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维吾尔族，白纸黑字，户籍本上的这四个字，成了一道真正的分界线。从此这个名称不再是一只空壳，它变重了，变得有所指、有实惠的利益——高考加分。母亲高兴地松了口气，她骄傲地想，她站在所有人面前，名正言顺为她女儿的人生垫高了三十分。所有的人都明白怎么回事，我是想沾民族考生的便宜，我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维吾尔人。母亲才不管别人怎么说，更不管什么文化和传统，不管我会不会说维吾尔语，会不会跳维吾尔族舞蹈，跟眼前的好处相比，跟实实在在的分数相比，跟离开农场的希望相比，跟人生可能由此被赋予的美好前景相比，那些事情根本不重要！
我的母亲啊！但愿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中，但愿她与造物冥冥相通，早就算定我会回来把这只由血缘构成的外壳，缓慢地融化，直至完全融入生命。
高中学习沉闷无趣，我和所有期求离开农场的孩子一样，决心一拼到底，为自己的命运而战。我的学习成绩在高二时爬到中上，渐渐进入了颇有希望的一列。除此之外，我还得为自尊而战。母亲千辛万苦为我垫高的这三十分，比身为维吾尔族却名不副实带给我更多自视与自疚。一些刺耳的声音传过来：三十分的优遇和照顾，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宣告你不如别人，是量出了你与别人的差距，是在鄙视你。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种理解合不合理，只是在听到这种说法之后，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带着少年的负气，咬牙发奋。
一九八九年，那是我在农场的最后一个夏天。没有比那一年更热、更宁静、更令人窒息的夏天了。我记得我和大家坐在课堂里一起流汗，汗珠浸透衬衣的前胸和后背，浸湿头发和脖子，又滴在习题纸上。我的同桌，一位从另一个农场转学过来的汉族女孩，皮肤黝黑，生了一脸豆大的疥疮。她不停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珠，稍不小心就碰破一粒，黄白色的脓液跟着溢出，然后是血。她用卫生纸轻轻擦净，然后继续低头做习题。什么都打不破这种宁静和窒息。我回头再看班级里更多同学，同样冥思苦想，同样沉闷压抑，同样汗湿满面。这时我意识到，在我脚下，那被母亲垫高的三十分，将带给我预料不到的幸运！因为就在我回头看过去的一刻，班里五十多位同学突然呈几何级数增长，眨眼间如山如海，无穷无尽排出戈壁，排到地平线外。那一刻，我还想不到未来的就业竞争与生存压力，我只是感到心虚，面对这堵密不透风的人墙，我根本没有勇气说我一定能够冲出去，而这仅仅只是我所生活的这片戈壁滩。
那三十分要比自尊心切实多了。
当年，学校中榜三人，我是其一。那三十分帮了我。
家里大摆酒宴。我记得父亲从邻居家借来一张方桌，与家里那张拼在一起，摆在外屋中央。凳子也不够，又从隔壁借来长条凳。要请的人太多了，校长，任课老师，同学，邻居，两张桌子根本坐不下，夹菜伸不出胳膊，筷子给碰在地上。家里吵翻天，大人们说什么我全忘了，只记得父亲当大厨，在厨房和宴席之间奔忙不已。母亲坐在里端待客，不停有人向她道贺，她或者回敬一声，或者用她的女中音爽朗一笑。父亲给我和同学们单独在里屋摆了一桌饭菜，我沉浸在喜悦中，顾不得同学们在祝福我时心中滚动的失落感。我们是一群低地里的蝴蝶，被大漠和戈壁围困，我们整天幻想的，都是飞出这片荒远之地，落在内地——某个人口众多的繁华之地，说异乡人的语言，吃异乡人的食物，住进异乡人的房屋，迎接异乡人对我们的改造，从未来到命运，从人生到灵魂。我们美丽而肤浅，我们只想改造和蜕变，只想远离这个对人生和未来毫无意义的出生地，我们把梦想和幸福寄托在某个不知道的远方，因而每一个人的离去都会给另外的人带来撞击。我当然理解，那是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恐慌，微小，带刺，入骨入髓。我记得那天我特意剪了头发，穿了一件新买的蓝白条蝙蝠衫。饭菜撤走后，大家围成一圈，有人提议跳舞，并且特别要求我来跳。那时说跳舞，指的是摇摆舞、太空舞、抽筋舞，即使大家都知道我已经成为维吾尔人，也无人想起民族舞蹈，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从小到大，多数没有见过真正的维吾尔人，更不了解维吾尔人的生活和习惯。音乐从录音机里飘出来，是当时流行的一首名为《巴西狂热》的乐曲，大家都看着我，我站在屋子中间，面红耳赤，跳了一段摇摆舞。没有人加入我，大家好像很尴尬，我停了下来，突然觉得羞愧，就好像自己是个小丑。
