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抑郁症20年：有人用电休克治疗，有人拒绝吃药

李玟事件后，抑郁症再次被聚焦。这种几乎变得像“感冒”一样正常、却始终承受着刻板偏见的病症，正在暗处将触手伸向9500万人群。

——为什么抑郁症患者总是想死？

——“它像开启了情绪‘凋亡’模式，也就是一种“自我毁灭程序”，甚至不需要外界刺激，都会走向灭亡。”有精神科医师作此解释。

我们了解到抑郁症患者的年龄跨度几乎从10岁开始，没有上限。他们可能是学生、职员、母亲、无业者，也常见于留守儿童、花甲老人。在向死与向生之间挣扎，他们的人生多了一些休止符，暂停学业、职场、亲情，而后再重新启航。

以下是几位抑郁症患者及康复者的讲述。

在母亲的崩溃里崩溃

“受到的最深的一次攻击与青春期的萌动有关。”当女儿羞涩地把喜欢的人的名字写进笔记本，母亲用辱骂与自杀威胁击溃了她的信心，后来的很多年里她在治愈别人中治愈着自己。

我的抑郁倾向应该是从初二已经初见端倪，大概是1999年前后。

出生的时候我是新生儿窒息缺氧，家人都很担心长大后会不会脑瘫或者弱智，加上后来我完全不擅长社交，所以父母在教育我的过程中整个家庭氛围都很焦虑。

尤其我母亲，当时她的情绪时常会暴走。

进入青春期之后，我有点喜欢上一个男孩。在此之前我成绩都很好，基本在年级前十，但是情感有了波动之后，成绩就有些下滑了。我父母都是国企员工，对孩子的要求也比较高，也是我没能够满足父母的期待吧。

学业、感情、家庭剪不断、理不清。在这种青春期混沌的状态里，我会经常听到从母亲口中说出的侮辱性词汇，或者是收到她的母女关系断绝书，曾被她扇过巴掌，也曾看见母亲在半夜里哭着站上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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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出现自伤行为，反复割，但当时全家人的注意力都聚焦在我母亲周遭。

青春期的喜欢都比较隐晦，我在本子上曾经写了很多遍那个男生的名字。但被我母亲发现了，她觉得丢脸、羞耻至极。那次我听了很多很多很难听的名词，用来辱骂我。

其实后来我有想过，比起那些被家暴的孩子，我没有那么惨，我只是被骂而已，或许跟我天生的性格气质有关系，好巧不巧我偏偏就是生病了。

升学的时候，我用垫底的分数考进了重点高中。都说触底了之后怎么走都是在往上，学习也是。当我开始努力学习，成绩就有了很明显的进步，有次还拿到了数学的满分。

但是老师的施压也紧接着到来，在那种氛围里我在忍耐和崩溃间反复了几个来回。

我太想继续维持数学满分的成绩了，但是高二有好多的公式，越担心越记不住，导致我后面有了作弊的想法。但是因为“业务不熟练”，夹带的纸条在翻卷子的时候直接飘了出去，被老师当场抓住。

随后，叫家长、记过……事情还传到了之前初中同学的耳朵里。

我再没有勇气跟老师和同学社交，我在想是不是全年级、全校都知道我作弊了。这个时候，抑郁症导致的躯体症状也变得严重，胃疼、头疼，我没法学习。去看医生，只被开了一些止疼片。

2003年，我高考，也是在这一年，我开始对自己的情况清晰了许多。

那年发生了三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一是我高考结束，二是非典，三是张国荣跳楼自杀。高考我没考的太理想，但现在想想也算是幸运，因为我去学了社工专业。其实从初中到大学，这期间我一直有割手行为。大一的时候被舍友发现，带我去了学校的医务室。我很感谢我的这位朋友，但结果也是跟之前一样，配了些助睡眠的药。

大二时我进入到一种轻躁狂的状态，用花钱来让自己心情舒服些。因为大一时有一次比较严重的自伤行为，所以父母也对这方面管束得不多。在一次复发期间，我打电话给母亲第一次跟她说我恨她，质问她，为什么生我下来？为什么让我如此痛苦？

正儿八经地去确诊治疗已经是大学快结束了，重度抑郁和双相情感障碍。我其实没有过对这个病的病耻感，但是我会因为让我母亲知道了我又复发，或者又住院而觉得羞耻。

进入到工作岗位，因为个人的脆弱敏感，我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否定的状态，并再次因为进入抑郁状态产生了自杀行为。被发现后送去医院急救，被第一家医院退回来了，后来去了市医院，在ICU里住了五天时间。

进入重度抑郁状态的时候，我用过电休的治疗措施（研究证明，电休克疗法 （ECT） 比抗抑郁药物氯胺酮更快速缓解重度抑郁症），需要住院两周到两三个月不等，并且不能看手机。这种疗法可以让人短暂地忘却那些负面的执拗，以及因生病导致的一些幻想。当然，也会让人在一段时间里头脑迟钝些。

