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世界性文化研究起源于英国，英国文化研究起源于伯明翰大学。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1964年，担任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教授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因获得了企鹅出版社的一笔资助，在伯明翰大学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霍加特成为CCCS的第一任主任。后来，霍加特离开伯明翰，赴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CCCS主任一职便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继任。从1964年霍尔到CCCS工作，到1968年担任主任，再到1979年离任，霍尔在这里连续工作了15年的时间，为CCCS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CCCS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生。他们借助油印“文化研究工作报告”(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和伦敦哈奇逊(Hutchinson)出版公司来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1979年霍尔离任时，中心在读的硕士和博士多达40人。1979年理查德·约翰逊继任中心主任后所开创的历史研究给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乔治·拉伦在官方的压力下，将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成立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至此，文化研究从研究生课程扩展到本科教育的领域。2002年，由于种种原因，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遭到校方的解散，而当时，该系已经拥有14名教工和250余名大学生和研究生。
伯明翰学派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伯明翰学派成员是指那些曾经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过和学习过的知识分子，包括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逊、乔治·拉伦、托尼·杰弗逊、保罗·威利斯、迪克·赫布迪奇、安吉拉·麦克罗比、保罗·吉洛伊、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戴维·莫利、安·格雷等人。而广义的伯明翰学派成员则除了上述曾在伯明翰工作和学习的人之外，也包括一些虽然没有在伯明翰学习和工作过、却与伯明翰学派成员有着非常密切的学术联系的知识分子，如雷蒙德·威廉斯、格雷厄姆·默多克、约翰·菲斯克、托尼·本尼特、西蒙·弗里斯等人。需要指出的是，伯明翰学派是后来别人加给他们的一个称谓，而他们本人则很少公开宣称自己属于伯明翰学派。
从总体上讲，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并非是就文化而言文化，他们总是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所以，阶级、种族和性别便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三位一体”。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霍尔与他的团队一道大大推进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使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语。当时，英国的制造业在萎缩，导致英国工人阶级的影响力下降。许多工人开始转而拥护撒切尔主义。而对于霍尔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从忠于工党转向忠于保守党，这样的转变是与他们本人的愿望相违背的。为了理解这种转变，伯明翰的学者们开始求助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著作。葛兰西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会把选票投给法西斯主义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劳动人民会赞成威权专制，而放弃自己的自由权利？葛兰西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将文化看成是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资本家不仅动用警察、军队、监狱等强硬手段来维护他们的统治，而且也将政治和社会控制贯穿到工人阶级的日常文化中。在这种背景下，葛兰西提出了他著名的“文化霸权”概念。在“文化霸权”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成为社会价值的常识(common sense)，使工人阶级以资产阶级之善为善，使他们宁可维持现状，也不愿反抗。葛兰西认为，工人阶级需要一种反文化(counter-culture)，首先要推翻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然”、“常规”的社会价值理念，最后成功推翻资本主义。应该说，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极广泛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后期，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如《工人阶级文化》、《仪式抵抗》、《学习劳动》等。这些著作继承了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以及英共历史学家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怀，同时又与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工人阶级文化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并且致力于发现这一本质，而这一时期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则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这种异质性是由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劳动分工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具有统一本质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存在的只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每一种亚文化都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七十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关注的是这些亚文化中的异种，即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第二，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偏重于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相比较，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亚文化研究更加注重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和罗兰·巴特，更加重视文本分析的方法，学术性更加浓厚。