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都市性与城市史的书写——围绕晚明南京的讨论

南京素有 “十朝都会”之称，而其在明代之初的国都身份，是少有的作为中华大一统政权、而非地方政权的都城存在。在南京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被定位为中国特大中心城市的当下，重温南京在明代的城市规划、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文化历史，对于理解南京何以成为今天的南京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陪京首善：晚明南京的城市生活与都市性研究》一书是城市史研究学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晓翔教授据其博士论文改编而成的专著，凝聚着作者长久以来关于晚明南京城市史，以及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的学术思考。书中对南京城市建制与文化的深度探索，对韦伯等欧美学者研究理路的反思等，都极具学术上的启发意义，也对探索适合中国社会现状的城市化道路有所助益。

温故方能知新，2021年3月14日，群学书院联袂梅园经典共读小组举行读书沙龙，围绕罗晓翔教授的《陪京首善》展开，畅聊南京城的“前世今生”。本文为读书沙龙纪要，由姚丞华整理，已经发言人审阅。

“陪京首善”读书沙龙纪要

文 | 姚丞华

选题缘起与理论反思

许金晶（主持人、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南京的城市地位在这些年变得越来越重要。2019年年末，南京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中的“世界文学之都”；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在南京城市地位变化的一系列过程中，政策的主导性因素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契合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今天我们分享的著作叫做《陪京首善》，是关于晚明时期南京城市史的论著。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本书作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晓翔老师来到现场，与我们进行交流。本书是由罗老师在美国杜克大学求学时所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修订而成的，接下来请罗老师谈一谈，当时您为何以南京城市史作为论文选题，写作过程中又受到了美国学术传统怎样的影响？

读书沙龙现场

罗晓翔（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谢谢主持人。我选择研究南京城市史，可以说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记得研究生入学不久，，学校就要求汇报论文选题。我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想法，就先报了这个题目，是有偶然性的。但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对这座城市毕竟有所了解，另外当时也考虑到今后搜集资料比较方便，所以当时的选择也有必然性。当然，美国的学术训练，强调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回应宏观问题。我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阅读和思考，才明确了这个终极问题，即南京代表了怎样类型的中国城市，这个个案对理解中国传统时期的城市化具有怎样的意义？

《南都繁会图》局部

本书的标题即反映了我想讨论的这个主题。所谓“首善”之地，在过去是只有首都才能使用的称呼。，由于明代实行两京制，所以南京和北京都可称“首善”。由此可以思考的是，在传统时期，什么样的城市才是“最好的地方”？它的哪些特征符合人们对最好城市的期望与想象？此外，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本书的英文标题，其实我对此是有一定设计的。我用了“model”一词，一是翻译首善之城、典范之城，另一层含义是希望在中国城市研究的理论层面建立一种“model”。目前国内学术界都在提倡本土化、中国化，在城市史研究领域，也应该建立一套本土理论与范式，来解释中国的城市史，以及城市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

标题的后半部分用了“都市性”一词，指的是能区别城市与乡村的特质。。在欧美的城市史研究中，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时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这是欧美学者以中世纪之后的西欧城市为模型，在比较视野下对中国城市做出的解读。西欧城市的首要特征是自治，如韦伯(Max Weber)所言，城市体现着“非正当性支配(die nichtlegitime herrschaft)”，与国家的正当性支配体系相区别。11-12世纪后西欧地区出现的城市，自发展之日起就带有反封建的性质，城市与国家，或者说与当时整个社会体制间有着天然的张力。这种张力被认为是西欧社会发展的动力，即自治的城市对西欧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罗晓翔老师

而传统中国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行政中心，主要功能是朝廷派官员驻扎于此，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这些城市没有天然地与国家，或既有体制间存在张力与冲突，所以欧美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时期没有真正的城市。但他们对“城市”的理解是西方式的。其实在传统时代，中国人对什么是城市有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如果能从中发现中国的“都市性”，就是能真正代表当时城市生活的特质，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在中国长时段历史发展脉络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学术旨趣与写作特色

许金晶：两位与谈人老师也进行过与南京这座城市相关的研究，不过在路径上与罗晓翔老师不同。李恭忠老师侧重于从新文化史视角出发，解读与南京城相关的政治事件与政治符号；徐智博士在复旦大学进行了历史地理学的训练，他的南京城市研究则侧重空间与景观等方面的分析。下面请两位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谈一谈阅读本书的整体感受。

