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
入死而观，你能够
听我在死之言，……
——史铁生
在史铁生走后两年的岁末，我们一家去参加了在他去过的一个地方的纪念活动。虽然有友人提供的详细路线，自驾车还是不易找到这地方。但一路的地名都让我们觉得很温暖，也很期待：温阳、柳林、稻香湖……而
27 54959 27 15231 0 0 3381 0 0:00:16 0:00:04 0:00:12 3380找，总是能找到，最后我们到达了那可以远眺凤凰岭的河边马场。在会上，见到了铁生的一些朋友，聆听了她（他）们对铁生的一些新的回忆甚至猜测，比如他写给一个孩子残疾的母亲的反复迂曲和体贴对方的信件；他怎样看待把自己也假设进去的、对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打人的评论；还有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乃至他如果活着会不会抄写《讲话》的讨论，等等。而所有的回忆可以说都加深了我对他的认识，且无一例外地丰富和提高了他的人格形象，使我对他的认识更为丰满和亲近了。这些回忆和他的作品相印证，展示出他的善良、宽容、坚定、温和，甚至有时也有的一些妥协。的确，到目前为止，不仅我已经读过的作品，还有我所了解的他的一切故事和生活细节，都只是使他的人格形象更为充实而又亲切。没有反常、没有失望。
我在会上也做了一个发言，大意是想说铁生是中国的，不仅是现代中国、更是传统中国的孩子，在他那里有深厚的仁义和恻隐之心，但他又绝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只是首先需要我们自己去继续认识和发现，也需要时间和一个过程；其次，铁生也是时代的，是时代之子，甚至其残躯也就象征了那个残缺的20世纪的中干，他的身体是代时代而病，代中国而病，而他的思考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对其生活过的那个时代的最好反思和总结，但他同时又超越了时代，即他又不仅是时代的，也是进入了历史的，其精神更是有一种追寻永恒的维度。
“进入历史”的多重涵义
铁生姓史。回来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个人怎样进入历史？“进入历史”首先意味着一个人的过世，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不再可能用他新的行动影响这世界了，作为一个作家，他不再可能生产新的作品了。他的肉体消失或不再是他的肉体了，“永别”代替了“再见”。我们不知道他所去的“那边”的情况，但至少对我们“这边”的人来说，他不会再有活动了。这种“进入历史”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天。这种“历史”是永远的“历史”，是没有“现在”和“未来”的永远的、既定的“过去”，是所有人的命运。
但还有一种“进入历史”不是对所有人而言的，而只是对一些人而言，甚至很少人而言，对他们的记忆不会随着亲友熟人的同样故去而消失，他们或好或坏的“事功”、言行、品德还会留在远为多得多的、和他并没有直接接触的人的记忆之中，且不断还有新的一代代人加入到这历史记忆中来或进行重新解释。这些进入历史的少数人自然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这些历史记忆也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有的人有意追求这种历史之名，有的却是无意中卷入了历史；有的人死后其巨大的身影虽然看来是某些后人的庇荫，但挡住了更多的新一代的阳光；有的人其影响似乎开始很小，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却越来越有力。虽然在永恒面前，所有的人都是渺小的。所有的人间记忆都要进入忘川，但人类毕竟主要还是一个历史的动物，甚至是时代的动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当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他除了过去生活的“历史”，他还有“现在”和“未来”。他还能改写自己的“历史”。但一旦他死去，他就只有“历史”了，虽然对这“历史”后人还永远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除了一两代人的亲友的记忆，就不会有后人再记得他、知道他了。还有另一些人则进入不仅是他的亲友、熟人记忆的“历史”，还是社会记忆的“历史”。不能进入这后一种历史的人有如恒河沙数，远比进入这种历史的人要多无数倍，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并非没有意义和价值。而即便进入这后一种“历史”的人也有历史时间单位的不同，或留下百年、甚或千年的历史记忆，留下“善名”或“恶名”或至今纷纭不已的名声。有的人是刻意追求、甚至不惜以“恶名”进入这种社会记忆的“历史”，还有的人却是并不情愿或缺乏自我意识地介入了这种历史记忆，因为时代突然把某个关键时刻推到了他的面前。有多少人费尽心机、大轰大嗡，也仍然进入不了这种“历史”，而现在却有这样一个人，他轻轻地推着轮椅就进入了这一“历史”。
这样的“进入历史”自然就会有一种“历史位置”的问题。有的朋友会将铁生和新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比较，而我心里则是想到了鲁迅。侧重从西方文学的角度看，可能会更重视莫言等作家；而侧重从中国社会的角度看，大概应更重视史铁生等作家。鲁迅或是一个20世纪的“巨人”，一个过渡时期的“巨人”，也是一个因“最高领袖”的赞赏，位置更为高大甚至成为唯一的“文化巨人”；而我以为铁生会是一个属于更长远的时代的“巨人”，一个会有更悠久历史的“巨人”，一个死后将从民间有生机地成长的“巨人”，以及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如果能有）所需要的“文化巨人”。当然，我这是从社会将向好的方向发展而言，如果历史中没有了铁生的巨大身影，这与其说是死者的不幸，不如说是生者的不幸。
