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新闻理论核心观点是如何演变的？
今天的推送节选自一篇论文《从“耳目喉舌”到“新闻信息”——百年来中国新闻理论核心观点演变》 （《新闻与写作》2016年2期）第一作者是童兵老师。
这篇论文重点介绍新闻理论演变的同时，也按时间顺序将近代中新史发展进行了梳理，非常好的一篇文章。
推送对原论文有所删减，典哥将一些重点用加粗、蓝字体进行提示。
【摘要】依托《时务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传统士人作为中国百年来新闻理论的始发声者，从政治功用性的角度提出了“耳目喉舌”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戈公振、任白涛、邵飘萍等以“第四等级”这个舶来概念为核心，从职业化、专业化角度阐述新闻理论；到20 世纪30～40 年代，中国的新闻理论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而此一时期的延安，则以《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全党办报”的党报核心理论观点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在报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 年《人民日报》的短暂改版则是此一阶段新闻理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直至1978 年之后，随着“信息”概念的引入，新闻媒体“双重属性”的确立，建立在改革开放基础上的媒体改革，则以“新闻信息”为核心为党报新闻理论贡献了新内容。
（从摘要可以看出分五个阶段：耳目喉舌、报刊职业化初期、民国时期多元化新闻思想、全党办报、1978-）
一、“耳目喉舌”说：报刊的政治功用性
第一份华文报刊出现于1815 年，而中国人自办的首份报刊则迟至1873 年，第一次办报高潮则出现在清末维新时期。作为现代传播媒介的报刊，在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的主持下， 以同人报刊的形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报刊，包括《强学报》《中外纪闻》《时务报》等，传播康门弟子的变法维新主张，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百年来新闻理论的第一个源头。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办报，目的落在报刊的“政治功用性”，因此，其报刊理论也直接体现于此。首先，办报是开风气之先。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开设报馆的建议。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到“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能政务”，而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他建议清廷在每个省份设立报馆并广译外报以期“设报达聪”。其次，办报“有益于国事”。1896 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可以说是他新闻思想的系统阐释。他指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这就是著名的“耳目喉舌”说，梁启超以“耳目”“喉舌”来定义报刊的功能与作用，在康梁等人看来，“报刊和当政者就可能是这样一种关系：上者借此明时局解民情，下者凭此畅所欲言，上下之间往来无阻! 国家的血脉由此得以贯通，国家机体运转有序灵活自如。简而言之，办报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国家和政府”。由此，中国百年新闻理论的始发声者，以“政治功用性”为皈依，依托报刊的“喉舌”功能，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时务报》为例，一共出了69 期，发表了133 篇政论文章，其中梁启超写了60 篇。
晚清的第一次办报主力是万木草堂弟子， 办报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康梁党人的“托古制以变法”的思想，这种强烈的同门整体意识，使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同人报刊初具了政党报刊的色彩。当时即有人将康门弟子称为“康党”，因此，这种基于明确政治派别和团体意识的同门学人所办的报刊， 可视作同人报刊中萌发出的朦胧的党派性质， 且可视为后来革命派所办的机关报的最初萌芽。[4]而立足于“耳目喉舌”说的维新派报刊理论，同样也并未随着维新派报刊的消亡而匿迹，而是在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报刊中得到继承。孙中山就认为“将图革命之事业，不可不造革命之舆论”，因此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委托陈少白创立了同盟会的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
以“耳目喉舌”说而生发出来的中国第一个新闻理论核心观点，立足于报刊的政治功用性，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的第一个新闻思潮,即以‘政治宣传’为主导的新闻思想。”
二、“第四等级”说：报刊的职业化角色
与清末的维新派报刊、清末民初的革命派报刊的“前现代”属性相比，“五四”前后，在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兴起的报刊与报人，一般以学会为依托，而媒介又是这些志同道合者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 因此围绕这些学会及报刊而形成的报刊理论显现出更多的现代属性， 报刊理论也更接近于西文现代报刊的源起之义。
此一阶段的新闻理论核心观点， 是从中国第一本新闻译著转道而来的舶来概念———“第四等级”说。这个核心观点的最初流变，首推依托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讲稿而成书的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 1918 年，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倡议下， 我国成立了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徐宝璜当时刚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成归国， 受邀成为学会的主讲老师， 中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就是根据他在学会的讲稿整理出版的。
相较于主要立足在“官报”色彩的“耳目喉舌”说，“第四等级”这个核心观点显然更着重于报刊的社会功能，而之所以有这样的转换，也在于新闻纸或新闻记者角色的改变。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报人对自身的定位还在于“士人”的角色，且都在科举制度内获得过功名。而到了“五四”时期，读书人传统的科举进阶之路已经废除， 如何获取新的社会地位与认同，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新的身份焦虑。除“留洋”之外，松本君平在《新闻学》中所推出的“第四等级”一说， 立马俘获了众多游离于主流上层之外的读书人的心。
