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霍尔
斯图亚特·霍尔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他开启了学术工作政治化的先河。他在文化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和杰出成就，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人能够超越他。
1.解构大众文化
霍尔围绕"大众"一词，对"大众文化"的不同定义进行了三个层次的解构:
其一，是"大众文化"的市场或商业定义，即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霍尔认为，这一定义与对民众的操纵和贬低联系在一起，民众无异于"群氓"，是一群生活在"虚假意识"中的文化傻瓜。对这一同质化和描述性的定义，霍尔持反对态度，"归根结底，把民众视为完全被动的外围力量，是一种根本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观点。
其二，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在做或者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这接近于大众的"人类学"概念--"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即"标志特殊生活方式的东西。霍尔认为这一定义描述意味过于浓厚，大众文化与非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
最后，也是霍尔本人所提倡的定义:用关系、影响、抗衡等绵延不断的张力来界定"大众文化"，集中探讨大众文化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霍尔指出，建构"大众"所依据的原则是占中心地位的精英或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张力和对立，这种张力和对立区分"大众文化"和"非大众文化"，"我认为存在着一场持续的和肯定是不均等的斗争，由主流文化发起，不断地要去破坏或重组大众文化，要把大众文化的定义、形式包围和限制在统治形式的更具包容性的范围之内……这是文化斗争的辩证法……沿着对抗与接受、拒绝与投降的复杂路线前进，使文化领域变成一个持续的战场。
意义：
其一，驳斥了法兰克福学派一味将大众文化当作文化工业并视其为精神垃圾的精英主义作风，同时也避免陷入威廉斯等人对大众文化的过于经验化和同质化的描述;
其二，影响了其后的民粹主义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抵制论"，并为其他国家的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范式。
霍尔是当代从文化研究视角研究大众传播及通俗文化的大师级人物。他曾指出，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绘，从“主流”到“批判”视角的变动，就是从“行为的”到“意识形态的”视角的转变。
因此，他的诠释框架以马克思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并借鉴了阿尔图塞、葛兰西等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以及民族志、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具体来看，一方面，根据语言学、符号学的观点，符号具有某种物质实在性（如词语、手势、图像等），可以通过感官来体验，但是其魅力并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由于作为一个“物”的符号同时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意义，因此可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也就是说，符号可以与意义形成共鸣。
霍尔因此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这么一些表征系统，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了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于是，他将电视视为整个表征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些传播实践的“客体”则是意义与讯息，其形式为特定类型的符号载体，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中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
另一方面，受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对于传媒，霍尔又从了解社会统治秩序、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理解其角色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霍尔由此意识到，无论制作者如何精心，解码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于是，他提出了三种受众解读立场：
倾向式解读，受众从信息所提示的预想性意义来理解，编码与解码互相和谐；
协商式解读，受众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受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处于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
对抗式解读，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引申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读出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