我相信铁生正是那种随着时间过去，身影却会更趋巨大的精神人格。我们今天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他对于现代中国以至世界的意义，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心灵解读来使他依然活在我们中间，即像他的妻子陈希米最近一本书的书名所说的：“让‘死’活下去。”我们可以思其所思，忆其所忆，望其所望，通过对他的各种各样的追思和解释让他依然活在我们中间。故我希望我自己能不断地重读铁生的作品，包括引领我的孩子也慢慢进入这一独特的文学世界和深邃的心灵世界。
铁生的三十多年创作或可方便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但主要是80年代写下的作品；第二个阶段是他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第三个阶段是他进入这个世纪以来这十余年的作品。
第一阶段我们如果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收入了他在1994年以前的几乎全部作品、且基本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史铁生作品集》为本，主要是前两卷的内容。其中卷一所收是1978—1984年的作品，除一篇《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之外都是小说，有《午餐半小时》《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山顶上的传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等篇。卷二所收是1985—1989年作品，小说有《来到人间》《插队的故事》《命若琴弦》《毒药》《我之舞》《礼拜日》《车神》《原罪·宿命》等，还有不少散文。
第二阶段除了上书卷三所收的1990-1994年的中短篇小说：《钟声》《第一人称》《中篇小说或短篇》《别人》之外，主要有第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以及散文《我与地坛》《好运设计》《我21岁那年》等。我认为铁生在这一阶段达到了他创作的高峰，甚至是最高峰。这大概也和他获得了稳定的爱情和家庭、思想和写作也酝酿到了一定深度有关。
第三阶段的创作则主要有《老屋小记》《病隙碎笔》，长篇《我的丁一之旅》等。在这一阶段，由于身体状况的恶化，他写得不是很多了，但仍然笔耕不辍，拿出了不少好的作品。
我最近又系统地重读了史铁生的作品，本文首先想谈谈阅读他的早期作品的体验和感想。我想还是接着谈“进入历史”，但现在要谈论的是另一种“进入历史”，即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更久远的历史的认识和表达，以及我们对他的这种认识史的再认识，就如铁生在他的三卷作品集后记中写到的：“我常常觉得这是我的姓名的昭示，让历史铁一样地生着，以便不断地去看它。”我们无法回避这“历史”，它就铁一般地存在，甚至铁一般地沉重。这种个人主体的“进入历史”自然和后来他作为客体的“进入历史”有一种深刻的联系，这或许是因为他不是仅仅外在地进入了历史，甚至他根本就不是外在地进入历史，而是内在地进入了历史，是进入了人们心灵的历史，进入了人们精神的历史。现在铁生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永远地定格了，他不可能再增添他的作品了，不再能够用新作来更加丰富他的思想了。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又远远还没有定格。对这些作品我们还没有认真地反复细读，更不要说给出各种各样的丰富的解释了。而我个人认为，他独特地进入历史的途径是他同时把握住了社会与自我、时代与永恒的两端。“时代”是“历史”中离我们最近的一段；而“永恒”则是那“历史”向那无限的彼岸的延伸。
首先是写实，首先是关心社会
铁生最早的、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作品都是比较写实的，甚至是相当白描地叙述和写实的。写于1978年，收入《史铁生作品集》卷一开篇的《兄弟》（此篇曾名为《墙》，初次发表于民刊《今天》4期）写了一个杀人犯被处死刑的故事。杀人者于志强是属于性格刚强、甚至暴烈的一类，他为了给自己有些懦弱的哥哥盖婚房，和邻居发生矛盾，结果在争吵中杀死了对方，属于典型的“激情杀人”，却被判处了死刑。作者回忆起了于志强小时候翻墙来自己舅舅家摘枣的事情。这里已经出现了差别，不仅是那些为了生存而挣扎、且看不到好的前程的于家，与过着较优裕的生活、有很好的前途的表哥一家的差别，乃至形成一种更鲜明的对照：作为法官的表哥代表“人民的利益”进行宣判，他自己新婚新房，前程远大；而另外一个同龄人却要命丧黄泉。一墙之隔，舅舅家是两层楼房，而墙外的人们则在小院里挤着。的确，除了自傲和麻木的表哥，墙内的“我”、表姐还有舅舅都是对墙外的人们同情的、态度友好的。但这毕竟是两个相当不同的世界。围观死刑的群众对于的死是“愤怒的”、叫好的，而他们中绝大部分其实也是平时挤在小院里生活的人们，是处在和死者一样的社会地位。
我一直认为，对死刑或者说生命（哪怕是一个犯罪者的生命）的态度是一个测度，是对个人心灵的一个测度，甚至也是对民族精神的一个测度。它触到了我们心灵深处最柔软的一块，我们心里有没有这样的最柔软和敏感的一块？我们是否意识到他们还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的生命也是生命。我不否认绝大多数民众其实根本上是善良的，但有时也可能会是糊涂的，甚至是可悯的。他们是否意识到许许多多这样的被杀者其实正是最贴近他们的“兄弟”？以及还可以有的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
