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说|阿舍：我不知道我是谁（4-6节）

阿舍，维吾尔族，汉语写作。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现居银川，媒体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5届、第28届高研班学员。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奔跑的骨头》《飞地在哪里》，散文集《白蝴蝶，黑蝴蝶》《撞痕》。

4

更大的变异延续在我身上。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母亲大声说着浸透新疆本土腔调的汉语，我的父亲缓缓讲着带有湖南湘西口音的汉语，维吾尔语已经像一条消失的河流隐没在我的成长中，潜入我生息的沙漠绿洲，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地下暗河，汩汩流动，细小而曲折地寻找或许终将消逝的河道。

公元一九七一年仲秋的一个上午，我的母亲挺着她就要临盆的大肚子，与我扁担般枯瘦的父亲站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二团团部一处家属院的空地上。彼时，秋阳辉煌，蓝天高爽，周遭远远近近的芦苇、大白杨和垂柳正以它们淡金色的宁静吐露着戈壁滩的生机。此情此景给人安宁，我的父亲母亲却忧心忡忡，全不在意留意。他们眉头紧蹙，目生烦忧，一再打量扔在身后的那堆破破烂烂的锅碗铺盖，为眼前突现的麻烦而忐忑不安。

这一日，下放连队劳动的父亲母亲一同调到团部工作。这片团部家属区前前后后只有四五排土坯平房，十几户人家已经住得满满当当，为了安置我的父母，团部领导要求最后一排平房的两户人家各自腾出一间房屋，联并而起，充作我父母的新居。这些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营房，早已随着第一代军垦战士和全国进疆知青的孩子们的诞生而变得拥挤和紧缺，所以，那两户被要求腾出房间的人家，自然是一边磨磨蹭蹭摔摔打打，一边将满腹牢骚甩在我父母的脸上。

母亲一再强调了这是团部安排，但见对方有意拖延，很快也恼了。母亲个头矮小，却素来强硬，那一日她虽然身怀六甲，却依旧遇强则强。他们——我们家未来的邻居，肯定被当了多年师机关机要员，此前又领导着一个种田“铁娘子班”的母亲的口舌之利给触动了，又见她一副毫不怕生绝无惧意的神情，即便脸越来越黑，手下却是渐渐利索起来。

就在母亲为他们的安身之处与人据理力争的时候，我的父亲，一位从东北某糖厂辗转进入新疆的湖南人，却在一旁忙着追赶那些从鸡笼里惊飞而出的老母鸡。在一片鸡毛腾飞鸡鸣格格的凌乱中，我的父亲东扑西扑，左闪右跳，抓住一只再去摁倒另一只，幸亏从小在湘西翻山越岭练就一副好腿脚，总算在没有惹出一番嘲笑前把它们重新塞回已经破烂的柳条筐里。那些母鸡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而专门饲养的，它们已经被我母亲喂得膏肥脂厚，在经历了一个早晨牛车和拖拉机轮番不休的颠簸之后，此刻又在我母亲忿愤之声的刺激下，再也忍耐不住，便格格架架地添起乱来。当然，这一切只是那一天出其不意的一点小麻烦，它们很快被抹平。到了黄昏，我的父母在他们简陋温暖的小屋安顿下来。二十多天之后，我出生了。

最初的不快似乎并没有影响我父母的邻里关系，至少，在我最早的记忆里，院子里的大人们大多平静友好，我经常被母亲带到某户人家打牌玩乐，也常常一个人因为寻找小伙伴而在邻居家进进出出。我们的邻居——湖南人、四川人、河北人、江苏人、湖北人、山东人、上海人、北京人，更多是河南人——都是来自内地的汉族人，包括我的父亲。

只有我的母亲不同，因为母亲的不同，所以，我和妹妹也与别人不同。但是，除了民族称谓，我们不知道自己如何跟周围的汉族人区别开来。因为我和妹妹说的语言，吃的食物，学习的课本，穿的衣服，心里的渴望……都跟周围的汉族人没有两样。