一些事情无法说清，它们被层层包裹，要用一些子弹和利刃般的语言，才能破开。
一九八九年十月，我离开农场，这片赋予我地域和民族身份的出生地，随着火车驶离库尔勒，一步步向后退去，直至凝固为一个硬核，然后嗖地一下，又腾空落入我体内，由一个环绕我的外壳，变为我的生命特征，与我合体，再也无法分开。从此，母亲不再挡在我的面前，充当这个生命特征的传递者，从此我得自己来验证和显现我是维吾尔人，尽管我身心空虚，没有任何实在可以拿来验证和显现。
8
我来到银川，一座新建不久的民族学院，一个汉族人不再是绝对多数的新环境。没有绝对多数的环绕，每个充满差异性的个体样态就成为自然与日常，就不再是少数和异数。于我而言，这是个新鲜的体验，我不再被从群体中单独区别开来，不再是少数，不再被强调差异性和独特性。那些贯穿我成长，从一个绝对多数的群体抛向我的“她是维吾尔人”“她才不是维吾尔人”“她跟我们一样”“她不是我们”的外部声嚣终于停止了。这里，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每个人都独特，每个人都自然存在，都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地成为自己。开学第一周，每天晚饭后，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紫白条相间的薄毛衫，在食堂与宿舍的空地间与同学打羽毛球。蒙古族、锡伯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东乡族、俄罗斯族……难以料到下一个从我身旁经过的学子会是什么民族，但哪一个都自然，都独特，都重要同时又不重要。
这是有别于农场戈壁滩的一个新世界，安静又绚烂。我望着他们，就像来到一幕幕自然的奇观之前，他们脚步匆匆，笑声朗朗，突然就会用一句我听不懂的语言抚热我的耳郭，突然就会用一张异常俊美的容颜将我撞得目瞪口呆。我的眼睛看不够，心里秘密地欢喜和激动。
学校正西方就是青黛色的贺兰山。那几日，每天清晨都会从山上飘来一片细雨，校园里地面微湿，空气甜润，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然后像饱览山川美景一般打量着各个民族的男孩与女孩。有时候，比如早晨去锅炉房打水，中午在食堂排队买饭，突然间，我就会被某个新颖的面孔吸引住。这些吸引无关美丑，无关男女，就因为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独特性中的那种神态。我一眼就盯上了这样一类人。
这种被一个陌生人的面孔吸引的感觉真是令人兴奋，就像小时候父亲带着我在雨后的林带里找蘑菇，走啊走，直到林带尽头，柳条筐里仍然可怜巴巴扔着一两朵，正要泄气返回之时，却眼睛一亮，就在脚边的树根处看见了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一大簇。但我生怕自己对他们的窥视惊动了他们，生怕破坏他们的自然状态。他们多完整啊！那个长着一头鬈发和一双蓝眼睛的古丽，那个脸上长满雀斑哼着牧歌的小个子藏族男孩，那个又高又壮对谁都笑眯眯的蒙古族学长……他们在自己的生命里，蓬勃生长，自然呈现，全身上下，每一种神态、每一根线条都举世无双，都是独特的他（她）自己。他们不用因为一再被提醒“你是谁”而对自己产生怀疑，不用因为“你是什么”而特别地显现自己，他们像一株株长在河谷和山岗上的植物，互相都是唯一的，互相又都是共同的。
我终于被忽略和淹没了，在这个充满最多数的差异性的共同体内。
开心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从此可以消失在群体内，不受外部世界的指点，默默找一条路，证实和显现这个在不停混入另一种血液的变异途中，异化得谁都不是的我自己。
