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篇之黄远生

黄远生——奠基新闻通讯的一代名记者

      黄远生（1885-1915）， 江西九江人，名基，字远庸，著名记者、政论家。中国科举制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在民初乱世中，他以一颗坦荡赤诚之心书写时代 画卷，新闻采写成就卓越，开创了新闻通讯的先河，被誉为“报界奇才”、“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1915在旧金山遇刺身亡，其所写的《远生遗 著》为我国第一部报刊通讯政论文集。

黄远生的新闻思想

一、独特、开阔的认识视野

 黄远生出身于书香门第，黄府崇尚诗礼传家，曾祖、叔伯父等皆先后考试及第，或为进士，或为举人，家学渊源深厚。远生自小在父母的督促下，为圆科举之梦，饱读经史古籍，由此也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随着年岁渐长，目睹了清政府昏聩腐朽、国事渐趋糜烂的残酷现实。清晚期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理念一时盛行，在新人耳目并对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历史、文化的痼疾产生了一定冲击之后，维新派知识分子又几乎都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作为拯世救乏的灵丹妙药，“不进则退”,当初活跃于时代潮头的一代思想先驱开始逐渐蜕变为文化守成主义者，思想渐趋枯窘，继而改良之路也渐次陷入泥淖，而“五四”新一代彻底反封建反传统的文化斗士则尚处于痛苦、迷惘、困惑与探求期间。黄远生正是在这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以其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充满激情的大声疾呼，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

二、“指斥权贵”，督责政府，“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办报宗旨

黄远生认为，记者应“为民生社会请命”。因此，充当民众耳目、社会喉舌也就成为记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缘于这种认识，他对民国初年的社会痼疾、 社会成员的阶级构成的认识与分析可谓清醒而独到：“今日中国无平民，其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矣。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 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矣。”而得“享全国最高之俸”者则“最多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之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非大总统及政府之 所能顾念而轸惜，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他进而质问：“今日中国是否多数人幸福，抑系少数人幸福？”由此，他警告统治者，“多行不义必自毙”。

同时也对唯权贵马首是瞻、漠视民生疾苦的无良媒体、记者发出忠告，如果不能真正承担为民生鼓呼之职责，而只知一味“造作文字，遇事生风”，丝毫无益于“衣食 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议曰，此少数者昔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由此可见，在黄远生的心目中，舆论为公众服务，为民生社会请命鼓呼，既是其从事新闻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奠定其新闻思想的基础。

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观照之下，他把辛亥革命之后“争功攘利者盈途，窃位素餐者载道”的政坛乱局直斥为“徇私弄权，无异前清”，“我国之政治舞台，乃有黑幕而 无明幕”。而究其实质，“不过去一班旧食人者，而换取一班新食人者”，而“官僚之侵蚀者如故，独夫之荼毒如故”。对于袁世凯极力扶植个人势力，而惯于用金 钱、官位笼络收买之伎俩，他讥讽为“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而其结果是“鸡鸣狗盗之士，天下以袁门为最多”。由此，他认为当今“政 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运命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也”。他甚至把袁氏为 首的统治集团描述为“百鬼昼行，万恶皆聚，私蠹阗塞，危亡在前，而不为动”。其胆略之过人，识见之独到，指摘之犀利，于当时殊为罕见。

三、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客观、真实、公正的写作立场

黄远生认为，新闻应严格尊重事实，客观公正，秉持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的独立立场与价值判断。他认为，报刊记事造言，应“洞察物群，周知利病”，应秉持“公心”，超越政党或个人一己狭隘之私。他对民国初年“聚千奇百怪之人”而形成的“千奇百怪之党”互为仇雠的党争乱局深恶痛绝，认为“今日无真正政党”，政党是“万恶之傀 儡”，并严正警告“不许此两派私人势力，借政治为口实，而相与赌民国之基础为胜负”。

四、强调新闻记者的基本素养，提出著名的“四能”说

为 了实现真实、客观、公正、超然的新闻原则，黄远生着重强调新闻记者的基本素养，提出著名的“四能”说。

“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 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存在，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以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求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黄远生认为，作为新闻记者，必须深入实际，做认真 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兼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应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广泛接触社会各界，洞悉世事，勤于走访，适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应具备触 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善于发现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最终形之于文，应尊重事实，尊重彼此人格，反对“凭臆造论，吠影吠声”。他对民国初年的大借款事 件、走马灯似的内阁频繁更迭、张振武遇害案件、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出笼始末等的报道，都是建立在对社会各界广泛走访，深入挖掘所掌握的完备的第一手材 料的基础之上的，而“正确的材料”，“合法的态度”，与事主对证明白，具证完备，“分析清楚，研究精细”则是其写作的必要手段。