我们的户籍承袭着父亲的汉族身份，但周围人都知道我和妹妹是半个维吾尔人。他们习惯于先用维吾尔血统将我们区别开来，给我们扣上这只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然后再否认这只空壳，“她们哪是维吾尔人，她们啥都跟我们一样”，这种十分奇怪的心理一直到许多年后才被我理解。

他们说得没错。母亲以她的容貌、性格、语言显现自己的维吾尔人身份，父亲以他的男方体质显现他的汉族人特征，只有我和妹妹，我们左右都不是。我们不会说维吾尔语，不知道他们怎么布置家居，不跳他们的舞蹈，不了解他们除不食猪肉以外的禁忌。我们被父亲南方人的体貌和气质稀释得就跟汉族人一模一样，却被周围人认为不是汉族人。我们的血统距离父母双方的源头越来越远，被新加入进来的血统混合得哪一个都不是、都不像。我们既不是这一个，也不是那一个，我们似乎不能成为我们新的自己，我们必须借助父母之中的一个民族族别来让别人评论我们。世界就是要为我们命名，我们不能什么也不是。但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是。

关于“你是谁”的问题，童年的我还迷迷瞪瞪，但是已经感应到自己与群体的差异性，已经有一种由之而来的自觉存在下来。它像一根金属天线，亮晶晶伸直臂杆，在戈壁大漠的半空里，遥感和接收着来自周身世界的所有与此相关的生命电波。

生活中，我从母亲那里接收到的有关维吾尔人的信息十分微弱。母亲给我的印象是，她更忧心于我的顽皮，却不认为民族血缘这件事有必要像警告我学好功课、不要爬房上树、不要一个人去大渠玩水这些事情一样，一再对我耳提面命。

记忆零碎，它们一片片被我从时光中艰难找回。

我记得姥爷驼着背趴在床上咯血，记得他从不慈祥地对我说过一句话，所以更不会教我认清我的多民族血缘；我记得母亲为我糟糕的珠算成绩向我的汉族数学老师登门致歉，却不记得她教我说过一句维吾尔语；我记得母亲请人给我织毛衣做棉裤，却不记得我的四季衣裙里有一件维吾尔族传统服饰；我记得母亲睡觉醒来，总会在张口打出第一个哈欠的同时唤一声“胡达啊”（胡达即真主），却不记得她稍许详细地告知我“胡达”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她会呼唤“胡达”；我记得母亲从小教我削果皮一定要将刀刃朝内，给我示范如何“动脖子”，却不记得她像故事里的老祖母一样，为我讲述她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似乎有比民族血缘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母亲面对：工作、收入、晚饭、节日、劳动、入党请求、疲惫、疾病、夫妻关系、鸡瘟……种种不如意，以及微小的快乐，它们都使这件事趋于黯淡幽微，趋于消失为零。

戈壁滩上的春风吹绿了塔河两岸的胡杨林，浩浩荡荡的塔河水经过一个冬天的断流又流进了水渠两旁的棉花地，鱼群如期到来，梨花按时开放，但是自母亲流向我的维吾尔族血统，当抵达我，已经流失殆尽。

许多年后，我试图通过回忆来勘探这一脉血统的流失成因。当记忆零碎又持续地显现时，我尽量使自己细微、理性，在把她想象为一条大河的同时，一并兼顾着水流的大小曲折、河上的航船、岸边的沙土，以及在流动过程中的人为消减和天然损耗。但我的口吻听起来大概太像指责了，所以惹得母亲满心不快。母亲认为我要向她清算和索要，而她反感一切与此相关的企图。所以母亲开始抗议我的记忆，拒绝我的探问。她瞪大眼睛气冲冲地说：你忘了你姥爷整天背着你给你讲故事，你忘了我教你用维吾尔语数数，你忘了你的舌头像根木棍根本发不出一个像样的卷舌音……