那时的我哪里知道，这条变异之途通向何方。
开学没几天，宿舍里来了一位胖乎乎的学姐，双眼皮，头发微黄，自来卷儿，普通话一口湖南腔。“我跟你一样，我也不会说维吾尔语，不仅我不会说，我们家没一个会说。”她是翦伯赞的外孙女，湖南人。
一个月后，同系的一位学姐，介绍我认识她的男朋友，一个叫艾合买江来自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兵团男孩。“我也不怎么会说维吾尔语，我爸爸是维吾尔族，妈妈是上海人。”他的脸是维吾尔人，他说话的腔调带着浓郁的新疆地方口音。他快乐而简单，对于自己不会说维吾尔语、没有食物禁忌、丧失维吾尔文化传统，似乎全不在意。他的态度与我母亲何其相似。
一种为差异性带来的眼花缭乱的惊喜平息后，校园，这个多民族共同体开始向我呈现它本就存在的内部机制。这与万物竞长的自然界一样，物以类聚，各行其是。我这张缺失维吾尔人特征的脸和我不会说维吾尔语的事实，只能使我与有相似境遇的人来而往之。即使在差异性成为最多数的共同体内，人还是本能地寻找自己的同类。人是天生的群居物种，群体的品质无论大小高低，个体对它的直感与需要，仍使它貌如树荫与沃土。
虽然没有明确地结成团伙，但我能够感到，学校里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各个民族都有。这多少令我感到安慰，我不再像在戈壁滩上的农场里只是少数，像我这样“谁都不是”的人是一个群体。渴望落身群体的心理一直跟随于我，它使我对此尤其敏感，我打量他们，等同于凝视自己。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群“二转子”“四不像”“中间人”“鸟人”“异形”“变种”“褪变者”，我们被自己的生命特征悬置在半空中；我们谁都不是，谁都不愿意承认我们；多数时间，我们连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空洞外壳都不完整，更别提内在与实质；我们令人遗憾地失去血缘和文化特征，蜷缩在一个个无所依托的空壳里，不知如何选择……但是，我们被造物通过父母和时代创造了出来，那么，我们一定有我们自身的必要性吧？
我问自己，虽无解答，但执着于民族身份的这份敏感，赋予了我审视周身事物的习惯。
多数人都接受了自己的缺失，并且要让这种缺失变得更加彻底。那个胖乎乎的学姐说：“没了就没了，我就在没有中做自己；我没错，任何人都没有错；这就是历史，人就是通过变种变过来的。”我羡慕她的态度，至少决绝，不犹豫，也不烦恼。她和艾合买江一样，不在乎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
大学二年级，宿舍里多了一位女孩，来自新疆若羌，母亲藏族，父亲汉族，说话带着农场孩子特有的口音。她生就一双大眼，长方脸，唇线棱起，一看便知倔强执拗。她行色匆匆，每天早出晚归，总是捧着一摞书，拼命学英语。她住在上铺，似乎有意与所有人保持适当距离，但是偶尔会高兴地给我们唱首歌儿。虽然以藏族身份考入大学，她同样不在意自己跟藏族几乎没什么关系，她对藏族的文化和传统也没什么好奇，她感兴趣的是英语，她认为英语比任何一门民族语言，甚至比汉语都重要。
宿舍窗外的迎春花又开了，槐树枝头挂满了洁白的槐花，我开始学习维吾尔语。我的老师是一位低我一级的维吾尔族男孩，他是那个藏族女孩带到宿舍来的。他真是造物的佳作。一头金发又柔软又蓬松，发梢在白皙的耳根下打着卷儿；淡褐色的眼睫毛仿佛一片椰树林，掩映着一双碧蓝的眼眸；没有比他的嘴唇更像一片花瓣的，他的唇色唯有婴儿可比；他会弹吉他，歌喉动听如情诗。但是造物没有把他造得十全十美，他骨骼纤秀个子矮小，让看见他的人都为他扼腕叹息。他跟随藏族女孩来到我们宿舍，身上背着吉他，次数多了，我们就让他唱歌。他唱的都是维吾尔歌曲，我听不懂歌词，却感到歌词的每一个音节都美妙无比。于是我说，赛里木，你教我说维吾尔语吧。
他就像一个漂亮的小锡兵，善良又温顺，我们说什么他都服从。
课堂就在宿舍里，每周一节。星期天的上午，我们开始洗衣服的时候，小锡兵甩着他的一头金发便站在了我们门前。他坐在我们中间，教我一句维吾尔语，再跟别人闲聊一句，“赛里木，你们家有多少头羊？”“我们家的羊数也数不清，那拉提草原上的羊全是我家的。”“那拉提草原有多大？”“比天都大。”宿舍里飞起一片欢笑。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把每堂课学过的单词和句子都记下来，上一行汉语，下一行是维吾尔语发音音标。学习过程原始笨拙，但是很快乐。学习效果说不上好，许多句子今天学，明天忘。但几个月过后，一些日常用语能听也能说了。