我想这开首的小说用过的两个篇名《墙》和《兄弟》正好意味着两个关键词：“差别”和“同情”。“墙”意味着“差别”和“隔离”，而“兄弟”意味着同情与怜爱的联系。这两个关键词将始终同时存在，且几乎贯穿铁生作品的全部。紧接着的第二篇小说《爱情的命运》也是如此，这里的差别更为明显，其中的一对恋人：一个是能请保姆的高干家里的男孩，一个是保姆的女儿，地位悬殊，后来距离也遥隔，但他们之间还是发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但到最后，双方地位的悬殊依然导致了悲剧的命运。但一种爱情还是存在，或者说的确存在过，虽然其中男孩的爱情中可能也还抱有同情，而女孩、尤其是其母亲更早地意识到了这种感情并不会带来双方的幸福而予以拒斥和放弃。她们知道自己逾越不了这社会的差别，强行逾越或还会带来更大的痛苦。
这两篇小说的写作技巧还比较稚嫩，却让人感动与欣慰，即作者总是同时注意到人们中间存在的各种差别而又对弱势表现出深深的同情与爱。如果说面对弱者的恻隐之心是一个人道德的发端，那么，它也是一个具有深厚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的最好起点。
而人与人之间差别的产生不仅是因为天赋，还是因为社会。有一些差别完全是人为造成的，也是可以通过制度的改善来予以消除的。铁生同时注意到两种差别：天赋差别与社会差别。但他更优先关注的是社会的差别和制度的改善。他第一篇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刊于《当代》1979年2期）写一个在大学教法学的谢教授和他的妻子陈谜，那是老一代的，从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文化是会有一种滞后性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一二十年里，大学里其实还多是这种民国范儿的老派教授。他们老派到什么程度？别人借了他们的钱未还，这两位老人以后甚至避免登这个人的家门，以免让人误以为自己是来讨账。
这位法学教授的儿子在1976年“四五运动”后被抓了，教授气愤地来回踱步，说宪法不是规定了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和游行的自由吗？！但他妻子提醒道：“可言论自由、集会和游行的自由是只给人民，不给敌人的呀。”教授一愣说：“我们的儿子不是人民吗？”妻子说：“可自从他在天安门自由言论和集会了之后，人家就不承认他是人民了。”结果正是“自由的言论把言论的自由给弄丢了，要不自由言论，本来他是可以永远言论自由，也就还是人民的”。教授承认说，“我教了一辈子法律，却一直没发现这个毛病。这毛病，就出在——什么样的人是人民，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没有一个严谨的法律标准，而是由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说了算的”。
教授这里稍稍显得有点“迂腐”：经过新中国二十多年的“教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应该说一般人早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一个人也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即“人民”的范畴并无法律的明文规定，其实还是要由具体的人，事实上也就是有权解释的人（归根结底是最高领袖）来界定的。即“人民”要由非“人民”、在“人民”之上的“领袖”来理论地界定甚至个别地鉴定。这样，有权力者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说你是“同志”你就是“同志”，而说你不是你就不是。甚至昨天说你是，今天还可以说你不是。而更为吊诡的是，你如果不去行使宪法所赋予的“人民的权利”，你就还是“人民”；而你如果一旦行使这些权利，你也就不再是“人民”，就可以对你实行镇压和专政了。而最不可理解的还是：即便几年之后证明“四五运动”是对的，但参加者还是错的，因为他们预先（先于上面）做了正确的事情。所以，法学教授的妻子会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抽抽搭搭地说：“儿子恐怕还不是人民，我听人说了，在‘四人帮’没打倒之前，儿子就自由言论了。”自然，到这个时候，权力垄断真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时代后来的确迎来了一个比较放松的时期。而铁生应该说在这里还点出了一个他出生之后最大的秘密：即“人民”一词的秘密，发现了它的虚幻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流行、最正确的一个词也就是“人民”了，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公社”“人民币”一直到“人民万岁”，但“人民”这个词也是最笼统、最含混，似乎最广泛，但也最具排斥和斗争意味的一个词。
这里还涉及对基本“权利”或者说“自由”的理解，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信仰、集会、结社、人身安全和财产不可被任意剥夺，以及政治上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的确，这现代普世意义上许诺给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并不总是意味着事实，其中的许多权利并不是所有人或在所有的时候都会使用，但这和名义上宣称而实际上不许拥有这些权利的情况还不一样。有些人对有些权利的不行使或和个人价值观念、主观态度有关，或和社会提供的条件有关，比如有些人不愿意去投票，或者有些物质条件的不便使其没有去投票，于是，社会在这方面是需要改善和补足的，但这种情况和事实上完全禁止人们去投票还是不一样。而铁生是意识到这一差别的重要性的，正如他后来在《山顶上的传说》中写到的：“结果和权利不一样。没有被选上总统的人，有些是有被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上，有些则是没有被选举权而根本不可能被选上。这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意识到这一差别非常重要，因为有一种思想正是通过批判这种所谓“权利的虚幻性”来否定所有人拥有基本权利的整个自由民主制度的，这种思想似乎是想达到更“全面、彻底和实质”的“人民民主”，但不知何故却为此甚至愿意和实际完全勾销人们的基本权利的制度和理论结盟。