读书沙龙现场

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学衡研究院教授）：这部著作对于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尤其对于南京城市史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从古至今，南京长期作为地方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京”是它身上重要的身份标识。相较遥远的六朝时期，明代在如今的南京城仍然“在场”，明城墙、玄武湖等景观是当代南京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南京城市空间的格局也还受着明代的影响。南京在晚明仅是陪都，任职南京的官员于全国范围影响有限，但我们在罗老师的书中可以发现，这一群体对于南京的都市性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晚明在整个南京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也与此相关。

我比较关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而南京在当时做过一段时间的国都，所以它自然地成为了我和不少同行的重点关注对象，不过并不以南京城市研究为目的。我的这一经验也反映着南京研究的微妙处境，即跟南京相关的研究不少，不过专门从城市史角度进行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目前，与上海等地的城市史研究相比，南京研究是相对薄弱的，这在国内外都是如此。所以，罗老师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但对中文学术界很重要，若能回译成英文出版将产生更大的学术贡献。

罗老师在书中提出，政治因素在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地方”纯粹靠经济力量实现发展是很难的，而政治力量能以非经济的手段实现人口、资源等的跨区域配置，往往对当地发展起到关键甚至决定性作用。关于南京如何受着政治的影响，罗老师已有充分论述。由此我想到，与南京相邻的扬州，也有类似的历史情景。明清时期，扬州是作为两淮地区的盐政中心而存在的，它的发展与繁荣，同样源于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治力量的介入。所以南京并非孤例，通过罗老师的南京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国城市的生成机制，这对解读当代中国城市群的发展也有所助益。

李恭忠老师（右）

徐智（南京出版社重大选题编辑部副主任）：罗老师这部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在史料运用上非常扎实。尤其是使用了《南京户部志》《南京尚宝司志》等官署志书，因为这些资料在我们南京出版社的《金陵全书》这套大型丛书影印出版前，是很难被看到的，当时研究者可能要专门前往台湾甚至日本查阅相关信息。此外，书中也使用了众多个人文集中的资料，而在没有数据库的时期，想在文集中找到一条资料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靠着这些不易找寻的资料，当然还有很多更为基础的史料，本书的论述自然相当坚实，足够令人信服。

其次，书中通过对史料的解读，得出了一些和前人不同的结论，这就体现了作者个人在历史学方面的敏锐度与素养。同时，这也反映出不同研究者经过差异化的专业训练后，在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上的多样性。罗老师在书中提出的这些新观点，囿于知识背景，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程度的认识，但确实给了我不少启发。在我看来，这些新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讨论，都将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深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关于书中提出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我认为和自己研究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南京城的发展情形有相似性。我研究了1927-1937年南京城市空间的形成过程，在此我特意不使用“城市化”一词，因为南京的情况和上海等地发生的典型的城市化并不相同，没有由完全的乡村景观演变到城市景观的现象，而是本身就有城市的基础。这一过程中，政治因素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南京当时被定为国都，大量人口汇聚于此，产生了对土地的不同需求，此后便围绕土地产权的运转和配置，引发了城市空间在这十年的变迁。由此可见，南京的都市性，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受着政治因素的驱动，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徐智老师

辨析：城市研究与地方书写

许金晶：中国有悠久的地方志编撰以及地方历史文化记叙的传统，现在各大媒体的副刊和一些文史类杂志，也会有和地方书写相关的随笔或论文刊发。那么现代学科分支意义上的城市史或城市学研究，与传统语境中的地方书写之间，有哪些相同与相异之处？城市史、城市学与地方历史文化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

读书沙龙现场

罗晓翔：主持人问的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就是我做的研究和地方式的研究有什么区别。自传统时代以来，一直有人书写地方，其核心思想是弘扬地方文化。所以，地方书写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本地的历史人物、文化传统等等。而在城市研究中，不应该把城市理解为一种局限于本土的存在，城市应当是开放的，就像我们现在总说要建设国际化大都会。只有世界各地的资源，无论是资本还是人才，都向某个城市汇聚，才能推动城市的发展，只靠当地的资源是不够的。

