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很长一段时期，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二零一四年深冬的一个傍晚，一个文学座谈会终于进入尾声。窗外夜幕漆黑寒星闪动，与会者倦意满面，一整天的交流让情感、概念、偏见、善良和期待交织在一起，那些形形色色的言词化为体态不一的精灵，低回于天花板下。我因为感冒而沉甸甸的大脑像灌了铅水。到了最后归结部分，突然，一段关于我为什么是我的话语罩住我的耳郭，扯紧我身体里最敏感的一束神经。发言者分析了我为什么是我的原因：既因我的母系血缘，也因我的父系文化。虽为即兴，但剖解到位，推导合理。彼时彼刻，我的“理性之躯”领会着发言者的准确，也为其真切心存感激。但同时，我的“感性的身体”却紧绷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绳，霎时闪回戈壁童年，怔在与此相似的一幕幕图景面前。
不能置疑发言者的好心，这只是我——一个还未为自己是谁准备好的人——本能而简单的生理反应。那一瞬间，时间哗地裂开一条口子，我看见其间纯白的光芒在同一时刻蓄积而落，落成一条白茫茫的长路，徐徐移向我的脚下。
显然，时机已到。它如此明了，又如此自然。它似乎在等待这个让我身体“紧绷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绳”的时刻，让我因为深陷其中而生出一种极度的烦恼，生出极力摆脱这种生理反应的渴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烦恼与渴望呢？是你眼睁睁看着别人指认出“你是谁或者不是谁”，而你却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不是谁的尴尬和焦灼。
必须结束这种尴尬和焦灼，必须把自己从身体的仓皇失措中解救出来，必须要在别人指认你之前，首先认出你自己。我对自己说。
2
时间要退回到我的祖辈一代。
母亲的户籍册页民族一栏里，填写着“维吾尔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母亲都有着一望而知的民族特征。她浓郁而鲜明的形体——头发、眉毛、眼睛及至体型——来自她的母亲，使她不发一声，便彰显着自身的生物和文化基因。但她从中学起便大声而自然地说着汉话，在学校、在办公室、在家里、在食堂、在与邻居的寒暄中。这是因为母亲另有一半汉族血统。
母亲的父亲，一位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山东籍汉族男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在与日军激战不敌之后，吉林东部地区先后有四万余名抗日义勇军及家属泣别祖国，退入苏联境内。我的姥爷便是其中一员。退入苏联后，这批抗日义勇军被解除武装，集中在伊尔库斯克和多木斯克等地。因给养日益艰难，苏联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协议，分三种办法将这批包括抗日将领、抗日战士、抗日人员家属在内的抗日难民护送回国。我的姥爷被分配在绕道哈萨克斯坦经新疆塔城回国这批队伍里，最迟至一九三三年十月，经苏联巴克图卡边卡进入新疆，此后或经盛世才宪警学校培训，入政南疆柯坪县警察局，先任督察，后为代理局长，此生再未离开新疆。安定之后，我的姥爷与当地一位维吾尔女子，生下他在新疆唯一的子嗣——我的母亲。