权利总有一种虚拟性质，它和结果不同，和实效不同。你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你可能仍然没有信仰或不想有信仰；你行使了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可能仍然不起作用，人们不相信你说的；你行使了选举的权利，你还是没有选上你投票的人，因为你的选择不属于多数；你行使了经济自由的权利，但你还是没有发财，因为你的能力不济或运气不够。总之，有些人不行使或行使这些权利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可能是因为价值观念、判断和能力，也可能是由于命运和偶然性。甚至还有的人根本就不愿行使这些权利。还有些权利如政治选举是需要多数裁决的，少数的政治意愿可能会被否决；但有些权利则是不能够多数裁决的，比如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即便你是属于少数，社会还是要保障你的这种自由，当然，你也要习惯于自己的信仰就是属于可能比较异类的少数，你可以去争取说服和改变别人，可以争取去变少数为多数，但你绝不能通过剥夺别人的基本权利的方式去达到你想要的结果。一时甚或长久居于少数的你虽然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但是你进行了这样的活动。而只要你可以行使这些权利，完全可以有这样的活动，你就是拥有这些权利的。而不是说你通过行使这些权利但没有得到这些结果，那你就不拥有这些权利。权利不是结果，不是实质的结果，尤其不是物质的结果。这和这些权利实际根本上就被剥夺的那种“虚幻性”还是完全不一样。只是名义上规定的“权利”，哪怕它规定得似乎更广泛，却是不能行使的“权利”，因为人一旦行使，就不再属于可以行使这些“权利”的主体之列，这实际上就将取消“权利”的主体，于是也就取消了本可与“权力”相抗衡的“权利”。
铁生1983年的《白色的纸帆》还具体地写到了选举。小说中的“我”负责给各家送选民证，选民都微笑着说“这是党给我们的光荣权利”。但也有以为是送购物票证的。最后“我”和老江统计选票，基本上都是预定的五个候选人“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老江非常“认真地”想从这些选票中找出一张错发给了精神病人的废票，而“我”则想：“我还没有老，还需要认真，真正的认真……”的确，“真正认真”和落实的民主选举是需要一种训练和过程的。那毕竟还是一个刚从“文革”中过来的年代，墙上还留着“打倒刘邓陶”的痕迹，而问题在于三十年后我们在这方面前进了多少，而当时的年轻人却已经都老了。
铁生早期小说中的这最初几篇艺术上是朴实的，政治上也是朴实的，甚至也有一种政治文化的滞后性，即带有当年话语和心态的痕迹。但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他在其中揭示了一些根本和重要的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和法律问题，乃至正确地预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他1979年又写出了《午餐半小时》，这篇生动描述他曾在那里待过七年的街道小厂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他是深深知悉底层生活的，因为他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甚至就以为自己的一生也将这样度过。然而，他还是在努力描述他们的梦想和希望：“一双双眼睛都闪着一种奇异的光——向往的光？欣喜的光？还是如愿以偿的光？说不好。总之，是这间东倒西歪的小车间里罕见的光，是这些年过半百的眼睛里少有的光。人们像一尊尊石像，直勾勾地望着一个固定的地方。有的在抠腮边的痣，有的在掀鼻孔里的毛，有的从鼻孔里抠出些东西来在手指间探着……好像都在谛听着什么福音。”现实也许就是“抠鼻屎”或包含着“抠鼻屎”，就是极其平淡和乏味的生活，谈论一次车祸也能激起不少浪花；但人们的眼睛里却还是闪着光，在梦想着什么，盼望着什么，尽管可能是卑微的梦想：梦想转正，梦想生活有保障，当然，还有一个二十一岁就残疾了的年轻人也在其中暗暗地梦想事业与爱情。
铁生几乎是与新中国同龄，他所生活的早年时代是一个可以名之为“毛泽东时代”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拥有“四个伟大”的“英明领袖”的至高无上，而其他所有的个人和自我都受到压抑，即如他在《神童》这个短篇中显示的，姥姥听了“耳朵识字”的报道，也试着让其孙子明明来摸她写着字的卷着的纸条“识字”，结果还真都对了。但当姥姥惊奇地向人夸耀的时候，明明却伤心地哭了。只有他心里明白，其实他什么也没摸出来，而是猜出来的。因为他知道，姥姥这辈子只会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字。
铁生离开学校后所亲历的生活主要有两段：一是在陕北插队近三年的生活；一是在一个街道小厂七年的生活。那年代的生活是相当艰难的，政治是很有风险的。而作者的名篇《我遥远的清平湾》让我们得知了作者对艰难生活的一种态度，他在一种很艰难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仍然发现了一种普通人的人性美好和生活中的韵味，那个“破老汉”，那个小女孩，甚至那些“牲口”。他为什么能把那段艰苦的生活写得那么平静，那么美？的确，那是写他双腿好的时候的生活，这提供了一个理由；但这又毕竟是在他腿残之后写的，不过是在他经过了磨炼，愤怒消散之后写的，在他对人生的态度已经变得温和之后写的。而更为根本的是，他的心中永远有一种摧毁不了的善，一种掩埋不了的美。故而那里的生活虽然是那么的苦，但还是写得那么的“甜”。他写到那里的人们“吃的难，烧的也难，为了一把柴，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悬崖”。农活还很重，而农耕工具的简陋和吃力和两千年前都差不太多，人们生活的状况也比解放二十多年之前并没有什么改善，甚至可能还倒退了。