赛里木漫不经心地教，我漫不经心地学，他不是好老师，我不是好学生。但之前与此后，我都未如此靠近“维吾尔”三字。学习维吾尔语，校园里没有人强迫我，甚至也无人鼓励，但我不时被维吾尔语触动，就像音乐，总有将我掷回某段时光的神性。或许正因为不懂，使得好奇心滋生出我对她的敏感。她的音节像波浪，一道连着一道，势不可当地从远处赶来，再一层层强劲地退回到天际；她听起来柔韧又深邃，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吞吐力量，吸卷着事物，再翻滚出意义，层出不穷。还有更关键的，我十分介意自己拥有“维吾尔人”的身份，却“不会说维吾尔语”和“不是维吾尔人”的事实。那时，我当然理解不了我的“不是”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是”，正是因为一次次由“不是”向“是”的遥望，才使我由自身走向了他人与外部世界。
校园里的那些维吾尔族姑娘，她们边走边说，不经意间，那些波浪般的音节就让路过的我听见了。那些时刻，我会侧过脸屏住呼吸，让听觉的王国跟随那些句子越走越远。一切就发生在短暂的几十秒钟之内，如此安静，又如此迫切，就好像旋转旋钮突然找到消失的电波。有时，在楼道里的水房，先我而到的两个维吾尔族姑娘碰到一起，她们边洗碗边就聊开了，声音像带着露珠的纤藤，蜿蜒伸至我的耳郭。这是最难得的机会，我心安理得等在她们身后，任由那一粒粒晶润的音节变成一条条细小的波纹，从我的唇间和指尖流过去。
除了赛里木，校园里再没有第二个真正的维吾尔人与我交往，而这个温顺善良的小锡兵也突然消失了。我猜是因为一个传言终止了这个学习过程。
一天晚上，藏族姑娘在登上她的上铺前，突然带着奇怪的笑容问我，都说你和赛里木谈恋爱，是真的吗？我正对着镜子琢磨刘海是不是应该剪短一些，听到藏族姑娘的问话，一只手握着梳子，愣住了。可爱的小锡兵突然成了怪物。怎样才能说明自己呢？大学两年多了，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心中对白马王子的想象又虚荣又摇摆，拿不准是高大成熟好，还是温柔多情好。但绝不应该是小锡兵这样的，至少不应该长得如此可爱又貌美。赛里木啊！在我眼里，他更像一个婴儿，因为只有婴儿，我才敢那么大胆放肆地打量和欣赏。今天，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具体说了什么，但坚决否认的态度一定使藏族姑娘领会了我们之间确无其事。那以后，小锡兵就不来我们宿舍了。
回顾这段往事，不免令我遥做假设。假如我和小锡兵谈了场恋爱，现在的我，也许已经如愿以偿，能够让波浪一般的维吾尔语，带我进入一个异于汉语世界的维吾尔文化，并借此向母亲炫耀，我从别人那里，推开了她没有为我打开的那扇门。推开这扇门的意义并非在于我有机会成为真正的维吾尔人，而是我拥有了出入连通两个语言世界的初级技术。我的血统告诉我我的一半来自那里，但是我从来没去过那里，除了满足好奇心，我或许还希望那个语言世界的人能够了解像我这样的维吾尔人的存在，不管他们承不承认，我们都存在着。在人的意义上，我们的存在和他们没有区别。而通过我，一个世界就多了一道被另一个世界了解、阅读和倾听的途径，也许这样，正好可以使我参与治疗两个世界或者更多人之间的隔膜与疏远。
这使我想到约瑟夫·布罗茨基，及其一篇名为《一间半房间》的散文。文章写于一九八五年，彼时，布罗茨基正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他坐在学校出租给他的一间公寓的厨房里，越来越清晰地看见了他的童年时代，一段与父母住在那套一间半房间里的生活，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俄罗斯。写作这篇文章，说布罗茨基怀着痛恨与愤怒并无不妥，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像俄罗斯那样擅于摧毁其国民的灵魂”。身为一位美籍俄罗斯犹太人，布罗茨基说他“随时准备用俄语读、写诗和信”，但回忆和讲述他的父母，他必须用英语。因为只有通过英语世界的阅读，他的父母所遭受的奴役才能得到释放，因为俄罗斯人不会愿意读到这些文字，因为至少是同一代人全都和他父母一样备受摧残；他认为，只有被俄罗斯以外的人阅读，他死去的父母的灵魂才能挣脱囚牢，得到救治。
