。

而以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地方家族势力，在大部分时候，也都是剥削和压迫平民的主体。

因为三者之间这样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在面对地方家族势力时，国家政府与底层民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也是在中国传统中，民众在被地方恶霸迫害时，会试图拦轿喊冤，甚至进京敲登闻鼓，寻求政府权力救济的原因。

如果站在西方的历史上看，这种“寻找青天”的行为也许要用“愚蠢”来形容。欧洲领主对领地的统治权是绝对的，国王不可能更没有权力去干涉他如何压迫民众。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政府必须满足民众的类似需求，如果中央政府缺乏满足民众这种“伸冤”的能力，就意味着国家无力面对地方家族势力的挑战，那基本上就离王朝崩塌不远了。

而如果我们看王朝兴亡的过程，也会发现，当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压制地方家族势力，直达基层，获得充足的人力财力时，就是王朝最兴盛的时候。而随着政治结构老化，国家机器从下至上被家族裙带所侵蚀的时候，也就自然衰败了。

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

这和丰县事件有什么关系？

拐卖妇女强迫结婚生子，和抢劫、谋杀等恶性犯罪相比，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关键区别，那就是这种犯罪行为很难被隐藏 —— 当一个村庄中多了一个被拐卖的受害者，必然会被周围邻居知道。而为了避免受害者的逃亡，也需要当地大多数居民协助看管。更不要说办结婚证、户口、出生证这些需要动用到公权力的事情了。

换句话说，这是典型的“集体罪行”。只有在集体包庇甚至成为共犯时，这种罪行才可能长期存在。

在曝光的相关信息中，我们也能看出此次丰县事件的有明显的同姓家族聚居的特征。这并不意外：在既往的解救拐卖妇女案件中，家族一直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 从“家族”的立场出发，拐卖妇女谈不上犯罪，而是延续香火的高尚行为。

当家族盘踞控制一村、一乡、一县，这里就成为“国中之国”，无论是行政权力，还是法律的约束，都很难进入。被压迫者，如同这次新闻事件中受害者，以及那些即便离开丰县，想发声但被“家里人关切”到只好闭嘴的人一样，只会因为有形或无形的锁链，被隔绝在阳光之外。

在丰县政府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在2017年有这样一则对拐卖妇女的实名举报。举报人就是当时购买妇女的光棍，因为案件破获而获刑10年，但拐卖犯罪者却可以逍遥法外，还倚仗权势恐吓威胁他们。所以他希望丰县政府能主持公道，将拐卖犯绳之以法。

在丰县政府的网站上，现在搜到举报人连续给“书记信箱”发的四次举报。

而四个举报所得到答复如下：

我们无法确认这个举报内容是否属实。但我们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到两个可怕的问题：

1，丰县政府相关部门在面对拐卖妇女这种严重犯罪举报的态度，是一贯的推脱。这说明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意愿，已经被弱化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也许这则七年前的新闻可以说明一些原因：

2，被举报的拐卖罪犯，家里“有很大势力”，是“承包耶稣教堂”的。这意味着，当地的家族势力已经可能开始和宗教合流。而且徐州周边地区，又曾是“全神教”等邪教的重灾区。在贫困农村地区，一旦家族势力和邪教相结合，会造成怎样的可怕灾难，翻翻史书就知道了。

所以，谁在威胁稳定？

中国从秦朝创建大一统开始，国家兴亡的背后原因之一，就是地方家族势力与国家机构的博弈。

抽象的国家机构，虽然看上去很强大，但其实也很脆弱。尤其是对比由血缘关系而构成的家族，后者是人类最自然也是最牢固的社会组织。在人类历史上，一个个强大的帝国，从罗马到伊斯兰，从马穆鲁克到奥斯曼，在兴起的时候，都能暂时控制住家族势力，最终也都亡于家族势力对政治的侵蚀。甚至在目前美国政治衰败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家族势力的功劳。

当然，如今中国的行政能力，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地方上传统的家族势力在近百年来，也不断被瓦解。只不过，以血缘、裙带、权钱等问题所形成的地方势力，从来不会彻底消亡，总会再次出现。

丰县此次的事件，给我们的警示之一，就是家族地方势力依旧存在，并且对当地基层行政机构的腐蚀，可能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所以，是什么在威胁中国的稳定？并不是不依不饶的网民，也不是不务正业的“前调查记者”。而是那些一方面迫害民众，包庇犯罪，掩饰真相，一方面侵蚀国家权力，破坏国家根基的阴影。

最后，再次感谢在这次事件中，“前调查记者”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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