铁生一代人作为北京知青来到了这里，他们中一些人的父辈过去正是从这块土地上“革命”出来的，他们在北京的生活虽然也并不宽裕，但也许到这里才第一次看见了“穷形毕露”的真相，看见人们如何像动物一样为最基本的生存而默默挣扎。胜利之后的“革命领袖”常走和居住的是秀丽的江南都市（我有一次听浙江大学的一位副校长说，据他统计毛主席新中国成立后至少来杭州住过四十九次），却从来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过这对“革命”贡献最多的地方一次。然后是“革命的后代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来到了这里，发现老百姓的生活还是那样穷困，而且他们在这里无论怎样努力和“革命”，也改变不了这穷困的状况。然而，人毕竟是人，人有人的希望，人的爱怜。作者写道：“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逮食（像燕雀）这些小动物。”而“破老汉”也不肯吃他所养的老黑牛的肉。他们也会天真地憧憬着城里乃至北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美好”。
作者后来在散文《相逢何必曾相识》中更具体地写到了他插队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糠菜半年粮”已经靠近了梦想，实际是“糠汤半年粮”。老百姓的家里“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而他在《插队的故事》中则点出了这是制度的问题：当时村里有过革命经历，又因最高龄享受一点特例的全村最年长、近八十岁的一对老人可以养鸡养猪，结果生活过得比青壮年的儿孙一辈都还要好点，能够自食其力。而“年富力壮的人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否则就挨一顿批判，或者被公社来的人绑一绳”。在领袖的整个伟大战略部署下，响应其号召的知青们开始也积极参与了一些运动和斗争，比如在“以粮为纲”的激励下，带头把村里果树都砍了种粮食。好在他们不久就知道绝不能再那么干了，他们的命运和农民们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了，尤其开始几年“差不多绝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将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孙了”，而“谁处在这位置谁都会幡然醒悟，那样干是没有活路的”。
史铁生还写到了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带来的对人们心灵和命运的震荡。在《奶奶的星星》一篇中，奶奶的命运几乎是随着阶级斗争的紧松而张弛的。在阶级斗争越来越紧绷的“文革”前夕，她终于被驱回了老家，而不能再和自己的亲人待在一起。而这伴随的是对一个孩子心灵的震撼——当他第一次发现自己亲切慈祥的奶奶竟然要被划归“敌人”一类。痛定思痛，他写道：“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而在《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中，他描写了一个早年是教会人士，后来虽然力求一直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一心追求进步，却还是不能成功，甚至被视为“风派人士”的先前是牧师，后来是传达电话的人的命运。虽然讽刺文学并不是铁生所长，但我们从这篇小说中却能看到时代如何影响一个本来是彼岸“神的仆人”的轨迹，我们在这里也第一次发现了时代与永恒联系的明显痕迹——这种联系虽然是相对外在的，是时代挤压永恒，社会政治压抑自我心灵。一个被收养的孤儿詹庆生被选进了小教堂的唱诗班。那时他的嗓子还很清脆，眼睛还很明澈，望着窗外神秘莫测的蓝天，虔诚地唱着赞美诗，而门边站着个小姑娘，听得入迷，痴痴地盯着这个少年，那就是后来的詹夫人。然而，这个富有才华的少年的性格是有点赶潮流的，他总是希望不被时代落下，甚至不仅是跟着走，还能走到前面去，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乃至先锋。如果他完全没有才华或许要好些，或者他紧跟时代的欲望不那么强烈也要好些。但他两者都有。结果，他不仅并没有达到想达到的此世目标，当时代又一次打开可以凝望彼世永恒的窗口时，他还是不能回到教会。但是，詹牧师死后，当他儿子给他换衣服时发现，在他贴身穿的衬衣兜里有一个紧裹了几层的小塑料包，里面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全家福”——年轻的詹牧师夫妇各自抱着他们的小女儿和儿子；另一张是詹牧师当年获硕士学位时风度翩翩的留影。除此之外，则还有一个镀金的小十字架。看来核心的东西还是没有改变，也不容易改变：家庭的幸福，那是传统中国人最看重的；获得硕士，那是他作为现代人最光荣、也是青春最富有向往的一刻；而小十字架，可能还是他终生隐秘的信仰。然而，所有这些个人正常的愿望，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都必须被深深地藏起来，却必须大家合在一起，做出许多不合自己本心的表演夸张、乃至互相伤害的举动来。
自我的涌现，传奇的出现
接近八十年代的中期，史铁生的写作内容和形式风格有一种明显的转向。他对他外在经历的那两段生活后来其实写得并不太多，也不再多用叙述和写实的方式。他也不想再“深入”所谓的社会生活，且不说他的行动受限，他更想深入的是自己的心灵，是重新发现自我。或正是由于自我的涌现，他的写作艺术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他开始找到了或许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时代的文化与思想氛围直接影响的痕迹在他的作品中越来越少，作品发表与否也已经很不重要了，他只是想写作，想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或者说，他只是想努力地表达，告诉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印象与感受，而他似乎也只剩下这种表达和写作是他能够竭其所能地为这个人间做点什么的唯一形式了。