母亲拒绝回忆。对于我的姥爷，她的正面评价只限于“英挺高大相貌堂堂，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剩下的，都是经由一些无意闲聊，片言只语地漏出来。当然，还有我稀薄的记忆。过去仿佛深渊，母亲拒绝回望，所以姥爷——这位山东男人在于我，无论相貌，抑或性格，总是一堆东拼西凑的碎片。但我的姥爷完全接纳了维吾尔人的生活方式确为事实。他与维吾尔女人育有后代；他使用维吾尔人的语言；他拿着小刀，以维吾尔人刀刃朝内削刮骨头的方法吃肉；他不吃猪肉，抽莫合烟，喝浓酽的砖茶；他几乎不提他在山东的亲人，他到死也没有与他们再相见，即使那里还有他的妻子和大女儿。母亲说，她唯一的好日子是在柯平县，那时候她刚刚记事，家境富裕。记忆中她常由警卫看护，骑着我姥爷的高头大马上街玩耍。现在来看，也许就是这段享受荣华的经历，让我母亲及至年老体衰的今天都挥不去性格中那一缕顽固的耀武扬威。可惜好景不长，在母亲曲折模糊的记忆里，穷困一直伴随着她，并留下难以忘怀的痛苦。但她还是勉强上完了初中，而且是在汉族学校。
汉语与维吾尔语皆为母亲的母语，她完成了对它们的共同继承。在与母亲交流时，我的姥爷几乎不用汉语，即使在她嫁人生子之后，他因病被我父亲从库车接来我家之后，仍然在一些私密而细腻的时刻情不自禁与她说起了维吾尔语。
姥爷顽固地用维吾尔语与已用汉话处世的母亲交流，他一再强化母亲有别于他的文化和生物基因，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为什么我的汉族姥爷如此迷恋维吾尔语？为什么他要强化他与维吾尔族之间的关系？他揪住维吾尔语这根突触丰富的文化经络，是想表达他与维吾尔人的亲近，还是在戳指母亲与维吾尔传统文化的疏远？或者，他要以维吾尔语为脐带，来显现他们父女意味深远的血缘关系，再或者，只是为了纪念他九死一生非同寻常的命运？
无论我的姥爷如何将母亲推向她的维吾尔血统，我都认为，当他们父女在用维吾尔语交谈的时候，支撑这些谈话的，是一种混入了中原汉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这其间的比例分成，大概连他们二人都说不清楚。那些时刻，我的姥爷是不自知的，我的母亲同样无知无觉，但两种文化一定在交汇融合，又日益层压于母亲的意识深处，最终将她带向自身的选择：她将留下什么，抛弃什么，然后形成她自己。
是时代而非我的姥爷将母亲带向她的命运，这也是那个年代大部分人的命运形式。最初，生活在维吾尔传统中的母亲浑然不觉自己还有另外一半汉族血统，到了学龄期，母亲一家从柯平来到库车，姥爷浸染大烟，又身无所长，生活愈发困顿艰辛，用光积蓄，变卖首饰，直到衣食无落居无宁日，母亲身在其中，深尝一个残破的维吾尔族家庭在那个变乱时代所携带的苦楚。母亲没说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学说汉语，一条稍许清晰的界限立于她离开库车前往焉耆上中学之际。
那是一所汉语学校，母亲与维吾尔族传统渐渐疏远，最为突出的变异应该始于此处。环境永远是基因生变的培养液，人亦如其他物种，在生物和文化两个层面常以变异取胜化解困阻曲折。只是，母亲在学校经历了什么？什么事或者哪个人使她萌生了第一缕稀释维吾尔传统的念头？或者，因为人的从众心理，又因为一个贫穷女孩的孤单和恐惧，她宁愿选择作为人群的大多数——也是她的另一半——的汉族血统？所有这些，母亲拒绝说出，但偶尔会突然愤怒地提到别人动辄让她“跳个舞”。真是奇怪！母亲由衷地喜爱维吾尔音乐与舞蹈，但凡旋律飘来，她都喜上眉梢神色灿然，但凡见到维吾尔女子的绰约舞姿，她都抖肩动脖跃跃欲试，却在做出偏离维吾尔传统的文化选择时，以别人让她跳舞为自辩。母亲不肯细说，我当然不能强究。追查旁人的记忆或者隐衷，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带着一丝野蛮和无情，更何况是我的母亲。母女连心，我多少能够体会到她性格里天生的自尊和骄傲，这些自尊与骄傲既是她的荣耀也是她的羞愧。
3
