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兰和说服研究
美国实验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毕生研究态度与说服之间的关系,他是将实验心理学引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夫兰应聘担任美国陆军总部心理实验室主任,率领专家小组指导和研究美军的思想训练计划,研究军内教育电影对提高士气所起的作用和效果。战后回到耶鲁大学,主持“传播与态度改变课题” ,出版了一系列丛书。代表作《传播与说服》等。
他对传播与说服、说服能力与说服方法的研究,为传播学的建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霍夫兰对传播学最突出的贡献,一是将心理实验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 二是通过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对否定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起到了很大作用。（小编注：这一阶段的传播效果研究，属于整个传播效果研究的第二阶段，即“有限效果论”）
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霍夫兰是学习心理学学科带头人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的追随者，后来又共事多年。这对霍夫兰研究态度改变的方法有极大的影响。本来他可以在实验心理学领域大展拳脚、早出成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霍夫兰应召率领主要由心理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赴华盛顿，在美国陆军军部新闻及教育署研究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问题。从此，霍夫兰的实验对象由让老鼠走迷宫变为让士兵看影片，通过对影片内容、形式和设计变化，测量、分析传播来源的可信度、恐惧诉求的程度、问题提出的先后效用、论辩时是讲一面之辞还是两面都说、结论是明示好还是暗示好等传播问题。
战争结束后，霍夫兰带着同事和资料回到了曾工作过的耶鲁大学，继续进行态度改变方面的研究。他们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设立了耶鲁传播研究项目，旨在"提出科学的见解，以辩别哪些条件可使这类或那类劝服性传播的效果有所增强或减弱。"
《传播与说服》中一系列的研究有这样三个特征:
第一,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找说服的定律。
第二,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刺激— 反应的学习理论,假设态度的改变是基于求变的动机强过不变的动机。
第三,研究的方法为实验室的实验法
研究不足之处：
一、并未使用传媒的讯息或宣传节目，而是使用人际传播，少数几个研究曾使用到录音的演说和画面的文件，但无益于大众传播的设计，也没有研究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媒介运动和大众传播。
二、研究者认为说服的效果可同时适用于实验和自然的环境中,而实验室的发现自然可以应用在大众传播的说服效果。所以一直用实验室方法研究，研究对象也都是实验性对象。（小编的理解是，这与“有限效果论”的不足类似，只考察了具体传播活动的微观、短期效果，只探讨了态度和行动层面，忽略传播在整个环境认知中的作用。）
由说服研究，可以引申出一些传播效果产生过程、制约传播效果的理论。从传播主体、传播技巧角度出发。（有一部分并不是霍夫兰提出的）
从宣传或说服的角度而言，即使是同一内容的信息，出自不同的传播者，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可信性有两大因素：一是传播者的信誉、二是专业权威性。
信源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
低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由于信源可信性的负影响，其内容本身的说服力不能马上发挥出来，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可信性负影响减弱或消失以后，其效果才能充分表现出来。
信源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短期效果具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从长期效果看，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容本身的说服力。
一面提示：仅向说服对象提示自己一方的观点或于己有利的判断材料（集中阐述，论旨明快，但容易“咄咄逼人”）
两面提示：提示自己观点或有利材料同时，也提示对立一方观点或不利己材料。（给人以“公平感”，消除说服对象心理反感，但论旨复杂，把握不好容易为对方宣传）
“免疫”效果：两面提示策略是大众传播领域提高传播效果的一项重要策略，能对原来持抵制态度者产生较好说服效果，产生“免疫功能”，强化对正面信息的信任，从而增强说服效果的持续性、稳定性。
运用敲警钟的方法唤起人们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成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发生变化。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可最大限度唤起人们注意，造成的紧迫感促使人们迅速采取相应行动。
但必须掌握分寸，切合实际，不能一味地危言耸听，容易招致对象自发的防卫性反应，对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标题党有时会写出一些危言耸听的标题来吸引眼球，就是利用这个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