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同欢乐也同愁 | 日常生活中的民国知识人

题图：燕京大学女生

2018年12月15日，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胡悦晗携新书《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莅临南京万象书坊，与群学书院陆远博士、书评人许金晶对话。本文为论坛纪要。你对民国知识分子怎么看？欢迎文末发表感言，群学书院将送出胡悦晗新著两册。

讲演纪要

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

对谈 | 胡悦晗、陆远、许金晶

整理 | 肖立志

摄影 | 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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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现场

写作缘起

胡悦晗：本书的写作缘起于我的博士生涯。2008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许纪霖教授。许老师本来就擅长研究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我依稀记得第一次与许老师交谈的时候，他说过：现在我们口中的知识分子，都是借由他们的思想、言论、主张等要素来被人们所熟悉，但是，在这些主张背后，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避而不谈或是认为那都是鸡零狗碎的，从来没有试图了解他们作为真实的社会个体的存在。

正巧当时法国的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主编的《私人生活史》五卷本刚刚出版。这是年鉴学派之后的新一代欧洲学者站在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再到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视野下，去看待现实社会中普普通通的个体是怎样对待自己的行为方式，比如：刷牙、梳头、洗脸以及社交等等。这些看似意义平常的行为背后其实潜在着丰富的社会“意涵”。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原来当我们以整体性的眼光去透视若干个私人生活史，我们也可以将其写得非常地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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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中译本

倘若我们以此路径着手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逻辑进行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之上获得一些新问题，将会极具研究意义。受此‘蛊惑’下，我与同门师兄弟就着手开始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就相当于是许老师给我们拟定的一个命题作文，不过在实际写作过程当中，我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我写作的方式以及后期呈现的结果可能距离导师的要求和期许有相当距离，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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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悦晗

写作中的困惑

许金晶：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自己写作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惑，写作完成后也面临着诸多质疑，能否向我们大致阐述一下相关的困惑与质疑，以及是自己是如何加以回应的？

胡悦晗：首先，《生活的逻辑》一书试图完整地阐述1927—1937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逻辑，较长的时间跨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必然面临阐释不足与过度阐释的双重质疑；其次，考虑到此书选择京沪两城为参照对象，试图以此揭示那个特定时期整个中国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逻辑，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样本是否一定具备代表性，能否推论到整个中国社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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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学生郊游

一方面，历史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能够触碰到的往往只是历史的媒介抑或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些已有的痕迹进行重构，这必然会打上学者自身的“烙印”，由此不可避免地遭受阐释不足与过度阐释的双重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质疑也是在所难免的，也是每一项历史研究都会面临的质疑所在。

从京沪两城知识分子样本的代表性来看，个人觉得还是站得住脚的。近代以来，特别是在1927年到1937年这一段历史时期，京沪两地聚集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所以无论是从知识分子的体量上，抑或是影响力上，都足以代表那个时期的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当然了，京沪两地也具有符号学上的意义，从地理区位上看，两者“一南一北”，一个是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另一个是近代门户开放以来的工商业文化中心，所以近代以来的文学作品、历史巨著等大多以这两个城市为比较对象，而我正是延续了这样一个研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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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晶

关于“黄金十年”

许金晶：本书选择的时间段，是所谓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时间段进行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主要有哪些面向？他们是如何影响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活的？两位老师能否各自做一些分享？

胡悦晗：这本书本身叙述的是1927年到1937年京沪两地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的逻辑，而这个时期被学界称之为民国的“黄金十年”，整个社会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产生了许多社会分层（分化）的现象，也衍生出京派与海派激烈的争论格局。

当我们试图从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理论视角去看的话，其实京派与海派这两拨人在相互论战的过程中也在强化彼此差异性的边界，这在社会学或心理学上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持续性的社会建构过程。就好比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是黑的，就必须要把它放置到与白相对立的位置才能得到生动的显现。当我们回到议题本身来看，京派与海派的争论在三十年代达到了顶点，从本质上讲，这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这本书主要处理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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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陆远：万象书坊的微信公号前几天转载了胡悦晗老师这本书里的一个章节，编辑取了个很吸引眼球的名字《文人妓女三生三世》。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妓女’一词含义的历史演进来大致窥探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话语塑造历程：传统社会当中绝大多数女孩子并不能接受正规的教育，两性结合的主要目的便是传宗接代，夫妻之间并没有过多情感上、思想上抑或是文化上的交流。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地男性接受了正规的学堂教育，他们对异性情感文化上的需求相应地与日俱增，倘若此时强迫他整天面对只会做家务的老婆，实际上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儿。事实上，我们今天理解地妓女的‘妓’字，最初是单人旁而非女字旁，传统社会形态下这一类群体主要承担了满足男性情感上或思想上交流诉求的功能。所以直到明朝，绝大多数‘妓女’更多地是通过兜售自己的才艺来获得生存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时的‘妓女’群体等同于近代以来被人们广为称道的“新女性”，她们受过一定的教育、精通琴棋书画，还善解人意。但往往由于生活所迫或是性格使然才让她们走上了卖艺之路，在男性心中，或许这类群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理想化女性的化身。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出于出于政治目的考量，传统意义上的‘妓女’形象被夸张化、扭曲化以及变形化，每每谈到‘妓女’，难免会将其等同于出卖肉体的行为。进入到九十年代，商业资本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为了提升文娱业的发展，刺激男性的购买力，对妓女身份的塑造又衍生出另一层面的歪曲，可视听渠道下的性工作者与现实生活中、明国时期妓女的真实存在也完全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妓女’转变成了消费时代下的噱头。可见，‘妓女’的形象是人为建构下的产物，它与性工作者在整个社会当中所承担的功能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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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萧：《危险的愉悦》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在长达几十年的文化建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将这样一种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抑或是商业目的下的“妓女”概念污名化和固化，无法再回到其原初语境下去审视“妓女”一词的真实含义。值得一提地是，胡老师的这本书就试图启迪我们要试着突破脸谱化、‘整饰化’的历史，关注历史进程中真实存在的个体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此基础之上，真正地了解特定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的结构、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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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之上海娼妓