我在本书中也希望表明，南京的发展不是完全靠本土社会推动的。仅以城墙范围内的人力物力，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规模恢弘、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很大影响的城市的。如前面所讲的，正是南京的政治地位，确保了很多超区域的资源能汇聚而来。在晚明的南京城，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本地人与外来者的交融。我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也就是讨论南京地方文化的“青溪雅集”这一章中，特别强调了这点。从明初到明末，在南京都市文化圈中最活跃、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有愈发明显的非土著化趋向。在文艺社交场域中，赞助人主要是外来的官员群体，被赞助的文人也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共同造就了当时的南京城市文化。时人有一个表述，叫做“地非自盛”，可见他们也意识到南京是如何得以发展的。

从南京城墙上，我们也能看到城市发展的超区域化背景，其中政治因素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南京城墙，主要是在明代兴修的。如果我们去过南京城墙博物馆，就会看到很多城砖上都有铭文。这是因为国家对城砖的规格、质量要求特别高，于是通过掌握造砖者的身份信息，来保证都城城墙的质量。与南京相比，当时许多江南城市的城墙质量就非常差，到嘉靖倭乱时已发挥不了防御功能。当时各地都为再造城墙开展紧急部署，但经费来源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最后有些地方，例如浦口，因为离南京比较近，军事地位重要，所以得到南京工部拨款，顺利建起城墙。而另一些城市就出现了各种问题，因为修城会导致征地、加税、佥丁，地方上其实也很抵制。这也说明传统时期，由于地方经费不足，对城市公共建设提供的支持不多，而高层级的行政力量往往能调动外部资源，这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徐智：在我看来，城市史研究有几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将某一城市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就城市中的各种人物、事物、现象等，分别具体展开研究，再将它们有机结合。另一种则是有问题意识贯通的，比如探究城市的生成机制等，未必着眼于具体的某个城市，同时也表现出更大的学术关怀，罗老师的研究应该偏向于这种。前一种在学术发展史上是更为传统的，一定程度上也更接近地方文化史研究，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以城市为叙事中心的地方通史类著作。这两种研究路径其实无所谓优劣之分，更多是表现出不同的研究视角或学术旨趣。读者朋友们对不同研究路径的城市史著作，都可予以关注。

读者交流互动

晚明的特殊意义

许金晶：许多历史爱好者都对晚明有浓厚兴趣，中国历史研究者们也时常将目光聚焦于这一时期。江苏人民出版社最知名的学术品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就有许多部关于这段历史的论著，其中不少堪称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名著。对于南京的城市发展史而言，南京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南京在这一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罗晓翔：晚明是整个中国社会开始有一些新变化的时期，欧美学者认为中国的早期近代(early modern)，大体就是从晚明开始的。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诸多变化，包括社会经济、日常政治等方面，都是明清史的重要内容，并且可以和晚清以来中国近代转型进程中的变化做比较研究，或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晚明时期是历史面貌较为丰富多元的时间段，从中可以找出一系列的研究议题，这也是我将南京城市研究的时段选在晚明的重要原因。

此前学者们在早期近代的研究框架下，往往比较关注晚明时期和西欧早期近代类似的部分，希望能将两者联系起来，比如强调地方主义、工商业发展、市场与消费等问题。罗威廉(William T. Rowe)对汉口的系列研究是其中的代表。而这种研究范式的有效性也是我希望探讨的。我在书中试图呈现的是，一方面晚明时期的中国社会处在变动之中，但另一方面仍存在着许多传统因素。在进行南京城市史研究时，我不想过分采取“去政治化”叙事，因为在我看来，当时的南京还是主要以“陪京”身份来自我定义的。书中有一部分专门讨论了南京本地文人如何书写南京。可以发现，离明初定都南京的时代越远，当地文人就越希望强调南京是国家的根本重地，所以政治身份才是南京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基础。