记忆仿佛生命最初的冲动，一经启动，便不肯停歇。这一次，我的记忆带我回到某年秋日的一个傍晚，那时我有九岁了。

天刚刚黑下来，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一对年轻健康的维吾尔族夫妇。他们的到来没有丝毫预兆。我正在里屋做作业，外屋突然传来一串欢快又陌生的问候声，那声音听起来像是翻着筋斗的音符，有力、卷曲、悠扬。我惊跳着跑出来，立刻傻眼了。家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维吾尔人，母亲竟然在用维吾尔语说话。年轻的叔叔边说边笑，黑色唇髭使他显得十分强壮，笑声使他显得特别友好。他坐在沙发上，面朝母亲，身体前倾，一连串地说着什么，每段话都用一串笑声结尾。对面的母亲一边点头，一边轻松应答，时不时也被感染得笑起来。此时父亲站在桌旁，只是殷勤激动地望着来客，半个字都插不上嘴。他们后来似乎谈到我，因为年轻的叔叔看见我后，明显针对我问了母亲什么，母亲便回头看了一眼呆立在过道上的我，继续用维吾尔语回了一句，然后惹来年轻叔叔一阵爽朗大笑。这对维吾尔族夫妇的到来和离去都十分突然，没等我从惊讶中醒过神来，他们就要告辞了。出门前，年轻的叔叔将放在脚边的一篮葡萄提起交给父亲，然后右手抚胸面向母亲施礼。

他们离开许久，我还能听见年轻叔叔回荡在我家檐梁间的笑声。他们是我家仅此而止的维吾尔族客人。后来我上了中学，家里来过两个维吾尔族男人，他们不是客人，他们来我家买走了那只跟着爸爸上班下班黑白相间的新疆细毛羊。

在年轻的维吾尔族夫妇之前，我从不知道我生活的团场还有他们存在；从没听过妈妈这么流利自信地说着维吾尔语；从不知道除了春节，还有一个叫作古尔邦节的维吾尔人的节日，这是那对维吾尔族夫妇拜访母亲的原因。

一开始就丧失了本能的亲近，一开始就演示了已经形成的距离。维吾尔人、维吾尔语、维吾尔节日……当这些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文化基因逼真地出现在我眼前时，贯通于我的，却只有惊讶与陌生。而母亲与父亲，却早已达成默契，不管我心中有多少疑问，不管我需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与后果，他们沉默地站在了一起，站在了我的惊讶与困惑之前，挡住我的视线，一言不发。

让他们为此斟酌权衡吧！让他们带我进入人世和人群，让他们在有意与无意里抹淡我身上的概念、符号与限制，放任我在戈壁滩上的脚步与身影吧！说到底，我该说什么样的语言，该过什么样的节日，是以一个维吾尔人的方式还是以一个汉族女孩的习惯长大，它们中的哪一方，能够保证我有一个更加平坦的未来？能够承诺我的人生幸福？能够帮我建立立身处世的正义与理性？其时其景，父亲和母亲一定没有答案，一定有所质疑，所以他们沉默忽略。而我，我在那天黄昏的诧异平息之后，在太阳重又从沙丘之间跃上蓝天之后，便将这件事扔在潜意识的冰山之下。那个年龄的孩子，刚刚挣脱了父母的臂弯，刚刚被允许闯进世界里撒野，在他们焕发奇光的眼眸中，外部世界宛如乐园，每一块石头都是城堡，每一片叶子都是航船，每一只蜻蜓都是一部童话，世间万物如老鹰、小鸡、泥巴、桑葚子、风、夜晚、鳞光闪闪的鱼、沙漠……无不魔术般赐予他们无限欢乐。他们需要尖叫着奔向前方，他们无暇低头和回头，这是那些开始衰老的人和思想高深的人喜欢纠缠的事。他们只是好奇和快乐，他们还无从理解生命底部的那些事物，即便心有困惑，也顾不上思索。他们来不及思索，还不会思索，他们把困惑要么甩开，要么埋在身体里的一个暗黑之地，好像沤积肥料，不使它见光不给它透气，唯独假以时日，任其漫长发酵。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样说既非开脱自身，也非为父母说项，生命偶然形成，事物奇幻转化，是与非相互缠绕，蒲公英被风卷起时无从知晓自己的未来，种子落进泥土，即便造物降下启示，也不会提前显现最终的结果，所有的遗传与变异，均渗入每一日的生生不息中。