由于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文本个案，因而也使他们便于开展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并由此揭示文本的文化意义。
大众传媒研究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其中尤以电视研究最为突出。斯图亚特·霍尔不仅在CCCS成立了媒体研究小组，而且身体力行，亲自主导研究选题。《时事电视的“团结”》这篇论文就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媒体小组集体研究的成果，最后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伊恩·考奈尔(Ian Connell)，莉迪亚·克梯(Lidia Curti)执笔完成。在这篇论文中，霍尔等人通过考察1974年10月英国大选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节目——《全景》(Panorama)，把当时社会政治气氛的历史背景与对《全景》文本的结构主义阅读结合起来，详细分析了媒体、国家和政治之间在国家团结的危急时刻的关系。《时事电视的“团结”》由此成为英国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的一个代表性文本。
在这个案例研究中，电视的意识形态效果就是使国家的议会形式成为一种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形式，于是意识形态并不是“媒体的一个骗局”，而是一套结构装置，它为一切看似开放和明确的东西提供框架，反过来又成为特定的政治意义的一个标志。时事新闻所标榜的均衡原则和中立原则，其实质是对统治阶级“优势结构”的复制。这就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的关键所在。霍尔在运用阿尔都塞理论进行分析的时候，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剖析了意识形态在电视节目中的运作机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电视理论观点。例如，霍尔等人并不认为播音员和政治家之间有某种共谋关系，意识形态并不是以一种机械式的专制主义的方式来控制公众的。他们认为电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双重特性。电视既自主又依附，换而言之，它对于国家来说，“相对自主”。他们也并不把电视仅仅看成是观察世界的窗口。他们认为电视从不只传达一个意义，而是提供意义的范围，其中有一个推荐的意义在引导或指导观众：“关于从电视上可得到的信息，我们认为它们从来不止传达‘一个’意义；它们其实是一个具有众多意义的场所，其中某个得到推荐的观点被作为最恰当的观点提供给电视观众。这种‘推荐’(preferring)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场所。”这成为伯明翰学派电视理论的一个出发点。这意味着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选择者和参与者，观众也参与到电视意义的创作之中。这样一来，电视就成了有权者和无权者的斗争场域。一方面，统治阶级通过电视赢得弱势阶级的认同，使后者的隶属地位更加确立；另一方面，弱势阶级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来重新解读电视文本，从而会发生理解上的偏差与误读。这就形成了优势社会形态的电视文本和观众的社会情景之间的某种张力。观众的社会情景促使他们和优势的意识形态结构发生矛盾和冲突，观众收看电视的行为也正是他们的思想和文本的意义之间相互对话、相互协商的过程。这预示着，伯明翰学派电视理论的分析重点将会从文本转向读者。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对种族问题的关注仍然是从斯图亚特·霍尔开始的。1978年，他与别人合著的《管制危机》一书出版。这本书详细考察了黑人青年的“行凶抢劫”这一社会问题所产生的道德恐慌，使人们对原有的对种族的固有理解受到了挑战。吉洛伊1978年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80年代初他与中心其他七位成员合作出版了《帝国反击》。这本书考察了种族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治中的重要位置，批评了主流社会学的种族理论，揭示了黑人犯罪行为的表现及内在实质，表达了他们对黑人抵抗的支持与理解，使“种族”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种族问题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列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议事日程，跟当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关。一方面，英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在战后的衰落，另一方面由于战后重建，英国从前殖民地招募了大批有技术的手工劳动者以及医生护士。这些来自亚洲、非洲尤其是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的移民极大地改变了英国政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尽管政府官方对移民持欢迎态度，但随着70年代英国经济的衰退，失业率上升，因担心亚裔人和黑人抢走本土英国人的工作机会而产生的种族矛盾便日趋激化。“‘种族’现在与移民问题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胶囊，因为它带来了对国家整体的焦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和国家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便从早期对“阶级”的关注转向了更为具体和现实的“种族”研究。