明代南京历史地图

李恭忠：罗老师刚刚提到的晚明时期文人对南京在明初地位的强调，我觉得还有进一步解读的空间。有时人们越是强调某一事物，反而越说明它并非足够的实在。事实上，南京在当时的实际地位和它的象征地位，即明初国都身份相比，是有落差的。该时期南京的地位，其实更接近清代驻有两江总督的江宁府城，是江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一定意义上的文化中心，而和明初时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则较为遥远。这种事实与象征地位间微妙的紧张关系，恰可为我们认识晚明时期的南京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在谈论晚明之于南京历史的特殊意义时，事实与象征地位的落差也是不应忽略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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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晓翔：在江南地区城市史的著作中，以研究上海的数量最多，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是一部很值得注意的作品，这本书其实关注一些宏大主题，如城市化与近代化、西方化之间的关系等，也是我一直感兴趣的，但书中关于上海中下层人物生活细节的描写，又非常生动鲜活，能带领我们走进历史场景之中，得到很好的阅读体验。另外，关于近代上海各种人物群体的研究，也可以算作城市史的范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上海史研究译丛”中，就有很多欧美学者写的这类著作，比如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的《上海警察，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和《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还有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Belles de Shanghai: Prostitution et sexualité en Chine aux XIXe-XXesiècle）等，都可予以关注。

台湾学者也有许多重要的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著作，比如巫仁恕的《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主要讨论了晚明以来江南各城市空间与景观方面的转变，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城市化的过程。他近年来又出了一本书，叫做《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把研究视角转向近代。这也启发我们思考城市与近代化之间的关系。其实关于江南地区的核心城市，如上海、苏州等的城市史研究著作还有很多，读者朋友们在阅读后，无论在实证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会有所启发，也能收获阅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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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恭忠：我想首先提一部我自己参与翻译的著作，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写的《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1550-1850）。作者于1979年到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期间走访过扬州，后来又用了很长时间，才写就这部兼具叙事流畅性与理论深度的优秀学术论著。它的中译本出版于2007年，如今已经很难买到了，不过最近又有国内的出版社买下了他的版权，接下来还会再版，我们也借此机会对译文进行过再修订，相信能给读者朋友们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相关的理论著作中，我觉得有一本书值得推荐，就是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这本书是作者长篇论文的单行本，具有很强的理论素养，它由基层市场入手，通过强调市场的层级性，展现出不同市场的功能差异与各层级市场的联系。市场层级越高，覆盖范围越大，最高层级的就是中国的几个地理大区。这样一套模型的建构，把中国自明清以来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空间形态及其历史演变，做了高度概括，很有创意也很有启发性。虽然，它是以四川盆地的研究为基础建立的理想模型，未必足够准确，但作为分析工具还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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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智：李老师刚才提到的施坚雅，主编过一部论文集，叫做《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也很值得一读。其中收录有美国学者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的文章“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既和南京相关，又很有理论高度，经常被学者们引用。此外这部论文集中也收录了主编施坚雅的好几篇文章，可以和李老师提的那部专著相互补充。还有一部论文集，美国学者林达·约翰逊（Linda C. Johnson）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收录了此前提及的学者安东篱的论文“扬州：清帝国的一座中心城市”（“Yangzhou:a central place in the Qing Empire”），也可与她的专著对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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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晶：刚才三位老师都推荐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老师们的点评也非常精彩。我作为书评人和阅读推广人，也想在此向大家推荐几部与城市史相关的好书。我首先想提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学的实践丛书”中的两本带有科普色彩的著作，一本是英国学者肖恩·埃文（Shane Ewen）的《什么是城市史》（What is Urban History?），书中对城市史研究的基本脉络有很清晰的梳理；另一本也与城市史研究有密切关联，叫做《什么是文化史》（What Is Cultural History?），作者是堪称文化史研究领域大师级的彼得·伯克（Peter Burke）。

欧美城市的研究著作非常多，我想在此重点推荐两部。首先是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者与代表人物罗伯特·E. 帕克领衔主编的《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这是一部具有深远学术影响的奠基性著作，称得上每位对城市研究有兴趣的读者的必读书。另一部是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这部书在当时挑战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获得了很大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在今天读来仍能有相当多的启发。

国内城市的研究著作中，之前几位老师重点推荐了江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相关研究成果。据我观察，近些年国内出版的城市史著作，涉及最多的城市确实是上海，第二多则是成都。在成都城市史研究领域，王笛老师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是必须要提及，也相当值得推荐的作品。此外，四川文艺出版社现已推出美国学者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的两部译著，分别是《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和《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Fact in Fiction: 1920’s China and Ba Jin’s Family），值得大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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