标志这一转折开始的最重要的一篇小说我以为是1984年的《山顶上的传说》。他在其中写了一个清扫大街的年轻残疾人，所爱的姑娘去了南方，所养的鸽子也飞走了，他写的小说也老是遭到退稿。小说中还有一个同样残疾的扫街老人，他们经常聊天，而那老人实际是他的另一个自我，是同一个灵魂的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这种深刻的心灵对话以后将成为铁生作品的一个鲜明特征。
年轻人知道“幸福绝不在一个荒岛上”。人还是要生活在社会之中，再坚强的人，也还是要在某种程度上顾及他人的评价。但残疾人就因为残疾似乎天生就“低人一等”，不仅往往处在工作和生活的下层，还要接受别人鄙夷的目光，于是对“尊严”也会变得格外敏感。这时如果精神始终朝向愤怒的方向，可能就有无穷无尽的怨恨。所以老头不听他的诉说，而是问他：“可你能把什么事恨好了呢？”他还想争辩，老头不容他争辩，说：“没用。你就信我说的吧，什么好东西都不是恨好了的，什么坏事都是越恨越坏了的。”他告诉这个年轻人：“那些人本来也都是好人，人本来都愿意是个好人。”老头要他把自己也摆进去，说“有时候，你看着别人过得好，你心里也恨”。“有时候，你恨不能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也残废。可要是别人也都残废了，你就又该同情他们了，你又该盼着他们能治好了。”他于是想老头说的也许对，“世界本来就是让刀和枪闹乱了的，就是让愚昧闹得疯狂，又让疯狂闹得愚昧了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要为了别人或者迁就他人而活着，也不意味着人就要因此压抑自我。“当你仅仅是为了别人的需要才活着的时候，你也许很高尚，你也许能因为高尚而得些安慰，你也许能做到表面的乐观、坚强，但你摆脱不了深埋于心中的痛苦、忧郁、怨愤——死神在蛀你的心。只有当你感到那美好的生活也是属于你的，你和别人是平等的，你心中才会真正升起希望。”自我仍然存在，主体仍然存在。每个人要过的还是属于自己的生活。
年轻的残疾人知道，他的人生还要走很远的路。但他已经不仅是考虑自己了，他还想到整个人类，还想到永恒的问题：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干吗呢？“千万年来，人类就这么走着，要走向哪儿呢？……走死了一辈，又出生了一辈，走老了一辈，又有一辈年轻的继续走。到底为了什么呢？发明了这个，创造了那个，又为了什么呢？一切还不都是为了摆脱痛苦，走向幸福么？可是，指南针发明了，眼前的路并没有缩短；人上了月亮了，人类面临的未知世界也没有缩小。”人在知识上是有限的：“人要想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除非把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规律都认识完。可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而宇宙中的事物却无限，有限怎么可能把无限认识完呢？”人在幸福上也是有限的：“总还是有那么多你预料不到的灾难来伤害你，总还是有你消灭不了的病痛、歧视、偏见……来折磨你、压迫你。永远不会没有痛苦，永远不会有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他突然有一天似乎有了新发现，他意识到：所有的“徒劳”也许都是功劳！譬如说，你哪怕走了一条绝路，你的功劳就是证明了这是一条绝路。
在这篇小说中，人物的独自沉思和对话占了很大的比重，故事和细节不是那么重要，也出现了象征和传奇的因素，比如被苦苦寻觅的那只叫“点子”的鸽子，比如最后去往一座山顶的年轻残疾人，最后的结局也是不确定的，有不同的浪漫的说法。
作者1986的《我之舞》也是写得很传奇，甚至很怪异的一篇小说。一个园子，一对在园子里死去很多天才被发现的老人，两人的对话后来还是能经常被听到。四个残疾人一直在等着什么：其中“我”和世启是瘸子，老孟则不单腿坏，两只眼睛还瞎，还一个叫“路”的是傻子。他们四个老是坐在园子门口等世启不知为何离家的老婆带着儿子回来。而“我”还老想“死”是什么。小时候大人告诉说死了就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可“我”总也想象不出“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是什么样。是不是除了一个人们所“知道”的世界就没有别的世界了？但如果这个“知道者”走了呢，没有了呢？还有没有一个人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呢？后来似乎听见一个死者说：“死，不过是一个辉煌的结束，同时是一个灿烂的开始。”日后的《务虚笔记》也将继续从来自艾略特的这一思想开始。
1987的《原罪·宿命》也写到了两个残疾人。其中“原罪”一章的主人公是“十叔”，他只能躺在床上看着小窗，那就是他看世界的唯一镜子。于是对他来说无所谓昼夜，反正是永远躺着，什么时候睡着了便是夜，醒了就在镜子里看他的世界，窗子就几乎不关，因为他躺在床上不能太久地不看到什么、不听到什么。这是很少人能够领悟的生活，但这也是生活。这也是很少人能够忍受的生活，但这也是生活。一个只能这样生活的人就只能固定地、也是静静地看和想，看窗外的一角，展开他的幻想。他无法拓展生命的广度，如果有能力的话，他只能拓展生命的深度。而“宿命”一章的主人公则是一个正准备出国留学的“天之骄子”突然遇到车祸之后的两重天：一切理想前程于是都被打破，挤上门的众多说亲的人一下变得无影无踪。这个年轻人将一辈子“被种在”病床上，他追溯这一飞来横祸的长链条，思考那一切似乎是“原因”似乎又不是“原因”的事件，一切似乎都是非常非常偶然的，在每一个环节只要相差一秒甚至半秒，灾难也就不会发生。然而，这就是命运，若合符节的命运、死死掐定的命运。而追溯那天启动那一过程的最初环节，只不过是“一只狗望着一进学校大门正中的那条大标语放了个屁”。这样，命运似乎就是一个“狗屁”。但它却能结结实实地压住他一生。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一声闷响”？