5

母亲是维吾尔人，我便是“二转子”。是汉族的父亲与维吾尔族的母亲结合生下的“二转子”。“二转子”，这个新疆本地用以称呼多民族混血人的称谓落在我身上的时候，至少在那时使我尤其单一地区别于身旁的大多数人。

中学时代，一些公众场合，人群中一直会有那么一两位，会在我毫无准备，也无所意识的时候，以民族的特殊性，以平地惊雷的方式，戳认出我与旁人的不同。他们有的是邻居，有的是同学或者学校老师，有的是父母的同事。那时我不理解他们说话的语气，也看不明白他们脸上的表情，也许其中什么也没有。但此言一旦入耳，多半令我陷入痴呆无措之中，只能怔怔接受周围人同时投向我的目光。这种被猝然静止的气流罩在人群当中，接受众人审视的图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认识自身的第一堵栅墙，令我一再跌入一个异样的体验：头顶掠过一道闪电之后，整个人霎时冰冻。

现在来想，那时我每每被这种指认吓住的原因，多半在于深恐被大多数人排除在外，畏惧被孤立或者被遗弃。这是年长以后我在读了一些心理学知识后才明白的事，才了解集体对于孩童的意味：他们将集体视为世界，以此判断世界对他们的亲近与疏远、接纳与拒绝。也许当年那些惯于指出我的人没有目的或者恶意，也许他们只是随口说着一个事实，但这种使我突然置身于睽睽众目之下的言行，不管用意何在，至少在我离开团场之前，成为我记忆版图内的一块黑色硬核，并且必须要等到多年以后，凭借一种特殊的化合剂，才能渐次析出其间的成分，破译它的生长和变异密码。而当时那个被“霎时冰冻”住的我，只可能无师自通地感受到了什么：融于大众才是安全的，与多数人保持一致才会有伙伴与快乐。

这和一九六二年踏上印度土地的V.S.奈保尔在孟买火车站触发的情绪完全相反：

“在美国，印度人是与众不同的；在埃及，印度人显得更加独特。如今在孟买，每回走进一间商店或餐馆，我总会期待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反应和接待，但每回大失所望。感觉上，就好像就人剥夺了一部分自我似的……在印度，我是个没脸的人……在印度，我渴望重振我的独特性，但我不晓得如何着手。”

奈保尔渴求独特和差异。他为自己的脸埋没于孟买大街上的无数张印度人的脸而感到失落。他当时多大了？三十岁，一个成熟并有些自负的男人。这么想完全合理。

这么想完全符合此刻年过四十的我——拒绝跟任何人雷同，拒绝被人划入圈子，被贴上标签，被混同；世界可以忽略我，但不可以混同我。

当然，这也符合人的文明，唯个体的觉醒和进步，人才会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被抹去个体差异性之后的懊恼，越来越多的人拒绝为同一性的海潮吞没，进而宣示自身，进而强化并夸饰自己的独特性、差异性，进而在显现差异性的过分表达中忽视了人与人的同一性、夸大了人与人的区别，进而在强调差异性的言行中透露出了令人不安的攻击性。

但不管怎样，那时候，那个惯于被“霎时冰冻”的我还只是一个孩子，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自我”、“独特”以及“差异”的重要性。我的觉醒是那么迟缓，一直要延迟到我的孩子的到来。而在此之前，那些着意强调我的差异性的人，他们在我眼中，像极了那些令人怀疑的宣道者与审判者，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和手势都带着无中生有的道德优越感，带着一些企图为我引路的傲慢和自以为是。