立足于三权分立基础之上的“第四等级”说，在中国的新闻理论中， 却更多地被阐释为报刊独立于政党、不畏权势、不屈武力的一种“监督力量”，新闻记者乃是“专有一门之学问”，且秉持着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布衣之宰相,无冕之帝王。
与戊戌变法时期形成的“耳目喉舌”说不同，“五四”前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让这一时期的新闻理论研究开始跳开“政治功能”的窠臼，试图从专业性、职业化的角度把新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行考察，这也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的初衷。而此一时期形成的一批新闻学著作，包括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既是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破天荒”之作，第一次形成了中国成系统的新闻理论研究，也是“第一次触及和研究中国报刊的职业化问题,并形成了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个关于新闻职业化的思潮”。
三、民国时期：多元化的新闻思想
民国既是一个政治、社会动荡不断的时期，也是思想活跃、新旧碰撞不断的时期。这期间既出现了以“独立评论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也发展出了以《大公报》《东方杂志》为代表，以商业性追求独立性的报刊理论，而1931 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则秉持着左翼进步的思想。这些立场不同、理念各异的新闻机构及研究团体，成为民国时期新闻思想多样性的来源。
与晚清民初那些由维新派、革命派等政治团体所办的报纸不同，民国时期的报刊主力转移至思想学术团体，而报刊呈现的内容与形式也与前者有了很大的不同，依托于新闻事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思想学术团体所办的报刊往往以思想启蒙与学术争鸣为目标，更注重在思想与学术上有所担当。这些思想学术团体的理念逐渐扩散并形成了社会影响， 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的知识环境。
天津《大公报》虽也提倡同人办报，但走的更是一条现代大报独立经营基础上的独立办报路径。创刊于1902 年的《大公报》，在1926 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创办的新记公司接手后，倡导同人办报，以经济独立谋求言论独立，形成了民国时期独立办报的新闻理念，概括而言即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四、全党办报：党报理论的延安范式
作为民国时期多元化的新闻理论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却是需要以独立的体系加以梳理的一个部分。从中共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周刊创立，到影响深远的1942 年《解放日报》改版，中共的党报理论与实践，最为大家熟悉的是“全党办
报”的核心观点。
正如学者黄旦在系统考察“全党办报”的历史沿革后认为，“全党办报”不仅仅是“党的新闻工作的方针和路线”，同时也是党报办报体制的方针和路线。[15]前者强调党报要掌握在党委的手里，传达党的声音，即形成“舆论一律”，后者强调办报的主体，即各级党委机关及团体都应该办报。
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改造， 早在解放区就已进行。这种改造除经济基础的变更之外，更是新闻理论上的“换血”，这既有对国统区旧有新闻事业的改造，也体现在解放区自办的新闻事业的不断改造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中共新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此次改版，创立了中国新闻史和党报史上一种独特的报刊类型和操作模式———以组织喉舌为性质，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为理论框架的延安范式。[22]延安范式将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放到信息传播功能之上， 将党的机关报的宣传功能凌驾于传播功能之上， 基本确立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党委机关报的传播模式。
五、从“宣传”到“新闻”：新时期新闻理论的转身
有学者认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可以分为前后30年，两者存在巨大差异，而最根本性的差异则是“从前30 年的宣传本位转向后30 年的新闻本位”的艰难转身。在以“宣传为本位”的核心观点指导下，新中国的新闻事业经历了土改宣传、反“克里空”运动、反客观主义运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的鼓吹，虽然其间经历了1956 年《人民日报》改版的难得一次回归新闻本源的尝试，强调“报纸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试图以人民性替代至高无上的党性，从改造文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入手，凸显媒体的公共性，以满足读者需求。但此次改版只是新中国前30 年新闻事业的昙花一现。同一时期，新闻学术界在新闻理论的研究上出现了“新声”，影响最为广泛的当数复旦大学新闻系原主任王中教授提出的“两论”“两性”，即报纸有“社会需要论”“读者需要论”，报纸既有阶级性也有商品性,为当年报纸从宣传本位转向新闻本位提供了理论支撑。
但真正实现从“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转身，则是在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但也有学者认为， 后30 年的新闻改革的突破口是“信息”概念的引入。迫于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全社会对于信息形成巨大需求， 推动了新闻媒体将提供信息作为办报的重心，由此，原来以宣传为本位的延安范式， 在改革开放年代让位于以新闻信息为本位。
而伴随着新闻理论的突破，新闻事业也迎来长足的发展，一批满足市场需求、百姓需求的都市类报刊开始异军突起，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特稿等报道形式开始引起业界与学界的共同关注。
新闻理论在中国是如何形成、发展、演变？这篇文章给出了新闻史视角上的答案，线性顺序的脉络梳理，非常适合做专题的笔记。
典哥只节选了文章的部分内容，不能看出文章的连贯性，史实也不完整，所以贴心的送出原文。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获得PDF版论文。
新传大词典
可干可湿地一路陪你考研
名词|热点|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