1987的《礼拜日》也是一篇很怪异的，艺术质量甚高的小说，尤其是显示出对话写作的很高技巧。小说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陪着他们各自的男友天奇和女友晓堃去办理结婚手续，而十四年之后，他（她）们又陪着这对夫妇去办理离婚手续。然后这两个反而是无名的主角，他和她聊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出这“聊”受到了20世纪存在主义的影响，尤其是那种对人与人之间“绝对的诚实”，不管什么“糟糕的念头”、“丑恶的想法”什么都能说出来的想望，或至少在一生能够有一个相互之间什么都能说的伴侣的想望。否则，在这个“处处得小心”的世界，“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像囚犯。”“又都像看守。”“不过看守更是囚犯，看守更得随时小心着，更没有自由。”
小说中还出现了日后老是被寻觅的“太平桥”的意象，出现了经常插入其间的描写老狼、鹿群和鹰的意象。其中也有一个老人，他说：“一个人最终懂得原谅别人才行。”“你得学会宽容。你自己也不见得全好。”而像大海一样的宽容可能是来自对更宽广无垠的天空的仰望，是因为有对永恒的关照。人不能够自诩能理解一切，不能够自傲地以为人类那一天将从必然王国进入永远的自由王国。“自由是写在不自由之中的一颗心，彻底的理解是写在不可能彻底理解之上的一种智慧。”这里要注意：“自由”是在“不自由”之“中”的，而“彻底的理解”却是在“不可能彻底理解”之“上”的。“也许我们也是被什么更高的智慧送到地球上来的，为了一件我们不可能理解的事。”“很可能我们也是一种标志。上帝把他的动机藏起来了。”所以需要寻找，需要努力寻找。也许永远都找不出最终的谜底，但还是要寻找。这就是人，就是人的命运，就是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之处，也是最卓越之处。
由意识到人间的残缺性而凝思永恒
铁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残疾人”的形象。这不奇怪。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残疾”也在他“最狂妄的年龄”降临了他，是他“得天独薄”的身体劣势，但既然命定如此，它或也可被努力转换成“得天独厚”的思想和写作优势。当然，这在“残疾人”中也是很难做到的，但铁生做到了。那是一种我们所谓“正常人”不易把握和体会、但却应当努力去把握和体会的观察角度，从那个角度所看到的某些东西，倒是可能更接近人生的真相，尤其接近不那么正常的时代的人生真相。这也是对人的有限性，人的差异性，人在社会、精神、个人处境和自身状况上的某种残缺性，不完美性的观照。于是我们在铁生的作品中多见有“残疾人”。像1983年《夏天的玫瑰》涉及一对年轻夫妇要不要一个被诊断为有先天残疾的胎儿。《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写一对善良的残疾人夫妇想收养一个孩子未成，还关心着路上似乎没盖好的下水道井盖。《足球》写两个残疾人想去看法国足球队的比赛，但是担心上不了台阶，他们也只有一张票。《来到人间》写一对年轻夫妇所生的孩子也有天生残疾，他们甚至高兴孩子有点脾气，以便能《硬气》地面对必然不那么平坦的一生。《命若琴弦》则写了说书的一老一小两个瞎子，老的希望当他在演奏中弹断第一千根琴弦的时候，能将其作为药引子去抓那副传说能治好小瞎子眼睛的药方。
这些小说都写得越来越耐琢磨了。因为残疾，因为身体和行动的受限，作者有一些感觉却愈加锐敏了。虽然这种锐敏可能带来新的痛苦和焦虑，但也可能有新的希望和欢欣。至少，对这个世界，作者感受到了常人常常感受不到的许多东西，又如1988年的《小说三篇》的第一篇《对话练习》，同样是一篇有很高技巧和很深思想的小说。作者有一种特别的写对话的技巧，尤其是那个女孩的对话；那是心灵落到最深处的对话，而作者也一定是在自己心里这样对话不知多少次了。
小说中女的在天黑下来之后不想打开灯，低声对男的说话，慢慢的像是自语：“我们谁也看不见谁了。可我感觉得到你是坐在我身边。你闻没闻到这周围的气味？你看不见可你闻得到，你数不清这都是什么气味聚合成的气味。你一旦闻不到它了你简直都不能回忆起它来。这气味除非你自己也闻到了，否则别人就没法告诉你，你也没法告诉别人。”她继续说着，渐渐地如同梦呓：“如果要形容它，我最先想到的是动物饼干的气味，然后是月亮下一只小板凳的气味，是夏天雨后长满青苔的墙根下的气味。还有一棵大树，一棵非常大的树的气味。以后，它会是天慢慢黑下去的气味，以后一到天黑我肯定就要闻到这气味。”她接着说：“你再听听到处有多安静，天黑下去的时候就是这声音。光亮从那片空地那片树林上退去的时候，就是这么安静，就是这样的声音。光亮退到树林后面去的时候，迟到山的后面再退到海上去的时候，总是带着这样的声音。你说不清这里面有多少种声音。这里面有所有一切的声音。你很少能听到世界上的所有声音，因为你总不喜欢这样一直待到天黑，你总是要把灯打开看看明白。”这是黑暗中的世界，而不是人为光亮中的世界，但它也是真实的世界，而如果我们习惯于光亮，总是要打开灯，我们就看不到这个世界，就感觉不到这个世界。人在光亮中有时反而会像个“瞎子”。
小说中，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在讨论男人要做的事：那男的作为评委明天必须从过了初试的四个考生中刷掉两个。他觉得很难取舍，害怕自己有错觉，他甚至想逃避选择的责任，因为这选择将可能决定这四人完全不同的前程乃至一生。而在此，一种完全的偶然性又一次出现，如此重大的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事情，却可能要由很不熟悉他们全部情况的别人短时间里来决定，甚至有可能是会被武断地、或者是漫不经心地决定。这几个评委一时好像成了“上帝”，但实际并不是上帝。他们同样是有很多局限性的个人。而他们自己在某些方面又要被别人决定。人们就这样互相紧紧地缠绕着，常常陷入一种困境（在《树林里的上帝》一篇中也写到了一个关怀树林里的昆虫、俨然是“上帝”，却遇到难解困境的“疯女人”）。