当“二转子”这个称谓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它在听觉上带给我的不适。父亲母亲不曾告诉我我该如何回应：是接纳它，平静地告知并展现我的差异性，还是抵触和刺穿它所含带的一切轻蔑与分别心，抑或彻底消除它，让它像时间一样一去不返。那时候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也许他们心中还有更难平复的苦恼，也许他们与我处境相同忧惧相似。所以，尽管我一天比一天更像一个汉族女孩，他们依然不提此事，不做回应，任由这个称谓随着我的成长，如戈壁滩上的芦苇，在炽风流沙里，摇荡于我的年少岁月。

父母的缄默与忽略种下了焦虑的种子。时光流淌，后来我离开团场，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他们的策略：不提此事，不做回应，任由它跨过我青春的草地，尾随于我的远行、恋爱和理想，直至在我孩子的眠床一侧淤积为一片冰蓝深邃的湖水。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许多年过去之后，我仍然没有为自己的差异性而准备妥当，仍旧不知如何塑就自己的立场与态度，更不敢大胆为此放声。暗地里，我只是长久地困惑着：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男男女女，这么多老人和孩子，这么多张大大小小颜色不一的嘴巴，一再要强调我与旁人的差异性？为什么他们比我更迫切于我的差异性？为什么他们喜欢对我指指画画？

万物生长，昼夜不息，连同戈壁滩的流沙，连同所有人内心的须根，连同我的差异性。

6

十四岁，我上初三，夏日里的一天，父亲接到湖南老家的一封来信。写信者记不清了，但是信里附有一张证实我又增加了另一种血统和身份的文件。

文件很像那种张贴在街头的告示，黄纸，红色打印字，盖着公章。后来我查证资料，证实了自己的记忆。一本《湖南侗族百年》的书里这样写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相继成立了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经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深入调查，并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芷江、会同、靖州、绥宁等县又恢复认定了一批侗族人口。”【2】

我记得父亲举着文件，像是要把每个字敲进墙里似的说了两遍：我是侗族噢！我不是汉族，我们村里乡里姓杨的都是侗族了。接着，转过脑袋，以一副出大事的表情对我和妹妹说：你们俩要把民族改掉，改成侗族。

一旁静立的母亲立刻绷起脸说，要改也得改成维吾尔族。

这时候，我和妹妹的民族身份问题，终于真正进入父亲母亲认真思考和选择的阶段。而在我这里，事情复杂起来，原本我与周围人还有一半同一性，此时又剔除一份，只剩下姥爷那边四分之一汉族血缘。单边的差异性延伸至双亲，独特性由此加倍，但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一个我一无所知的民族身份在我出生时掉下来，绑在我身上，许多年过去了，似乎嫌我和妹妹顶着这一只空壳还不够，于是又来了一只。

一再被赋予，一再被加入，生命莫名其妙地一再被添加着未知。我能做什么呢？两只空壳，两坨未知。那时的我当然不是后来的我，当然想不到去填满它们，补充它们，探知它们。我一片茫然。无所谓。把它们交回到父母手中。

身份意识的第二次觉醒更加让我无以应对。顶着一只维吾尔人的空壳，我已经习惯被当作一个汉族女孩，习惯了说汉语，穿汉族人的流行服装，用汉族人的思维处理自己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然而新的血统事实显示：无论我多么像一个汉族人，我距离汉族人的血缘却越来越远。

父母似乎为此商议了好几天。母亲的意愿一日强似一日，父亲一边沉默地听，一边手脚不停地伺弄他的菜园和满院子的葡萄藤。父亲在想什么呢？他做了半辈子汉族人，现在突然被指认为侗族人，不管那封信里提供的族群普查数据多么严肃确凿，但他与侗族人有哪些存在的关系呢？他在为母亲的强势感到不快，还是试图从记忆与意识的深处，抽取与那张“文件”或者“证明”相关的族源和文化信息？