2011年的时候我就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加上大学学的社工专业，所以后来得以在一家心理咨询公司上班。工作之后参加了郁金香（郁金香阳光会, 公益组织，致力于搭建抑郁康复互助平台）的社群活动，我就很想要加入这个机构。

我是2018年进到这里的，做了抑郁康复陪伴工作之后，我只经历过两次复发，并且自己的心理压力也会稍微少一些，觉得生病了就去治疗，治理好了就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在这里，我们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患者，无非是谁的症状更严重一点。彼此之间没有批判和苛责，作为亲身经历过的人，我们更能明白同事和来求助的人他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来平衡这些不受控的情绪和身体。这让我开心许多，宽容许多。

经历过多次的反复，我觉得按照医嘱吃药真的非常重要，以及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心理压力。很多抑郁病患者都是内归因型的，当时生病前我就觉得自己是郁金香的员工，我怎么可以生病，怎么可以复发？这样逼着自己就拖了很久，加上我妈知道之后她又崩溃了，我觉得压力更大了，还是去住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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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没有人了解这是抑郁症到后来有多种疗法，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住院治疗之外，我其实没有怎么停止过工作和生活，这一点可能和大众想的不太一样，我们都可以正常地工作、生活、结婚，以及我现在有两个宝宝。就像学走路一样，只不过我走的可能比别人慢一点，我需要去重建我身处的内环境。比如现在我不会再去跟别人说我的父母很糟糕之类的，也不可能让我爸妈这么大年纪了去回忆自己是否做错了事，我决定转向自身，靠自己去找。

有句话叫做“逃避可耻但有用”。哪颗大树没有伤疤呢，我们是可以带着很多的缺陷生活的。

得病后没在职场止步

从“村首富”到负债累累，巨变发生在他的童年时期。在抑郁症未完全退场的二十多年里，他一路做到上市公司总监，然后辞职做抑郁症患者陪伴。面对因治疗抑郁而超出休学年限的孩子，他只能说学习并非唯一的出路，最重要的是人得重回生活里。

我1983年出生，今年40岁了。

小时候，我家是村里的首富，是村里第一个户买桑塔纳和东芝牌DVD的。后来家里出现一些重大变故，工厂倒闭破产了。把市区的房子卖了，还欠了别人很多钱。

这些事情积累着，终于在2002年高考结束后爆发了，我开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所以我觉得我的抑郁跟原生家庭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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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农村没有抑郁症的概念，以为是营养不良或者神经衰弱。打了各种针、针灸、吃药，治疗一周后不见效果。有个医生建议去宁波的康宁医院看一下。

在那我被确诊为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我很听医生的话，但是一周过去了，没有特别明显的好转，后来我才知道，药物需要在血液里积累到一定的浓度才行。

距今已经20多年了，期间我复发过三次，2005年一次、2010年一次、2015年一次。2015年病愈后一直没有复发，但我一直在服药。因为有三次复发的教训，所以直到我觉得自己可以不吃药了，才会停止。

抑郁的治疗是阶段性的，分为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复发一次可能要吃一年药，第二次治疗可能要吃三年，如果第三次复发，你就可能要终身服药。我以前不懂，我觉得三两个月好了，就不吃药了，但其实后面的每一次复发对身体的伤害都会越变越大，并且治疗也更加有难度，对家人的消耗也很大。

他们想不通，怎么又开始了？怎么又是这样的状态？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其实，就像感冒一样，我无法控制，不咳嗽不流鼻涕不发烧的这个症状。而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就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注意力不能集中，情绪低落，精力低下，不是想控制自己就能控制。

我2015年复发那次，之前长期服用的药都没了效果，折腾了一个月之后还是去住了院。先开始住了45天，因为怕丢工作，我就草草回去上班了。结果回到公司，我发现难以跟人对接，没法正常工作，只能再回去治疗。每一次的中断都要从头开始，把药从一颗两颗三颗加上去，再三颗两颗一颗的减下来，这次住了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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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06年大学毕业就一直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从销售做到了产品总监，公司2021年10月30号在科创板块上市，然后我也是代表监事。所以我一直认为，抑郁症患者是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去的。我们临床康复的标准不是说他有没有吃药，是说他是否回归了正常的工作生活。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也招聘了一些“郁友”来上班，但是人力资源从公司利益出发并不建议这么做，我只能以个人名义担保。我觉得给他们提供一个工作岗位，他们实现了价值，也能恢复得更好，这是我的亲身体验。比如在郁金香，这里能以一个包容的态度接纳抑郁症患者，给他一份有价值感的工作内容，无论是长期还是缓冲，对患者之后重新回归原来的社会生活都有好处。除此之外，找对医生吃准药，以及调整个人认识都是必要的环节。