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妇女研究小组(women`s study group)。之所以要成立这样的研究小组，跟当时在CCCS学习的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不满意她的同事在对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男性立场有关。伯明翰内部在此问题上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和争论，这也是导致霍尔离开伯明翰的重要原因之一。麦克罗比认为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者是性别盲(对性别差异视而不见)，他们研究中的“青年”一词从一开始就毫无疑问是一个男性词汇，因为虽然他们的调查对象经常提到青年工人阶级妇女，但他们丝毫没注意到这些人。他们忽视了受调查者所说的话中的性别歧视。根据麦克罗比的解释，正是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话语表现了他们压制女性的男性态度，表现出了某种工人阶级大男子主义的概念是如何与攻击性的异性恋形式相联系的。
《女性不同意》是一部CCCS妇女小组的论文集，这些论文从各个方面考察了早期女性主义的研究：如个人的理念、心理分析、性行为与主体性、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关于女性杂志与罗曼史的文本文章，除此之外，这部论文集里还有两篇女性的经验之作。多罗西·霍布逊(Dorothy Hobson)描写了孤独的家庭主妇用收音机等媒介来对抗她们的孤独感。她对日常生活经验在建构与重构有性别意义的生活方面的作用感兴趣。她的方法是在她们家里进行对话式采访，后来则是与受访者一同观看《十字路口》(Crossroads)这样的肥皂剧。麦克罗比的《工人阶级女孩与女性文化》则是对当地一家女性俱乐部的年轻会员进行了历时5个月的研究。在该书中她“想看看这些工人阶级的女孩子们的文化”和她们“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她想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和女权主义理念，尤其是青春期女生的日常生活经验。麦克罗比与13-16岁的女孩子们谈论她们的“学校”、“家庭”和“休闲”生活。她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观察、访谈、非正式讨论以及要求相关女生记日记。她的女性调查对象脑中满是女人的想法——并且渴望能开始“女性的事业”——婚姻与家庭。
1979年霍尔离开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由历史学教授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接任。他到任不久，便于1979年10月成立了大众记忆小组(Popular Memory Group)，开创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新方向。此后，随着风云变幻，时代变迁，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又发展出诸多研究领域，如对全球化问题、多元文化问题、文化政策问题、文化产业问题等的研究，更有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反思。
实际上，试图给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限定出一个范围是吃力不讨好的。他们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学科意义上的界限，以至于经常被人称之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由于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活生生的文化现实，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科建设，所以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他们极力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反学科的态度，并不在意有没有一种明确的、属于自己的方法论。为了达到自己的研究目标，他们大量借鉴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即使是被看成是伯明翰文化研究标志的“民族志”方法，其实质也不过是借鉴了人类学在考察异族文化时所采用的实地调查法。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没有一个大体相同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求跨学科研究本身就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一大特点。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在《介绍文化研究》中曾列举了文化研究的五大特点：第一，文化研究旨在检验文化实践的主旨及其与权力的关系。例如，亚文化研究(研究伦敦白人蓝领青年)会将青年的社会活动看成是与统治阶级有关联的。第二，文化研究具有这样的目标，它在文化的综合形式中理解文化，它在文化能够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分析社会政治背景。第三，文化研究既是研究对象，又是政治批判和政治活动的场所。例如，文化研究的学者不仅研究对象，而且她/他还会将这一研究同更广泛的、进步的政治事业联系在一起。第四，文化研究试图暴露知识分类的缺陷，使不同的知识能够相互协调，以弥补隐含的文化知识与客观(普遍)的知识形式之间的裂痕。第五，文化研究献身于现代社会的伦理评判和政治活动的激进路线。这五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特点。一般而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当代非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代审美文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大众文化。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非常关注被主流文化所排斥的边缘文化、弱势文化和亚文化；关注边缘性的研究领域，如女性和少数族裔；关注“非学术性”的内容，如电视节目、流行音乐、幽默小品，乃至一直被视为禁忌的“性”话题；关注文化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从而保持了与社会密切的互动关系。“就其实际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诉诸于理论框架时大多是具体的个案研究，而不像过去的精英主义立场要全部地解决问题。文化研究的结果虽然有诸多分歧，其理论立场及取向也不尽相同，但毕竟已经勾勒出一幅有关后工业社会的新的文化图景。”
【参考文献】
参见陈龙:《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参见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285页。
参见安吉拉·麦克罗比:《文化研究的用途》,李庆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第22页。
参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