的确，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制度的改善来尽量减少这种自己的命运老被别人决定的状况，尤其是要避免千百万人的命运由一个人来决定的极端状况。人们也许不应当，也不需要那样紧紧地互相缠着。但是，再好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他人而让一个人完全自主，不可能完全摆脱偶然性，不可能完全摆脱人们的痛苦和不幸（比如男女爱情的痛苦和不幸）。而试图建立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或者试图将人类改造成为“完善的新人”可能倒要适得其反，反而得到最糟糕的制度和人。当然，我们又肯定还是有较好的制度和较坏的制度。但争取较好的制度可能恰恰需要抱一种适度的期望，恰恰需要拒斥一种“社会完美主义”。而我们看到铁生凡在写到社会时，几乎是一直怀疑乃至反对社会的完美主义，更反对“人间天堂”的许诺，这也是上个世纪的最沉重教训。在铁生的小说和散文中，他多次写到了一座宏伟的大楼，那是在教堂的遗址上盖起来的。当它动工的时候，人们热情无比地谈到它，全心全意地向往它，那真是“一座神奇而美妙的大楼”，人们盼望着将很快住进这座里面什么都有，可以成天吃肉的大楼，然而，大楼还没盖完，连饭也吃不上的日子就到来了。后来盖好的大楼也成了充斥着煤炉和尿布、互相抢夺生存空间的场所。
1986年的《毒药》，则可以说是中国罕见的一篇反面乌托邦小说。这个反面的乌托邦——一个岛屿上的社会，自然环境很好，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没有多少暴力。但是后来价值的追求却是极度一元化的，即都想弄出各种各样新奇古怪的鱼来扬名夺冠。人们为此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以各种方式刺激鱼、改造鱼，看能不能出现什么异变，包括在鱼缸或鱼池里兑点化学制剂，加点硫酸和升汞，还得昼夜监视着那些鱼。一旦发现有变了模样的鱼，赶紧就捞出来放到清水里去，捞晚了要死，捞早了又要变回到原样去，所以一刻也不能大意。这所有的追求也都可以说是追求差别，追求层出不穷的新颖差别。而其中一个人逃离了岛屿，到彼岸待了好些年，明白哪儿都有差别，那儿也不是天堂。最后他回到岛上，带走了唯一剩下的两个孩子，因为岛上的人忙得都不能生养了。他们坐船离开，回看那岛，已无踪影，唯余一片茫茫大水。
在后来1991年的《中篇1或短篇4》中，作者的写法似乎越来越“虚”了，人物和情节都处在朦朦胧胧之中，好像是真实的，似乎又是虚幻的。里面出现了一些隐喻、象征，出现了不知是来自哪里、是什么人的死者，出现了被堵在湖边小店的旅客，里面有两个似乎是好久没有见面、而终于相逢或点破的恋人，也出现了“太平桥”和“叛徒”。其中甚至时空也不明朗或者不时穿越。其中似乎总有人在苦苦地寻找着什么。最后则是作者引自霍夫施塔特和丹尼特所著《心我论》中的一篇寓言。善心的神灵想将一个盒子王国中的人们安排得生活美满，那里本来是一个暴君在统治，神灵试图改建为诸如自由、平等、民主、解放等新的程序，但又要让盒子里的百姓觉醒，感觉是他们自己起来推翻了那个暴虐王朝。而且神灵希望让每一个人都不再受苦，故而发现输入可以让人人成佛的佛法可能是一个好办法。神灵自然能够做到这一切。然而，当神灵后来又经过时，却发现那只小盒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随着一切矛盾都在化解，一切差别都趋于消失，一切数值也就都趋近零，盒子里的所有生灵都变得没有任何欲望和动静，马上就要毁灭了。最后，作者感叹道：也许唯有包含差别的自然才是真正的完美。
正是因为泯灭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仅要完全消灭差别一定会涉及使用不道德的手段——例如使用强制、欺骗，或者其他削弱乃至消解主体性的手段，即便真的可能不必采取这样的手段而达到了最后泯灭差别的目的，那么，这一目的状态也是不可取的，它实际等于寂灭。铁生也许想说的就是，某种人间的残缺性就是人的根本处境或状态。和绝大多数人有所不同的是：他身体的残缺和病痛也时时提醒着人的生命的不完美性。当然，有些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放浪余生和余骸，但在有的人那里，却转向凝思永恒。这种渴望永恒正是由否定时代和社会的乌托邦、完美主义开始的，既然对社会的完美失望了，认识到人间必然具有的某种参差不齐、残缺不全的性质，于是就努力向自我内心开拓，就努力向尽可能远的彼岸遥望。
首先是人类的历史。把这历史拉长到几乎接近无限，这历史是不是一种永恒的重演和循环？在1988年的《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中，作者写道：“我恍惚觉得世界不过是在重复。世界千万年来只是在重复，在人的面前和心里重演。譬如，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人应该怎么活，人怎么活才好？这便是千万年来一直在重复的问题。”“万事万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之路。世界重演如旭日与夕阳一般。”然而，他在一件似乎过去也重演过的事件中，看到了和以前稍稍变化的细节。他很高兴，觉得世界并没有重演，世界也不会完全重演，即便有时就是重演过程中一些小小的变化。我们或许只能重视这微小的变化，而且努力使这变化朝向善的方向。
总之，到了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铁生的思索已经从此岸伸展到彼岸，从单纯的事实伸展到似乎虚幻，但更富有意味的根本真实。那无限的延长看起来是一条通向永恒的虚线，但它又实际地存在于人们的心里，是人们心灵的投射。他的写作风格也越来越虚幻，他不再那么重视“情节”和“细节”，但无比地重视精神和思想。他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作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上帝”，但只是一个暂时的“拼盘”的“上帝”，更高的目的可能还是不能理解的，但可以凝思和仰望。到了这个时候，他最宏大的创制，也是他最好的小说——《务虚笔记》可以说已经呼之欲出。
选自《十月》，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