那些科学数据——他头骨和腿骨的弧度，他的染色体微卫星位点——和现在的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可曾依据过这些科学数据吃吃喝喝出出进进，可曾知道自己的祖先被称为“南蛮”、“百越”、“荆蛮”、“武陵蛮”以及“僚”和“洞苗”？可曾知道自小相伴的干栏屋、糍粑、米酒、酸鱼其实都来自侗族祖先的遗留？作为古代越人的后代，在生物遗传的深层，他还留有什么特征？基因的返祖现象是否哪怕只有短短一瞬重回他的梦境，让他进入这个水稻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经验？或者，他能够说出祖辈不经意间口口相传于他潜意识中的一粒原始音素，记起一段不知年月的大歌旋律与创世神话？在湘西密密层层的大山脚下，在干栏木房廊檐相接的村落里，在简陋却热闹的乡间集市里，他一定曾经见过那些用绒绳结辫盘头、身穿左衽无领衣的侗族女孩，还有那些青布包头下打绑腿的侗族男人，那时候，他是否直觉到自己与他们的相似性？是否在见到他们的同时，心中升起过一缕族源上的本能亲近？

父亲一定不会想这么多。他只有小学文化，他木讷、老实、忠厚、懦弱，他拙于与人相处，怯于为自己辩护，更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许多时候，因为总为他人着想，他没有立场，也少有担当。他出身贫寒，母亲早年改嫁，后来经历过饥荒，遭遇过“文革”，外部世界的混乱加剧了他个人命运的卑微飘摇。和中国大多数百姓一样，他的一生只能顾及眼前的存在，因而人生没有目标，更谈不上理想。他不喜欢了解自己，或者想都不想这个问题；他熟知宋代杨家将三代人的故事，却表现出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没有丝毫兴趣。他和我的母亲，以及大多数中国百姓想的一样，认为了解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远远不如当下每一天的稳定与充实重要，不如每顿有酒有肉、出入平安顺遂、死时体面入葬实在。所以，面对母亲决定将我和妹妹改为维吾尔族的坚决态度，父亲没有抗议，或者，至少他和母亲没有让我看到他的抗议。

母亲将我的民族由汉族改为维吾尔族，除了性格里的傲慢与自尊，还有另一层实用策略：维吾尔族在新疆考大学加分，而侗族无此特殊照顾。仅凭这一点，父亲反对她的任何一条理由都无立锥之地。中国如此之大，边疆如此偏远，谁不想方设法垫高儿女人生的起点呢！并且，我们都清楚，在内心深处，父亲比母亲更巴望着我们为他光宗耀祖。

做出决定之后，那年暑假，母亲带着我前往尉犁县人民政府，为修改民族一事上下奔波。与团场不同，尉犁县县城随处皆有维吾尔人的身影，夏天仍穿毡靴的维吾尔族老奶奶，倒骑驴的维吾尔族老爷爷，商场前蒙头乞讨的维吾尔族女人，在雕着花纹的摇篮里睡觉的维吾尔族婴儿……我第一次置身于如此众多的维吾尔人中间，体会到维吾尔人汇聚之地的风味与情调，觉察到自己将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但是我没有稍多耐心去观察他们，更无法走近他们。母亲隔在我与他们之间，我对维吾尔人的亲近感只停留在母亲一人身上，维吾尔人对当时的我而言，只是母亲一个个体，而非一个整体。更何况，那个年龄的我，行走在炽热晃眼的县城街道上，更关心的是街上流行的裙子样式，喇叭里传出的流行音乐，更急于让母亲给我买份鲜奶冰激凌、酸辣凉粉和炒拉条。但母亲气冲冲的，脸上淌着抹不尽的汗水，根本没有心情带我逛逛县城的自由市场和大商场，大概因为父亲不露面协助她而心生怨愤。所以，那个暑假的县城之行，除了母亲找到她的中学同学，与人好言相求的一幕，我不记得更多与维吾尔人相关的画面了。

这次县城之行，按理，能使维吾尔人的世界与我的感官机能发生碰撞，产生一些特别的印象，哪怕是肤浅的，进而引发我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第三次觉醒，但是它草率地就结束了，在我年少空洞的生命岁月，在那年夏天白花花的天空下，像一条挣破水底网洞的鱼，身体一晃，尾巴一甩，便消失了。

选自《十月》，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季亚娅

注释

【2】《湖南侗族百年》，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岳麓书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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