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公立校免费开展校内托管，是否真的是”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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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芥末堆上的一篇关于《多市推行小学生校内免费托管，从业者：将淘汰不规范的小型托管机构》（点击阅读原文查看）的文章，吸引了众多的托管行业人士的眼球。由于涉及到校外托管机构的招生乃至生存问题，这些制度的实施对校外托管机构有何影响？是否会彻底颠覆这个行业？行业内外人士都心存疑虑，是否真的”狼来了”，笔者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理性分析。
上文的导火索应该是源于1月19日长春市教育局牵头办理的《关于试行小学生课后免费托管服务的议案》一事。还有2月6日，南京市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小学 " 弹性离校 " 工作指导意见》的发布。事实上，关于公立学校校内免费（延时）托管的服务措施，国内的城市中长春、南京并不是始作俑者。据笔者所知，早在2013年10月份，免费校内托管的实验最早见于青岛市。当时青岛市教育局在山东路小学、四方小学进行免费托管试点后，于2014年初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全面铺开。遗憾的是，时隔一年后对于当时首批试点的校区进行回访时，发现四方小学内已经没有学生报名免费托管了，另一所学校也只剩下17个校内托管的学生。无独有偶，在2014年之前，广州市教育局一直执行着校内免费托管的服务。但是这项服务在2014年经过试点后，已经开始逐步取消，目前已经基本在全市范围内全部取消校内免费托管服务，而改为由财政部门每人每天补助2元的形式，让学生自行解决这个“午托”的问题。
这种公立学校“免费午托”的服务之所以“叫好不叫座”，是有其根本原因的。四方小学的王校长说：“一个是时间问题，因为校内托管一般就到下午五点多，但是这个时间很多家长还是不能来接孩子，所以有的家长还是觉得不够方便”；“二是家长认为，现在校内托管不能满足所有家长的个性需求”；“三是由于是免费义务看护，看护的主体是谁？谁为这个行为负责都没有明确的定性，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除此外政府方面监管和监督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当下实施这些措施的城市难以开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实施免费校内托管，各地执行时有很多不确定的细节。例如，执行校内学生托管的主体是谁？是学校内的老师？还是校外的志愿者？是大学生？家长？还是第三方机构的服务人员？如何评价一个学校“免费托管”活动的效果等。众所周知，当下的中国教育，考核一个学校校长的关键指标是“升学率”。考核老师的指标除了“升学率”外，还有“论文、研究、示范课程”等。而这些考核指标几乎无一例外都没有同是否实施“免费托管”服务挂钩。因此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没有动力去落实这项服务。再者，随着城市化的扩容，小学校内几乎都是人满为患，老师的作业批改、备课指导的工作量非常繁重，导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这份“额外”的工作负担，即使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第三，校外人员的入校，托管质量和安全问题如何解决？师资专业度问题如何规范和考核等都是目前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
国外的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学生放学时间和家长下班时间不匹配的问题，同样存在“托 48 30725 48 14939 0 0 1132 0 0:00:27 0:00:13 0:00:14 3446教育”的刚性市场。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这种刚性需求也不是全部由政府负担，在学校内部解决的。例如美国，这种托管需求基本分为三类，即主要由政府负担的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公立托管”；由个人负担的个性化、高端需求的“私人托管”和政府进行部分补助，家长承担部分费用的“普通托管”构成。根据家长的收入状况和意愿度进行灵活的选择，由全社会来共同解决这个实际问题。日本在截止到十年前为止，基本上是由政府根据托管机构的容量和家长的申请，由地方财政来满足部分学生的托管需求。由于存在无法突出个性化服务、师资水平难以保证、大多数学生获得托管服务难等实际问题，近年来，满足个性化服务的私立托管机构也在逐渐增多。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由于学生需求的多样化，也直接导致了托管机构服务的多元化。
北京市教育局在2015年即开始实施全部由财政负担的“课后三点半”工程。该工程由财政支付校外的第三方机构，在学生放学后，进入到校内代替学校老师执行相应的素质教育类课程，基本上学生可以在校内由原来的三点半放学，延长到四点半后。但是这个时间家长还是无法正常接送学生放学回家。另外，从北京的校外托管班的数量和发展情况来看，此项工程实施两年多，对于校外托管机构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无独有偶，去年开始实施免费托管实验的石家庄市，大连市，当地的民营托管机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由于学生数量的增加，校外托管机构的需求有上升的势头。
不可否认，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免费校内托管的制度设计初衷必须给予鼓励和肯定。从政府角度如何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和指导需要有明确的界定；从学校角度如何确定执行主体，如何保证学生的安全，满足家长的个性化需求是个非常大的考验；从家长角度如何降低对免费托管的预期，如何协调好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也是一种智慧。从这点上看，参照目前国内的“住房分配制度”，由政府、机构、家长三方按照各自的需求，进行差异化供给和选择，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本文来自投稿，作者张洪伟，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主席，“写e写”硬笔书法项目创始人，2012 年进入学后托管教育行业，3 年间建立 200 多家学后托管教育中心。目前专注于学后托管机构的企业咨询、师资培训、投资并购、行业研究、项目植入等。微信：1391030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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