语言可以使被囚禁的灵魂得到释放，语言可以使生命的感悟更强烈，尽管当时的我并不具备理解语言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灵魂学上的意义的能力，但那段时间我还是下意识往那个方向走了一步。我简单地认为，学会一些维吾尔语，我就能在汉语和维吾尔语两个世界之间穿行，就能使我的“不像维吾尔人”稍稍变得那么“像”一些，就能让更多人接受我，认可我。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维吾尔语这棵大树上的一根新发的枝条，哪怕短细，却构成了她的存在。当然，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将互为彼此存在的依据。
但造物并没有安排我去推开那扇门，没有让我从那棵大树的树干探出身来，他稍稍启开一根发丝般的缝隙又立刻合上了，只让我在树皮之下顶出一个小包又将我按了回去。我猜他是看出了我的懒惰和心不在焉，看出了我的好奇和下意识不过是一时兴起，不过是一两滴可有可无的灰色的年轻人的成长情结，看出我的须根根本没有用力扎向维吾尔语的土壤。
语言所具备的识别功能，既显现人的差异性，也消除差异性所导致的禁锢。大学校园里，汉语是一种“世界语”，她使我们通过共同的她，全部或者一部分地讲述着自己的差异性。之所以分出全部和一部分，是指像我这样的“褪变者”只能是“全部”使用汉语，而掌握自己民族语言的“完整人”，他们则骄傲地“一部分”使用，或者尽可能少地使用。“完整人”能够最大程度地回到并显现他们的差异性，褪变如我者，则因此几乎被抹去了个体的差异性。
真是奇怪！在戈壁滩上的农场，无论我怎么和旁人一样，旁人总是视我为“不一样”；来到校园，即使我努力表现出渴望回归“差异性”，但“差异性”始终将我排除在外。
似乎我决定不了自己是谁，似乎得由外部世界认为我是谁。这种感觉太糟糕了。而民族语言成为第一道无法翻越的山丘，是她首先在强调我“是”谁或者“不是”谁，我突然对她产生了微微的敌意。
我依然无法确定自己是谁。校园里似乎没有谁表现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或者，因为我从没有试图说出这个疑难，所以它变成一棵向内生长的藤本植物，在我内心的密林里暗昧生长。而它也不出我所料。它真是太喜欢这个不见天日却又纵容它的环境了，所以它横七竖八地长起来，恣肆无惮，越当四周安静，根须拔节的嘶嘶声越是吵闹。
原本我与校园里的维吾尔族同学就是两个世界，小锡兵消失以后，我下意识离他们更远了。初进校园时的莫名感动消失不见，那些不经意间飘过耳郭的波浪般的音节不再使我入迷。这时候我再看他们，校园里来来往往的维吾尔族学子，就如同内地人遥望新疆，一切认知重又因为时空之远而模糊不清，甚至滋生误读。此情此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使我感到惋惜。虽然整件事的重大或者微小，不过是一个民族血统“褪变者”的一己之事，但对此敏觉的人都能感受到，此事内部的牵扯远不止于一个个体。
这之后，与我往来密切的，都是一些从不使我追究“你是谁”的各民族同学，他们简单疏放的心怀让我感到，与其纠缠在“我是谁”这件事上，不如去看场电影谈次恋爱。偶尔，清真食堂已经没了饭菜，他们甚至会劝我：去汉灶吃吧，反正你又不是“正宗的”，无所谓！这种想法使我放松，既然我什么都不是，那么我谁都不是，我就是我自己吧！让民族、血统、身份、认同感这些暂且不带给我任何好处和坏处的玄虚之物躲到一边去吧！我才二十一岁，青春不是用来为这种事情发愁的。我要让自己爱上一个令我一见倾心的男子，要去图书馆抢座位看小说，要把那本印着庞德、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博尔赫斯诗歌的口袋书《邻笛集》全部背会；要为教工食堂的夜宵省下白天的菜票，不管那道红烧鲤鱼让我的脸像发面馒头一样迅速鼓胀起来；要练习汉字硬笔书法，为了让那些寄给远方同学的书信看起来十分美好……
选自《十月》，2016年第3期