今年我选择了辞职，加入抑郁康复互助的公益组织，全身心投入其中。我目前加了2万多个郁友和郁友家属，提供陪伴。其中很多都是青少年患者，被他们的家长带着来沟通。很多人抑郁的成因都来源于家庭，他们曾经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但过度的自我和家庭要求，加之校园霸凌的影响，自闭和抑郁的患者越来越低龄化。

孩子们因病请假或者休学，但是很多学校规定休学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年。所以临近开学的时候往往是家长最焦虑的时候，他们希望孩子能重返校园，或者让孩子们在补习班里先进行适应，这样的举动反而让孩子更加严重。而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很现实的一点是，他们至少要保证孩子不能在学校里自杀。

就我个人而言，健康是第一位的，人生学习的时间还很长，退一万步，人生并不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孩子需要在一个放松的环境里，慢慢生长出力量来。

用生命影响生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通过线上社群和线下活动，让患者既可以获得感同身受的在线陪伴，也希望他们可以走出家门，接触世界，多和人打交道。毕竟我们最终还是要走到阳光下，重回生活里。

确诊后“好了许多”的少年

抑郁症没让这个少年彻底自我放弃，反而成了这个家庭里成员互相尊重的契机。当然，需要忽略掉那些极度想要跳楼自杀的时刻。休学后的日子，她跟蝈蝈作伴，逐渐“放飞自我”。在聊天中，她强调自己“厌世”，却也说想要肯定和拥抱。

我今年差不多15、16岁，患病有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处于休学的状态，因为自己的情绪不稳定，承受能力比较弱。

确诊之前，我做事情总是唯唯诺诺，老吃哑巴亏，什么事都不敢说也不敢做。到了初二年级期末的时候，我变得一写完作业就开始崩溃、“发疯”。我妈带我了趟医院，就被确诊了中度抑郁。由于我先天哮喘，所以放弃了药物治疗的方式，选择看心理医生加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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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确诊后，我自己竟然会觉得还挺好玩，有种“自从精神不正常之后，我整个人好多了”的感觉。从前那些觉得不平等的事，我现在都要大声说出来。所以我完全不排斥这个病，只不过自己心里有点谱，比如前期那些疯狂到想跳楼的时候都属于正常。

说实话我不排斥这个病，那些病耻感什么的都没有。我其实还有点感谢它，因为以前我和父母的关系称得上是恶劣，谁说一句我回十句，互相看对方不顺眼。但这个病让我们学会互相尊重对方，互相去理解、倾听对方的心声。我身边也有一些跟我情况类似的朋友，大家的诱因也很雷同。比如说父母和子女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子女特别渴望父母的肯定和关爱，但父母会觉得我从物质上给予了你关爱，让你能够好好住着好好活着，这个是他们的表达，所谓的润物细无声吧。但我们这代人希望你爱我就大声说出来，每天给我们拥抱。除了家庭之外，还有学校方面，学习压力、校园霸凌、学生之间的利益竞争等等这些导致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世界真没我想象出来的那么美好。

休学在家后，我养了只蝈蝈儿，明明是只百日虫，但现在已经活了8个月。它在我感觉谁都没有人倾听我的时候陪着我，就算也不会说话。但是在我哭的时候，它呆呆的看着我，在我不哭的时候它开始叫，就像在安慰我一样，我就一直觉得它很有灵性。

〓 受访者供图

接下来的时间，我只想顺其自然。我清楚只要还活在这个世上，压力就不会消失。如果说非要选以后的话，我希望当一个心理医生，能帮助到更多不被理解的孩子们，能让他们感受到世界上还是有人在理解他们。我可能会抱抱他们，说一句“你做已经很好，没必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或者即使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没人爱你，你也要学会爱自己。

高复发、间断性的病症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症状抑郁症患者的治愈措施，我们跟从事精神科工作十多年李医生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得知如果严格按照治疗原则进行全程治疗，需要经历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三个阶段，且两年内复发概率很高。

“首先因为，这个疾病它并非是持续性的，而是慢性、间断性。经常有人觉得我吃了两周的药，心情好转了，可以睡得着就药停掉。或者，在患者身处一个需要跟社会接触的情况下，他会担心如果我在跟朋友逛街和吃饭的过程中，被他们看见我在吃这种药，会不会对我产生什么看法。这些念头都会导致患者停药行为的发生，而停止吃药，复发概率就会大大提升，且会比上次更加严重。”

其次，导致复发的原因还可能是应激事件。有些患者，他们生活中导致患病的诱因一直存在，即使吃了药，但心结没有打开，这些可能都会成为复发或者是许久未愈的一个原因。

不过，将近80%的患者可以通过药物或者其他的手段能够达到治愈，并且在坚持治疗的期间也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

在国民抑郁风险检出率超10%的当下，抑郁症变得像感冒一样正常，它没有什么值得被污名化的特点，它所需要的科学和爱，恰恰和正常人一模一样。

（尚善公益基金会是国内首家关注抑郁症健康，为促进抑郁症防治而成立的基金会。本文对话的患者及医生均由基金会帮助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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