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日 | 是国难，更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今天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发生八十周年纪念日，也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上午，群学书院联袂南京报业传媒集团、南京广播电视集团、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文广新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等单位，将在拉贝故居举行特别悼念仪式暨“不可忘却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史实”阅读寻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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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早的南京城，
黯兮惨悴，风悲日曛
即使时过境迁，国难已成历史，
至少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数百万人来说，
这绝不会是令人平静的日子。
2017年12月13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八十周年纪念日，
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过去一年里，
我们又送走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健在的幸存者，已不足百位
以下是部分幸存者：
一排左起：艾义英 | 89岁、魏桂如 | 91岁、马秀英 | 95岁
二排左起：祝四孜 | 97岁、李高山 | 92岁、郑锦阳 | 89岁
三排左起：陈桂香 | 92岁、王长发 | 94岁、夏淑琴 | 88岁
四排左起：陶承义 | 81岁、张秀红 | 91岁、李长富 | 90岁
五排左起：王津 | 86岁、王义隆 | 92岁、仇秀英 | 87岁
……
面对刻骨的创伤记忆，
我们是应该视为陈年旧事一笑了之？
还是应该借此煽动狭隘的仇恨与戾气？
抑或，将之作为特殊的过滤器，
将污浊的思想沉渣逐一筛洗，
为深刻的历史检讨留下净化的环境？
01
在整部世界近代史上，很少有一个事件像南京大屠杀这样，事发当时举世震惊、却在此后的岁月里长时间湮没无闻。二战结束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曾就南京大屠杀一案进行严肃的审判，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南京大屠杀的基本事实。
但在此前后的很长时间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处于空白、停滞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方才逐步兴起。
目前，中国学界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历史研究的进展，为通过特定仪式、将历史事实转化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奠定了坚实基础。
02
鞭挞邪恶暴行，弘扬和平博爱，是全人类为谋求普世幸福与共同发展所必须的。舍此，人类社会就会走向迷途,历史也不会轻易宽恕。
永远要记住，人类的自我完善，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虽然以完全相同的情景重演历史悲剧的概率很低，但各种残害同类的施虐形式，仍在地球上展示人性丑陋的一面。不断传出的信息表明，在地球的此端或彼端，偏见使人迷妄，怨怨相报，恶恶相济，血腥的气味，始终没有因穿越过世纪的隧道率尔消失！
从来就没有人指认南京大屠杀是二十世纪历史上唯一残忍杀人的恶行。然而，不能因存在许多其他的恶行，就令精神获得某种“解脱” ，似乎由此可以卸去必要的历史沉重感。
我们今天的历史检讨，并不是要充当国际法官，考量犯罪某事、某人定刑过重或过轻，甚至，将某件罪行完全归罪于某当事人，也并非是一种历史的睿识。
事隔将近七十年，我们再来检讨南京大屠杀，理应越出中日两个民族的界线，使之成为共同探讨人类何以会丧失良知和理性，是何种原因诱使正常人畸变为杀害同类生灵无动于心的施虐狂人，以及应汲取何种教训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等等这样一种检讨全世界人类生存困境，为各民族都应关心的，更具根本性的历史难题。
03
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考察，应当自觉地穿越过历史迷雾，撇开研究者自身所属的民族或人种，超脱施害或被害的立场，深刻反省所有被扭曲的历史场景，冷峻检讨人类与生俱来的种种弱点，反复追究的问题意识，始终不离这样一种满含忧患情结的当下关怀：
为什么到了“文明理性的”现代，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反人类的恐怖行为？
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反人类暴行。南京大屠杀不是唯一、也决不是孤立的案例。历史进步的悖论，使科技飞跃、物质丰富的二十世纪辉煌画面上伤痕累累。人类的空前骄傲与严重迷失同时存在。
在东方或西方出现的，各种情景下各种样式不同的对公民虐害、屠杀事件，如果仅仅把它们看作个别人甚或一群人落后、野蛮、邪恶的“反常”举动，将其简单归因于历史正常发展过程的瞬间断裂、生存竞争紧张诱导的片刻疯狂、纪律秩序失控偶发的人心沉沦，其最危险的结果，将使我们无法借助这面“文明反常”的历史镜子照出“正常文明社会”里实际正在不断孽生的邪恶祸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究那些更具隐蔽性、更具根本性的罪责。否则，历史的审视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处于心灵禁锢之中的“集体记忆”也始终不容易走出认识迷误的陷阱。
| 征引文献 |
王家范：《从集体记忆的谬误中出走》
张生：《从历史到记忆：深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逻辑路径》
文明、理性、进步，
一直是群学书院秉持的思想旨趣。
面对家国哀史，创伤记忆，
这一代青年，
应当怎样书写、怎样言说，
才能期待人类文明的未来？
欢迎写留言发表见解，
群学书院将送出两种共八册图书。
文明之耻，永志不忘。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