关于历史写作中的史料

许金晶：一般而言，传统的政治史史料易得，也易于整理；相对而言，社会史史料的来源、收集以及整理必须有其独到的方法，本书在史料选择与运用方面的状况如何？史料主要有哪些来源？

胡悦晗：作为一部历史学的著作，史料是绕不开的。在史学界，政治史、军事史永远是研究的主流，这和史料的保存特点与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作为社会中活生生存在的个体生活细节而言，与这些传统的史料相比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就本书的写作而言，主要运用了知识分子本人的日记、文集以及个人回忆录，不过，考虑到知识分子回忆录会有美化、“印象整饰”的成分，我在撰写的过程中也对其进行了相关考证（人物、事件）、解读，以求更为真实地呈现知识分子的个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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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日记》

当然了，因为本书试图研究的1927年到1937年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逻辑，想要处理的题材本身意味着需要搜索的材料是非常庞杂的，同时也限制了这本书在某些方面论述的深度。

我这本书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涉及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对较广，而且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在京沪两地流动的，是不能够完完全全地透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经历的。当然了，既然是做一项社会史研究，它应该是一个纲领，应该试图从宏观层面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拘泥于单独个体的日常生活，从这个层面上讲，或许就能够更好地说服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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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老照片

陆远：史料的敏感本质上是对文字的敏感。一个真的读书人不仅仅只是看书，而是对所有能够形成文字的东西都感兴趣，它也许只是一张普普通通的邮票、厕所里的涂鸦，抑或是简简单单地一个手势等等，正是透过这些有形的事物让我们能够获得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并将其诉诸为一种文字性表达，这或许就是所谓地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许多学生曾问我如何确定毕业论文选题，此时我往往都会对他们说，今天的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相继出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件背后往往都潜藏着中国人内在的心理、情感变迁。当你真正用心去观察、感受这个世界，又怎会担心没有恰当的选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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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远

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 

许金晶：知识分子其实是最需要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群体，此书所讲的“日常生活”其实更多意指公共生活，所谓的情感生活、私生活也有，但是所占比例不大。谈到公共生活，可能就需要许多公共空间载体，例如：读书沙龙、万象书坊、咖啡馆、图书馆等等。那么，我们不禁想问胡老师一个问题，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常见的公共空间是怎样的？京沪两地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的应用上是否有所不同？

胡悦晗：就物质载体而言，京沪两地的公共空间很相似，都有咖啡馆、茶社以及在家庭中举办的各种私人沙龙等等。有所不同的是，两地公共空间所依托的背景环境有所不同。上海有发达的出版传媒业孕育的文化市场，而北京有民国时期规模最为庞大、最为完善的高等教育学院体制。这种城市文化环境的差异对公共空间活动的影响是深远的。

陆远：民国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现在存在显著性的差别，今天的公共空间受制于一张“无形的网”，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应有基本的公共性、责任性，对于前者而言，公共性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活动的个体都是自由的，无论是在制度上的、还是心灵上的；对于后者来说，并不是说只要聚集就产生了所谓的“公共空间”，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一定能够塑造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责任意识，这种意识本身能够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运行。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消费”的烙印，事实上是一种“伪公共性”的空间形态。对此，我们呼吁能够产生大量的真正想要实现对精神生活追寻的“公共空间”，这才是未来构建公共空间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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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

• 一部关于民国读书人精神风貌、娱乐生活偏好的著作一部民国时期都市生活娱乐指南。

• 这是一部关于民国时期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取向的著作，作者从时人的日记、回忆录、传记中发掘出当时知识分子，如鲁迅、戴望舒等在图书馆与书摊，咖啡馆、酒吧与茶楼，四合院与洋楼，公园与影戏院，消费与收藏、人际交往等日常生活方面的偏好，从侧面反映当时知识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与阶层意识。资料丰富，论题独特。

• 本书考察民国时期上海与北京的都市生活情景，涵盖衣食消费与精神文化娱乐等方面，堪称民国都市生活指南。

• 本书从日常生活维度出发，呈现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知识群体的整体面貌，兼及与同一时期北京知识群体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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