五、自创变格，首开新闻通讯之先河

在黄远生的新闻实践中，颇受人关注的是其对新闻表现形式及表现方法的探索与创新。其贡献主要有：将文学笔法引入新闻表现领域，善于捕捉细节，并善于将典型细 节以场景描摹的方式，刻画人物“须眉毕现，影无遁形”，针砭时弊“发聋振聩，暮鼓晨钟”，无不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绘声绘色、形神毕具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善于在新闻报道中引入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适时融于一体，嬉笑怒骂，庄谐兼备，极大地丰富了新闻的表现手段；不拘一格，自创变格， “首创了通信这一独立的新闻文体”，并以连续报道纵深挖掘的形式拓展了新闻的表现空间，其形式除了常见的记述体之外，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日记体、书信体、 漫谈体等，无不新奇独特，涉笔成趣。《外交部之厨子》、《囍日日记》、《三日观天记》、《新闻日记》等即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六、严苛的自省意识与忏悔精神

1915 年，黄远生发表于《东方杂志》的《忏悔录》一文，以同时代知识分子所罕见的坦率与真诚，对自己的以往的人生经历及灵魂煎熬的心路历程作了全面的审视与深刻 的反思。黄远生身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封建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最黑暗、最动荡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对祖国前途满怀热忱的爱国 主义者，他向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渴望从中借鉴有益的经验，从而使灾难深重的国家由此走向强盛复兴之路。也正是心存此种希冀与梦想，才使其毅然弃官 转投新闻界，并对启迪民智、督责政府的新闻报国理想抱持着一份独特的心仪。

而 随着袁世凯帝制复辟步伐的加剧，且身不由己卷入政治旋涡无力抗争，最终只能无奈逃遁，早先“无所偏倚”主持清议、督责政府的梦想也随之彻底破灭。面对足以 令人“魂以瘐死，一死不可复活”的专制淫威，终不愿依附权势自甘堕落而沦为“人头畜鸣者”，又“绝无能力与思想足以自定其归宿”，而“只能听之运命”、 “非驴非马”的现实人生以及“既不能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的现实困境，痛切地认识到，“似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 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在“本我”与“非我”反复缠斗的灵魂煎熬之中，他并没有一味止于外向的社会批判，将自我“堕 落”全部归咎于外力的逼迫与驱使，而是更多地转向对“个人秽史”的历数与检视，反躬追问和解剖自身的人格分裂。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说，“黄远生意识到自己思 想的黑暗，但他却无力驱散这黑暗；他向往人格的光明，渴望自我的新生，但却眼睁睁地看到社会的黑幕与内心的蠹虫吞噬着自己的灵魂；他鄙视传统的自我，却又 缺乏一个崭新的自我足资自信，于是‘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痛苦地踟蹰在光明与黑暗、新生与僵死的交替之中。”而这种悲剧，不仅仅是黄远生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

尽管他认为造成“堕落”既有“自身之原因与社会的原因”，但“推究病根所在，由于生活太高，嗜欲太广，思想太复，道力太乏而已”。痛定思痛，他直面“魂为躯 役”的不堪人生，以自戕的方式剖析自身“罪恶”，拷问自我灵魂，并进而明确了走向新生的自我救赎之路：“夫欲改造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 造个人。”并决意“既自今，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他意识到言论救国的无望，转而对现代意义的文艺启蒙寄予厚望，并 将其视作“国命民魂所系”的神圣事业。他认为最根本的方法是“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 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在此，严苛的自省意识与深沉的忏悔精神，终于使忏悔者的灵魂得以净化与拯救，灵魂涅槃，超越自我，并由此 走向新生。

黄远生在短暂几年的新闻从业活动中，以一颗坦荡赤诚之心，借报纸方寸之地，其新闻或尖锐犀利，或细腻入微，或激情澎湃，或温润尔雅……挥斥胸中块垒，锋指国计民生，在变革乱世中，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响。

参考资料：

1.邓利平 《中外名记者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陈协 《进士记者黄远生》 新京报传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