一九五六年一月，近万名河南籍青壮年即将进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决定在库尔勒垦区和焉耆垦区之外增加一个塔里木垦区，以安置这批受就业和粮食压力离开家乡来到新疆垦荒的内地人。塔里木垦区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中道、塔里木河下游两岸古尉犁和古渠犁国一带，《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的尉犁城“地广，饶水草，田美”。清《西域水道记》也记载：“塔里木河，河水汪洋东逝，两岸旷邈弥望。”但是二百年后，当时间来到一九五六年，尉犁地区已经因为河水改道而导致田地干涸、家园废弃，因此，那些前往荒原寻找可开垦荒地的勘探人员只发现了极少数生活在“残墙折缝”中的农牧民。
一九五六年六月，兵团二师在勘探结束后，将塔里木垦区规划出七个新农场，分布于今库尔勒—若羌公路沿线，面积近六万公顷。我的出生地，乌鲁克镇三十二团，便是其一。
乌鲁克，维吾尔语，大海子的意思。望文生义，可知这里曾经水天相接湖波荡漾。不知当年最早抵达这里的垦荒者，望着这片已为盐碱干旱毁成荒漠的丝路小镇，心中是否和多年之后的我一样，面对这个名字如汩汩水声的地方频生怀古之情。时光汤汤，人或者物，我们谁都难知自己的未来将往何处去。
农场选址尽量远离民族聚居区。“1990年，全团……汉族5884人，维吾尔族17人，回族256人，蒙古族2人，其他民族5人。”【1】清晰的数据显现着我的生长环境：一个维吾尔人只占极少数的沙漠小镇。
“文革”初期，我的父母从二百公里外的农二师师机关——驻地库尔勒市，下放乌鲁克三十二团劳动。从城市来到农场，其间所意味的不只是每日超体能劳作以及紧缺的食粮，还有丧失维吾尔族文化特征的生活环境。虽然之前母亲的生活圈子以汉族人居多，但是库尔勒城内的维吾尔人仍然进出于她的日常生活。她在师机关的同事中有维吾尔人；她去集市上买维吾尔人的小白杏；下班路上，维吾尔族男人赶着马车从她身旁经过；到了古尔邦节，维吾尔人欢天喜地地聚在广场上，他们打着手鼓，跳起舞来。来到农场，二百多平方公里的荒原上，仅有的十几个维吾尔人散落在十四个自然村里，族群、语言、氛围——维吾尔文化所依赖的生长环境消失殆尽。对于这十几位维吾尔人，我猜母亲听说过他们，但她从不清楚他们住在哪里，更没有寻找过他们。四十年后，临近退休之际，我的母亲才重返库尔勒市。
这是很多内地人难以相信的事。他们从各种途径获得的关于新疆的印象是：哪里都能看见长辫子大眼睛的维吾尔族姑娘，哪里都能听到手鼓和热瓦甫的热烈节奏，随处可见飘着礼赞声的圆顶清真寺，以及做完礼拜回家的维吾尔族男人。所以，当我说出在我十八岁之前，我不了解除我母亲之外的任何维吾尔人，谁都不会相信。
与生俱来的一些事物在流失，虽然面不改色，但母亲肯定有所察觉。她只是不说，或者因为生活的劳累让她无暇他顾，或因无人倾听，或者因为她想随遇而安，或者，仅仅因为她对这件事不以为意。到了我对此有所意识的时候，她已经不再愿意跟我谈论这件事情的复杂内涵了。
母亲接受了这个崭新而荒凉的生息地，接受了维吾尔传统文化从她身体里无可挽回地流失的现实。她只会说不会写，她拒绝在人前表演舞蹈，她从来不是穆斯林，这跟她成为中共党员没有关系，即使后来我的父亲去世、痛苦经久不息地缠绕着她，使她一度试图接近宗教，她也没有考虑过伊斯兰教。她退离了这片疆域，缓慢又不彻底，然后进入血缘的另一半——汉族传统，最终在那里栽植起她的人生与未来，却也是同样的不彻底。
现在看来，这种交汇融合产生的最本质的后果是：汉族与维吾尔族，对于双方而言，我母亲都是一个他者。她哪一个都是，又哪一个都不是。她是一个新的第三者，一个异类，处于他们之间，又超出了他们。
选自《十月》，2016年第3期
注释：
【1】《农二师志》，农二师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